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法治之路从这里延伸 ———癸未年民权发展回眸

4591739

　　 ;相对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而言，“一年”的时间似乎短得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没有这其中的任何一年，历史将不会完完整，文明也不能延续。时间的年轮记载着社会变迁的风风雨雨，岁月的长河流淌着文明传承的涓涓细流。在这些难以计数的诸多“一年”中，有些尤尤其重要。它们或标识一个时代的结束，或开启一个新的纪元，或影响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改革开放………所有这些———无论是“旧瓶装新酒”的改良，还是“新桃换旧符”的革命———都无不与历史上特定的年份相关联。
   
  公元2003年，是中国传统历法中的“癸未年”，俗称“羊年”。与那些重要的年份相比，它似乎显得有些平凡：因为这一年里没有波澜壮阔的运动，亦没有激荡人心的变革，更没有惊心动魄的革命。但是就民权进展而言，它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一年里，我们见证了众多关涉民生、体贴民情和反映民意的民权立法正在迅速扩展，并开始从“纸上的权利”变成生活的现实；“依法行政、执政为民”也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有了具体措施和认真落实；国家对私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与真诚；公民行使和维护权利的意识正在蓬勃兴起并日渐高涨……所有这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变革景象，都推动着整个社会朝着政府开明、政治清明、民权昌明和法律文明的方向演进。而这一切，为步履维艰的中国法治提供了新的契机，带来了新的希望。
   
   
   
  变法：民权的确证与拓展
   
  华夏民族具有悠久的法律传统，早在夏朝就有“五刑”之法，春秋战国是法治发达的时代，及至秦朝，“治道运行，皆有法式”，甚至“法繁于秋荼，网密于凝脂”。由汉至清，法典体系之庞大，律例条文之繁多，为世界法律文明史中所罕见。然而囿于时代的局限，这些法律的价值取向不是维护民权，而是袒护君权、父权和夫权。因此，对百姓而言，法律无异于权利的桎梏和自由的枷锁，他们“举手挂罗网，动足触机陷”，身家性命毫无保障，更遑论财产权了。
   
  晚清以降，变法之声不绝于耳，权利话语反复言说，威权政治逐步弱化，自由价值日渐彰显。时至今日，法律已多如牛毛、密若繁星。然而现代法律应是民主权利的屏障，“人民自由的圣经”。有法可依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立法的质量和价值取向。当代中国法治已经走到了一个理应省察和锤炼自身，进一步确证和拓展法律的“民本”价值取向的重要阶段。2003年的“变法”，标志了这种走向。当人们正心存疑虑地议论“人权”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述却悄然载入了修宪议案。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从宪法上对“人权”的首次确认，该款如获通过，将对中国的人权保护产生深远影响。人们由此可以期望，未来的法律将会更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更观照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同时，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财产日益受到重视和保护，但对于“私有财产权”仍然讳莫如深，或在法律措辞上遮掩躲闪。修宪议案一改过去的保守姿态，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大胆地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提升到了宪法的高度。这不仅标识着中国产权制度的重大突破，而且体现了中国法治的一个重大进步。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人是“单位人”、“部门人”，最终都是“国家人”。从摇篮到墓地，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单位的控制；从家庭到社会，人们的一切行为均须服从国家的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个人自由的空间不断拓展，新《婚姻登记条例》便明显具有此种旨向。根据该条例：婚检由强制改为自愿；结婚和离婚无需单位证明；离婚登记也可当场办妥。条例凸现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体现了法律的人情味和人性化，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婚姻领域。难怪酝酿过程中它就引起了各界的密切关注，出台后好评如潮。
   
  公安部门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服务民众的重任，然而长期以来“警察”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管制”而非“服务”。有鉴于此，公安部推出了“30项便民利民措施”，涉及公众普遍关心的户籍、交通、出入境、消防等四方面。根据这些措施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新出生婴儿户口登记随父随母可自愿选择；不再对申领身份证的年龄加以限制；考取驾照的年龄放宽到70岁；被判处徒刑和被决定劳教的人员不再被注销户口等等。与上述改革并行的是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随着《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颁发，“社区矫正”制度开始试行，这在保护罪犯人权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罪犯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切实的保障，那么对普通公民的权益保障通常不会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