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宪法修正与宪政民主观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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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宪政民主论构成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更凸显了朝野关于民主的新认识。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内容入宪表明我们正在放弃历时长久的“革命”民主观，并形成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思维。
   
  主题词：宪法修正;“革命”民主;宪政民主;政治文明;人权保障;
   
   
  宪法是人民的圣典。每当修宪时，它都要氤氲一层神圣而美丽的光环。这不仅是因为媒体的聚焦会使修宪议题演变为公共话语，更因为现代修宪已成为与社会各阶层、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利益博弈，对利益安排的预期和憧憬使它吸引人们的凝视与关怀。但宪法终究不是凡器，它高贵得让人陌生，抽象得让人疑惑，灿烂得让人不能亲近。因此，宪法修正案的正式出台，不是宪法行程的归宿，而只是漫漫征程的起点。我们要认真对待、深入解读宪法修正所折射出的宪政民主理念。纵观中国的修宪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更凸显了朝野关于国家权力的新认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的内容置于“国家机构”之前，反映了人们关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孰本孰末的认知变迁。公民权利的“顺序在先”引导着公民意识的复苏和勃兴，并为法治理念的导入储备力量。九九宪法修正案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树立宪政民主观的重要里程碑，它表达了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法律之下的权力的法治信念。而二零零四年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则表达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良宪治国的坚定决心，是对“宪法者，公民权利之保障书也”这一法治普遍真理的回归，是对国家权力价值的鲜明认知。二十年，四次宪法修改，“权利优位”、“法治模式”和人权理念随之确立。显然，这样的价值和制度选择，昭示了人们对宪政民主观的趋近。新近的修正案对“政治文明”和“人权”等的宣示，正是这一理念的写照和固化，它反映了人们关于国家权力正当性基础和价值根基的新认知。
   
   
  一、宪政民主论构成现代国家政治权力正当性的首要基础
   
  权力何以能正当存在并保持持久一直是政治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垄断有组织的暴力以抵御外来侵扰、维持国内政治社会秩序，是任何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基础。但暴力并不能为政权提供正当性的支持。正如卢梭所言，“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事实上，没有获得某种普遍性的认可，单纯凭籍暴力和强制统治，只会使整个社会处于持续的紧张之中。自政治权力存在以来，人们便不断追问其存在并为少数人执掌的正当性，并创造种种理论来论证其合法性。在现代政治国家，宪政民主论构成了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
   
  (一)权力正当性理论的演变
   
  在近代以前，为政权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天命论”。近代以前的集权主义政治形成了心理动机、思想逻辑到行为方式三者合一自成体系的政治模式，为其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提供了几个重要来源：一是“君权神授论”，借助原始宗教意识并虚拟超世俗社会的神秘主体，来论证政治权力操于一人之手的正当性；二是“奉天承运”，借助主宰自然界的所谓“天道”、“天命”的神秘力量，来论证政治权力建立和更替的正当性。天子乃“君权神授”和“奉天承运”派生而来。通过这样的意识形态铺垫，“天子”与皇帝合二为一而获得独掌国家大权的正当性。《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这一“天命论”的注脚。“祀”的重要性排在“戎”的前面。祈天祭祖，神道设教，为政治权力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正当性基础，并塑造了人民对对统治权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