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9186026

　　历史上藏族社会经济法律的内容十分丰富，并表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藏族习惯法、藏区成文法和国家制定法三个层面上。本文首先从盟会习惯法、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经济责任习惯法、以罚代刑习惯法四个方面考察了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然后考察了吐蕃时期和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权成文法典中的经济法律规范，还论述了宋元明清中央政权在藏区的经济立法，最后指出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是藏汉蒙多民族法律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藏族经济法律文化包含着巨大的法理学价值。
藏族的先民早在4000多年前就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到元朝时逐渐形成一个居住地域相对固定、语言大体统一、具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其中的经济法规范上起吐蕃王朝，下至解放前，一直贯穿于其成文法和习惯法中，并在实践中规制着藏族社会经济生活。
为论述方便，笔者将从藏族习惯法、藏区成文法及国家制定法三个层面探讨其中所包含的经济法律规范。
一、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早在吐蕃王朝之前，青藏高原各部落在固有习惯基础之上形成了稳定的习惯法规范。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习惯法来保持与各民族部落的领属关系，另一方面将一些习惯法吸收到王朝统一的法律之中，使之上升为成文法，作为在吐蕃王朝控制区域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可以说，习惯法是吐蕃法律的渊源之一。之后经宋元明清等局部或统一的中央政权时代，部分习惯法经受住了法制文明的洗礼，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在藏族社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盟会习惯法
早在藏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各部落为了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经常以“盟会”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其政治联盟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吐蕃王朝时期，随着青藏高原统一程度的加强，盟会制度不仅反映王朝与部落的领属关系，更主要的是将双方的经济关系法律化。一方面，王朝保护各部落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各部落应向王朝交纳一定数量的牲畜或其他财产作为经济义务。盟会已成为清查财产、征收赋员的重要手段。王朝越强大，这种经济权利和义务关系越稳定。相反，在王朝日渐衰落的情况下，各部落则表现出不尽经济义务，时叛时服的情形。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赞普与臣下每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杀犬、马、牛、驴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共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祗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等身体屠裂，同于此牲。”直到清朝末年，青海藏族部落还按这种习惯会盟，到期不赴盟，要受到惩罚。《番例》第六条规定：凡会盟已给传知，如有推故不到者，千户等罚犏牛13条，百户等罚犏牛6条，管束部落之百长等罚犏牛5条。①由此也可以看出习惯法向成文法演变的历史轨迹。到了11世纪角厮啰政权兴起以后，尚无完备的成文法律，而是通过“盟誓”“祭天”的形式来维持王权与部落之间的臣属关系，以确保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
（二）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
世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保护自然和生态的习惯。尤其在佛教成为主导性宗教之后，由于受“佛戒杀生”禁忌之影响，他们一般不捕杀野生动物，诸如河鱼、秃鹫 、田鼠、黄羊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习惯逐渐上升为具有一定强制力的普遍适用的习惯法。后来，这种习惯法还以成文法的形式颁行和宣讲，历代达赖和历任摄政每年宣讲《日垄法章》，规定不许伤害山沟里除野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之外的生物，违者皆给予不同惩罚的禁令。理塘毛垭地区的土司规定：不能打猎，不准伤害有生命的东西，否则罚款。打死一只公鹿罚藏洋100元，母鹿罚50元，藏羊（或岩羊）罚10元，獐子（或狐狸）罚30元，水獭罚20元。①理塘木拉地区禁止人们挖药材，不论挖多少，是否挖到，也不管是在自己的地里或他人的地里，都要罚款。1人挖药材罚30藏元，2人罚60藏元，余类推。理塘拉木地区不准砍神树，也不准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对上山砍柴者罚藏元12-30元，越界砍柴者除罚藏洋10元外，还得退回所砍的柴，并没收砍柴工具②。显然，藏民族很早就意识到自然和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而加以保护。由于高原地区特殊的脆弱的生态遭到破坏，是很难恢复的，所以藏族习惯法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反映了藏民族法律文化的地域特点和科学性。在草原保护方面，“轮牧”是千百年来不变的非正式制度，也是藏民族保护草场，促进牧业良性发展的习惯法。搬迁轮牧的日子，也要遵从这种无形的法律，由部落首领择定良辰吉日统一进行，对早搬、迟搬、错搬者均给予经济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