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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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为了顺应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司法制度进行了成效卓著的改革。作为司法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法学界，学者们纷纷提出：改革民事审判方式，首先应调整诉讼结构模式，即调整诉讼主体的地位及相互关系，而“证据制度是诉讼结构模式中的重要内容，证据的运用是贯穿于诉讼程序中的一根红线和充满灵感的神经”。[1] 可见证剧制度的改革，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甚……
二、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证据制度改革
（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证据制度改革简述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具体是指通过改变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不合时宜的影响司法公正的陈旧诉讼观念和习惯做法，保障公正裁判，提高办案效率，充分发挥法律赋与的审判职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机制。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法院系统就开展了一场以宪法和诉讼法为依据，以保障公正裁决为目的，以公开审判为重心，以三个强化，即“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当事人举证、强化合议庭职责”为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其实质是通过核实证据，查清事实，分清事非，明确责任，讲清道理，公正裁决，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实现司法公正。而在91年颁布的新民诉法，则以举证制度为主内容，强化了当事人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极端职权主义的证据程序功能模式，现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施行的辩论式审判方式，通过双方当事人诉讼言词对抗在法官的指导下当庭陈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当庭辩论、当庭裁判等。这都说明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证据制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是证据制度的改革。具体表现在：第一，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改变极端的或纯职权主义诉讼结构模式，而证据制度作为诉讼程序模式的重要内容。证据的运用是贯穿于诉讼程序中的，是体现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共同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形式；第二，强调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证即解决举证的主体直接反应为证据问题。强调当事人举证，重视法庭质证、认证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其结果必然会使民事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更加科学规范。
（二）证据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证据制度改革在民法制度中占重要的地位，具体内容包括：1 民事案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是否承担证明的责任；2 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当事人没有履行举证责任时将产生的结果；3 当事人是否有权参与审查法庭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和陈述意见；4 了解案情的人应如何提供证言；5 持有证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何对待司法机关调取证据的要求。要改革证据制度，首先，是改变、完善证据制度中不合时宜的习惯做法和陈旧诉讼观念，完善证据规则。受德国法观念，即“当事人掌握事实与公正的判决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规则中很少注意或根本不注意证据的量化规则，这给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实践带来了影响，从而也影响了审判效率和办案质量。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中旧的观念和做法，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其次，强化庭审功能，公开开庭审查核实证据。以往传统的做法是先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然后再开庭，而改革后的方式应是对证据先审后定，即在法官的主持下，让当事人面对面、公开地围绕事实展开辩论，举证、质证、认证在法庭，从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作出公正的裁决。第三是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官当庭认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根据民诉法第64条的规定，由当事人举证，但又保留了法官必要的调查权，这无疑减轻了法官调查取证的负担，也调动了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强调当事人举证、质证有利于在证据不足时当事人败诉得心服口服，抵制拉关系的不正之风。可见证据制度改革的意义在于：一，提高办案的效率和质量；二，提高了法官的素质，促进廉政建设；三，充分调动当事人行使诉权的积极性；四，有利于发挥各诉讼当参与人的作用，增强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法院和法官的地位，树立公正形象，从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
三、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证据制度改革的现状考查和实际运用
（一） 举证和举证责任
举证，字面上可理解为提供证据，它是诉讼活动中一项重要的诉讼行为，具体是指“在法官主持下，由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向法庭对其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说明，展示和论述其证明力的诉讼行为”。[2] 而举证责任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用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各国的民诉法都普遍引入举证制度，目前法学界中普遍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含两种意思：一，谁主张就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举证不能时应承担败诉的风险，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的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我国法律奉行举证责任制度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而传统的诉讼方式，主要是以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为主，过分强调了人民法院的职权而忽视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表现在法院包揽调查取证，相当一部分案件本来由当事人举证的，却由审判人员四处奔走，收集证据证明当事人的主张，造成法官和当事人界线混淆，责任不明，而法官包办取证不仅增加了法院的负担，也干预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判方式改革后，举证责任的转移给法官审判工作带来了便利，提高办案效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第一，举证宣传力度不够。由于当事人受旧的审判方式的影响或法律意识薄弱的缘故，通常会认为诉状一交，法官全包，不懂举证或不会举证；第二，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举证不能或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应负的法律后果。这就造成审判人员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凡是当事人能举证的，一定要他举证；凡是当事人不可能举证的，不能苛求他举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容易导致当事人举证意识的淡化。民诉法第64条第一款只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是立法上的不完善表现，导致了诉讼理论上对提供证据和举证责任的界线不分，忽略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这样同时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第三、没有明确规定举证的时限。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提交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但在实践中这一规定没有完全得到应用。参照设立举证期限的国家的民事诉讼法来看，一般把举证期限的终点确定在一审或终审的法庭辩论终止前。如日本民诉法规定：“攻击或防御方法，除另有规定外，可以在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3] 德国的民诉法则规定：“在作为判决基础的言词辩论终结后不能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4] 法国的民诉法则规定：“在辩论截止之后，当事人不得呈交任何支持其辩论中所发表的意见的申明………………”。[5] 据此，笔者认为这确切体现了当事人举证活动和庭审活动的特点，可将举证活动的期限确定在一审或终审中的法庭辩论终止之前，这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审结案件，促使当事人及时履行举证责任。第四、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不完全的，只规定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没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民诉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自行收集。”这一规定说明了在当事人举证的同时，人民法院仍有查证责任，它所起的尽管是补充作用，但充分体现了我国的诉讼结构模式仍是职权主义，有着审判上的自由裁量主义色彩。可见民诉法中的规定的举证责任是不完全的，它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以下原因制定的：“1、我国的人口绝大数是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农民，如举不出证据就要败诉，其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护；2、设定查证责任是为了实现民诉法中客观真实的证据标准，这有利于法院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审判，维护国家法制”。 [6] 但法律上尚没有明确规定不履行审判职责对在诉讼上会产生何种效力，应当承担何种后果。实践中也仅是以直接负责人玩忽职守为由，给予批评或纪律处分，与职权主义相比，英美法系中的当事人主义证据的调查方式为证据的收集和调查全部由当事人负责，当事人必须自己去发现全部事实证据由当事人或律师收集提出，换言之，即法官并没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强调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强化了当事人举证意识，但易造成当事人行为的任意性，使其滥用权利，作伪证或规避义务等。因而怎样在当事人与法官的职权中寻求适当的度成为英美法系司法改革的主题。而在中国，改革后的证据制度中，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同时，仍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查证职能。。只有当事人举证不能而法院无法查证或当事人提供证据未被认定的，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故在审判工作中法官如何指导当事人举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后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以当事人为主，但很多当事人并不清楚这一规定往往不知道举什麽证据；法官作为审判活动的主持者和指挥者，应对当事人作必要的指导。第一、应采取多种行式加强举证宣传，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第二，加强对证据的收集、调查和保全的指导，应按民诉法和其他规定的程序进行，不按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第三、帮助当事人认识举证责任的分担、转移和倒置。民诉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原被告和第三人都有举证责任。原告应该提出证据说明起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告对原告起诉的抗辨提出反驳时，或反诉时，必须列举事实和证据；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要有证据加以证明；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提出的要求，也应提供证据证明。如果被告在同一诉讼中主张与原告不同的事实，被告对此也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这便是举证责任的转移。而至于倒置的问题，本是指原告提出事实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某些特殊案件中，原告只能提出受损的事实，而不提出侵权的事实，这就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其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事由或对其主张事由负举证责任。第四是掌握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审判人员应对涉及自认、公知事实、自然规律和定理、推定的事实、已决事实、公证事实等无需让当事人举证，应当免除其举证证明的义务。当事人的举证范围应限于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对于法律规定由法院调查取证和免除当事人举证条件的，不能强迫当事人举证。
（二） 质证
所谓质证，指的是在庭审过程由案件当事人就法庭上出示的证据采取辨认、质疑、说明、辩论等形式进行对质核实，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诉讼活动。它是法庭审查核实证据的一种手段，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作为证据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贯彻民事诉讼公开原则、辩论原则及直接言辞原则的具体表现。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诉讼模式不同，因而与其相配套的质证模式也就不同。在当事人诉讼模式下，质证的程序完全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并被当事人所控制，法官处于消极地位，仅作为组织者；而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起主持和指挥作用，当事人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往往不利于查明真相，反而养成法官先入为主，唯我独尊的积习。相比较而言，当事人主义的质证模式中，质证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好的发挥，提高了质证的效果。庭审方式改革后，法官质证改为当事人互相质证，但受长期职权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表现在：（一）民诉法规定：“证据应在法庭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7] 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化，对质证有关的程序、方式、规则及质证权的行使、救济、质证在程序上的效力等没有规定，在司法中实践存在很大的空档。（二）法官仍对当事人的质证持漠视态度，对质证横加干预、武断限制等。在英美法系中，采用的是交叉询问方式，以保证证人和证言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要求当事人或律师询问证人，而在大陆法系中一般是法官向证人提问，由证人作与案情有关事实的陈述。双方律师在法官提问后才询问证人，是否采取交叉询问，完全取决于法官的意思。借鉴英美法系的交叉方式的优点，笔者认为我国宜采用审判长指挥下的交叉询问模式，进行质证。
（三）认证
民诉法中的认证，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举出的或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后，确认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一种诉讼活动”。[8] 在整个审判和案件处理过程中，认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认证是举证、质证的归宿和结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举证或法官自行调查的证据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后，其归宿和结果必然是法官认证；其此，认证是处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要靠认证来确认。本来应当作为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予认定，势必会造成案件处理的错误。可见审判过程中如何正确认定证据的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际工作中，认证的形式可分为五种，即一证一认、分段认证、综合认证、混合认证、判决认证。其中一证一认是指当事人举出的证据经质证后，经审判员和合议庭辨认，当即对每个证据是否有效予以确认，这种认证形式的特点是审判员思路清晰，庭审流畅，增加了庭审的透明度，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旁听人员听得明明白白，但不利于把握每个证据的关联性；而分段认证是指法官对举出的证据经质证，适当分为几个阶段对证据是否有效予以确认，这可使审判员清楚了解案件的事实，旁听人员听得明白但由于开庭次数多，使庭审时间延长，影响结案的速度和效率；综合认证是法官在庭审审查阶段对举出`的证据经质证后先不确认其是否有效，待庭审后，对证据一次性综合认定，此种形式通过法官的充分听取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辩论，保持庭审活动流畅，避免了法官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对证据的辩论对抗，利于树立法官的公正形象，体现了公开性和公正性，缺点是认定证据时易产生遗漏；混合认证是法官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经质证后能当即确认其效力的就当即确认，不能当即确认的，在庭审后经综合分析研究后公布结果，这能充分发挥审判员的主观能动性，准确认证，但层次不分明，使旁听者不明白；判决认证是法官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经质证后不确认其效力，而是在判决书中对证据的效力进行确认，这种形式能充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说明较充分、透彻和准确，但认证时间过长，如案件需再开庭审理，使旁听者不易了解审理和认证的情况，反而削弱了庭审的透明度。综合比较各种认证形式，笔者认为采用一证一认和综合认证的形式较好。首先，一证一认易适用于审理借款、购销等法律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中，法官对所举证据质证后，当即认定其效力，这可使庭审层次分明，当事人及旁听者清楚明白，达到以理和法服人的目的；其次，综合认证适用于当事人对立情绪较大，案情复杂的案件中，通过综合认证，一方面能全面、准确、客观反映案件的整体事实，强化了合议庭的功能，减少了当事人的不信任程度，而另一方面，在综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上认证，连贯而又说明充分，避免了前后认证的矛盾，保证了认证的统一。
（四）证人出庭作证
我国的民诉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一规定说的是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根据直接、言词原则和公平审判原则，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有利于当庭查明事实，提高诉讼实效，从而提高了办案的质量，对定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中，都是一种强制性的通例。在美国，民事诉讼甚至以证人证言为中心，证据几乎都是证人的证言，但两大法系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中的证人是必须有当事人在场才由法官发问的，而英美法系则要求证人必须在法官面前由当事人询问。在相当程度上，它决定了审判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有效，公正的问题。但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法律没有规定公民或有关单位违反出庭作证义务应负的法律后果或责任，这是造成了实践中证人普遍不出庭或拒绝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其次，现行的民诉法欠缺对拒不出庭作证的有关单位和公民的惩罚性措施作规定；第三是现行法没有对出庭作证的人员有关权益的保障制度作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害怕打击报复，我国这方面的制度是很不严密的，给证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另一个原因是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没有保障。针对这些弊端，如何改进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呢？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规则不全面、不系统的设置和规范，严重制约着我国的职权主义由强转弱的形态，或者说是影响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的强烈对抗色彩，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对证人出庭如下完善：
（一） 对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有关人员或单位采取强制措施。从法理上讲，证人不出庭作证违反了诉讼公开原则、直接原则和言词愿则，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或后果。各国的诉讼法都比较重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如德国的民诉法第390条规定：（1）证人并未提出理由或理由不充分时，，而仍拒绝作证，可命证人负担因其拒绝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同时对拒绝作证的证人处以违警罚款，不能缴纳罚款时，处以违警拘留。（2）证人再次拒绝作证时，依申请命令对其拘留，以强制作证。而英国高等法院的作证传票是用来强迫证人出庭作证的，凡传换不到的证人，即构成藐视法院行为。依各国的立法经验，我国也应采用罚款和拘传的强制措施，以保证证人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