2018宗教与社会稳定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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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宗教的“入世”，道德劝诫和心理疏导等特殊作用，使宗教具有其他社会形态所不具有的特性，即宗教的不可消亡性。宗教的现实需求性，使之对社会稳定具有特殊的作用。为此，应当加强宗教理论研究，加强宗教与政府的沟通，坚决打击各类“邪教”，充分发挥宗教在社会稳定中的特殊作用，切实“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关键词：宗教、社会稳定
　　Reflection on relig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Abstract：The spe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s rushi, moral expostu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nsoling which are imperishable make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social forms. Religion affects social stability as the society needs religion especially. Therefore, we should make further theoretic researches on religions,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s between religions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s, strike various cults resolutely and take full advantages of religion's special functions in social stability, and in this way will religion play a favorable role in socialism.
　　Key words： religion social stability
　　江泽民总书记早在1993年就明确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指导思想。本文拟从宗教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这一角度，对宗教的有关问题作点探索与思考。
　　一、客观地认识宗教的不可消亡性
　　无论对宗教下怎样的定义和作如何的阐释，宗教具有不可消亡性，这是一个不容置否的客观事实。按有关宗教哲学学者的观点，对于宗教来说，的确是一个应该从思想上越来越需要重新明确的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正确认识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做好稳定工作的重要思想前提之一。
　　一般认为，宗教是愚昧无知的产物，马克思对宗教曾经说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也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并以此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全部观点。实则在马克思之前英国近代唯物主义者霍布斯就提出过，“宗教起源于人类的愚昧无知和恐惧。”而马克思在提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同一本书中对宗教还有另一句话，“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因此，如何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状态下提出的这一论述，全面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点，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按照“愚昧说”的观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类对客观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宗教应当逐步减少和消亡，但事实上都并非如此。在科学如日中天的今天，宗教仍然十分盛行，甚至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尤其是许多研究自然科学的大科学家中，仍有虔诚的宗教信徒。据统计，到2000年，世界总人口数约为60.55亿，其中各类宗教信徒约为51.37亿，占总人口数的84.8%.由此，在当代哲学和宗教学界引发了宗教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与科学为什么能够和平共处这样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宗教作为一种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已经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它涉及几乎所有文化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而且很多时候是一种核心性或基础性的课题。”（《科学与宗教引论》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应当承认，对此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正确认识，在宗教研究的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并没有涉足。
　　事实上，宗教远非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迷信”、“愚昧”意义上的宗教，尤其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宗教也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身也产生了改革与发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首先，是宗教的世俗化。近现代之后，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宗教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为了适应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延续宗教的存在，各传统宗教纷纷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扬弃一些传统形式和观点开始关心人的世俗需要，重视人的世俗利益。正如英国伦理学家宾克莱所指出的那样：神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传统的宗教再不能按照古老的方式宣传下去了，“如果宗教要对现代人有任何价值，它必须适合他们生活环境的需要。”（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近代佛教改革家太虚明确倡导，人生佛教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生，推行把佛学和人生，学佛与做人统一起来的“人生佛教”。美国当代宗教史权威休斯顿·史密斯在其所著《人的宗教》一书中说明确提出，“宗教是生活的模式”，宗教的价值就是“促使人性趋于完美的力量”。认为“宗教提醒人类，生命取向要高”、“宗教不离修行，生命体验要深”、“宗教鼓励我们生活在世间时，生命能量要强”，十分典型地突出了近现代以来宗教的世俗性特点。并且，各类宗教在实际中特别关注和介入战争与和平、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种族冲突、疾病等重大社会问题。
　　其次，是宗教的道德化。近现代之后，宗教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注重对宗教教义的论证，转变为对现实生活中道德问题。宗教研究和关心的不再只是神与人的关系，而关注于社会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现实的道德问题。与此同时，伦理学研究大大受到神学研究的重视，如美国出现了以神学家为领导，有科学家、医生、律师参加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诺贝尔物理奖获者海森堡认为：“宗教是伦理学的基础；而伦理学则是生活的先决条件。”（海森堡《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我国的基督教近一个历史时期以来，也把道德作为其主要内容之一。如基督教有关组织出版的《讲道集》，1984年共刊出35篇讲章，其中涉及道德内容的就有11篇，在家庭、婚姻、职业以及社会公德等方面，都有明确的道德要求和宣扬。而我国的佛、道、儒等宗教，对道德的重视、弘扬、阐释就更是尤为突出，历来如此。
　　第三，宗教的心理学化。随着宗教的社会的世俗化、道德化，宗教日益重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并且，随着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哲学科学家对宗教的心理学作用也日益重视。新神学家保罗·蒂利希认为：宗教就是被一种“终极关怀紧紧把握住的状态”。近代佛教改革家太虚在《佛陀学纲》中说：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特点何在，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把这两种看清，才能够把人心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现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问题。“人本主义心学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罗洛·梅认为：”宗教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使人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焦虑，也使人能够更好地爱别人。这是宗教向人提供的一种精神性力量“。随着科学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物质生活不能代替人的精神生活，对人的精神心理方面出现的问题，科学知识和物质是无法提供一切所需条件的，人所必须经历生老病死、苦难、灾难等精神、心理上的痛苦，物质怎样是无济于事的。爱因斯坦也明确说过：”科学和宗教的冲突产生于严重的误解。即使宗教和科学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互相促动，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进而他认为，对于人来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事实也证明了这一问题。大科学家和具有很高科学知识能力的人，在某些科学领域是专家，但对人生中的困惑和心理精神上的困苦，他很可能是极端贫乏的，在对人生的意义、价值、困苦、灾难等精神世界方面的困惑疑问，他们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人对大科学有宗教信仰不理解，对高文凭高学历者参与邪教感到惊奇，实则正是人的精神心理世界的共同问题，使这些具有高科技知识的人和普通百姓汇同到了宗教这面大旗之下。正如我国当代有关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承认，关注人自身的生存和未来命运是人类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宗教之所以产生，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是有其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基础和根据的。“（《作为焦虑和平静的宗教》华夏出版社2000年出版，杨韶刚译）
　　仅从以上几点，我们应当承认，在科学的地位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的今天，宗教这一社会和精神现象的存在与发展，其不可消亡性，是有其必然性的。“宗教的消亡必然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甚至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王兆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02年第10期）
　　二、客观地认识宗教的现实需求性
　　对宗教这一社会和精神现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对当前的现实需求性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首先从整体上来看。从20世纪到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垄断性，社会物质欲求和精神追求相分裂，整个社会及文明向物质欲求倾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的利益冲突更加激烈，特别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化，人们普遍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工作、生活频率加快，压力加大，人与人的关系疏远，人类普遍陷于精神的困惑和信仰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极为渴望得到内心平静和心灵交流，许多人感到巨大的压力和不适应，而找不到化解内心矛盾与痛苦的良方，尤其是一些社会制度发生更变交替的国家，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还有诸如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等世界性问题，都使人类感觉到生存的最大危机。
　　第二，从我国当前的社会情况来看，也与整个世界人类所面临的情形有许多共同之处。此外，由于当前社会转型期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我们还面临许多其他的突出问题。农民中出现了大量离土离乡的城镇“居民”，“三农”问题成为党和政府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工人中的下岗和城镇失业问题也十分突出，按有关专家学者的调查统计，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的警戒线；工人阶级随着改革带来的阵痛，其主人翁地位和意识与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差；还有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相当的自由择业者，在他们的知识与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发挥的同时，有些人的社会归宿感也有所减弱；还如部分党员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原有信仰的丧失，信念动摇，作风不正甚至是严重腐败直至严重犯罪等等，以及当前犯罪的升级、毒品泛滥等等，都给大部分普通民众甚至党员干部队伍带来了政治、经济、精神和心理诸方面的强大冲击。这些问题和情况，在客观上都给宗教生存发展带来了较强烈的现实的需求性，一些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及邪教组织便借此之机萌生和发展，如福建省对全省宗教情况的调查，仅是经中央和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就达14种之多，并且发展较快，其中“falungong”就是其中主要邪教之一。作家韩少功在谈到“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问题时，对其所居住的乡村进行调查发现，其乡村的辍学率高达40%，进而指出“知识的阶层分化正比较经济的阶层分化更为急剧和尖锐地出现。可以想象，如果这种趋向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当这么多青少年被抛出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之外，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永远无望分享所谓现代化成果，接受各种极端思潮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这确实反映出当前这一问题的极为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