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古代“五听”制度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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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听讼制度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通过听讼探究案件事实真相，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是中国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追溯“五听”制度的历史沿革，以案例形式归纳“五听”制度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五听”制度作一价值评析，管窥这一制度对现代刑事诉讼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当代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古代刑事诉讼 “五听”制度 判例
一、“五听”制度的历史沿革
有社会就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纷争，而纠纷的解决需要有一定的渠道，否则秩序无以维护，社会无法发展，个人的进步更是无从谈起。告之于官府，由第三者对纷争进行裁断，成为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诉讼尽管不是唯一的、首选的纠纷解决途径，但却是最终的国家正式的救济制度，诉讼“定纷止争”的功能即在于此。纷争的解决，大抵分为事实调查与法律适用两个过程。事实调查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只有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这一点在我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刑事诉讼中显得尤为突出。听讼旨在通过当事人 尤其是被告人的陈述，查明案件真相，而“五听”则是中国古代法官审判案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法官通过对当事人察言观色，通过五种具体的方式审理清楚案情，然后进行公正的判决。
（一）奴隶社会的“五听”制度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纷争之事自不可避免。《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也……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意思是说“有了天地，万物开始产生……讼承继需，需为供养，讼为争斗，为了争取供养必然发生争讼”，这段话阐明了讼之缘起，揭示了诉讼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周礼·地官·大司寇》：“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其地治者，听而断之。”注：“争罪曰狱，争财曰松。”这是“讼”的原有含义。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这个“讼”是广义的，泛指狱讼之事。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在广义上使用“听讼”一词。
“五听”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奴隶社会即已存在。《尚书·吕刑》记载：“听狱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意思是说当时的司法官“断狱息讼”时，在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到齐后，应当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通过察看“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其陈述是否确实，并据以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进行定罪量刑。《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说：“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在审讯时司法官要察言观色，所谓：“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感），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 这就是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道理，陈述时的神情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并据此综合判断其陈述是否真实，从而对案情作出判断。 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对五听制度的明确记述。除了以“五听”的方式对陈述的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外，还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察辞于差” ，注意比较和发现陈述人言词中的差异和矛盾。司法官审理案件时除了直接听取当事人陈述，辨别其中的矛盾外，在必要时还应当广泛调查，对细末之处也应一一核对清楚，未经查实者，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即所谓的“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五听” 。
（二）封建社会的“五听”制度
封建社会的法律承继了奴隶制社会“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要求。在秦朝，凡狱讯：“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如果供词矛盾或情节陈述不清，可以反复讯问，如当事人多次变供“更言不服”者，可用刑讯，即“笞掠”。[1](P.133)汉时对被告进行审讯，称作“鞫狱”，据《尚书·吕刑》所言：“汉世问罪谓之鞫”，并沿用“五听”之法。[1](P.194)到了唐朝，五听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后世所继承。《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疏议》又注解：“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2](P.592)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通过五听的方式，依据情理审查供词的内容，然后同其他证据进行比较印证，检验证据的可靠性。宋承唐制，根据《宋刑统》规定：凡审理案件，应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如果事状疑似，而当事人又不肯实供者，则采取拷掠以取得口供。元朝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以理推寻”，依据该规则：“诸鞫问罪囚，必先参照元发事头，详审本人词理；研究合用证佐，追究可信显迹。若或事情疑似，赃状已明，而隐讳不招，须与连职官员，立案同署，依法拷问。其告指不明，无验证可据者，必须以理推寻，不得辄加拷掠。”或谓“诸鞫狱不能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理，辄施以大披卦及王侍郎绳索，并法外惨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元朝强调在审讯中要遵循“以理推寻”的规则，要求司法官必须先行“问呵”、“讯呵”程序，如果不得“罪囚”的“言语回者”，方可启用“拷掠”、“拷讯”之刑。较之过去，这无疑对“五听”断狱制度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明朝“问刑官”进行审讯时，要求“观于颜色，审听情词”，对“其词语抗厉，颜色不动者，事理必真，若转换支吾，则比理亏。” 清朝也非常重视通过五听获取“狱囚”的口供，《大清律例》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取囚服辩文状。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3](P.596-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