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绑架罪犯罪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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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绑架罪的实行行为是单一行为，应当以行为人实施的绑架行为是否达到以实力支配、控制被害人的程度作为认定该罪既遂的标准。绑架罪属于继续犯，在整个绑架过程中可能存在继承共同正犯或继承帮助犯。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实施绑架行为之时可能伴随有其他犯罪行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或者以一罪论处，或者实行数罪并罚。
　　［关键词］ 绑架罪；停止形态；共犯形态；罪数形态
　　Abstract:The kidnapping crime act of a perpetrator is a sole behavior, and the standard of judging it is whether the perpetrator controls the victim. The kidnapping crime belongs to the pattern of continued crime, and there may be a continued joint principal offender and a continued accessory offender in the entire kidnapping proces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e perpetrator maybe implement other offends besides the kidnapping crime. In such a case , it should be punished as singular punishment or plural punishment for crim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details.
　　
　　Key words: kidnapping crime; suspendedform;complicity form; crime quantity forms
　　
　　一、绑架罪的停止形态
　　
　　让我们先看一则案例。被告人吕良彦在为其邻居吕良威打工期间，因认为吕良威给其工资太少，产生勒索吕良威钱财之念。1999 年8 月22 日下午购买了一塑料桶汽油，次日凌晨1 时许，将汽油倒在吕良威家门前草堆上，将草堆点燃后回家，乘吕良威全家人出去救火之机，翻墙进入吕良威家院内，撬开门锁，将在屋内睡觉的吕良威仅18 个月的儿子吕壮盗回家中，吕壮家人回家发现吕壮不见，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人员及时赶至现场,当即组织全村村民在各路口设卡追堵。被告人吕良彦见无法将吕壮带走，吕壮在其家中又哭闹不止，怕被人发现，即将吕壮抱还其家人，并谎称吕壮是其从小偷手中追回，后装晕倒地，因其言行矛盾，吕良彦被公安机关审查归案［1］。
　　本案在处理中，对被告人吕良彦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幼儿的行为构成绑架罪均无异议，但对其行为符合绑架罪的何种犯罪形态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良彦在其罪行尚未被发觉，有可能继续实施勒索财物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自动中止犯罪，将被绑架人交出，应属于犯罪中止。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良彦虽已着手实施绑架犯罪行为，但由于公安人员及时组织设卡追堵,以及吕壮在其家中哭闹不止等客观因素使吕良彦无法继续实施勒索财物行为，其犯罪未得逞，因此应属于犯罪未遂。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良彦以勒索财物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偷盗他人幼儿，并已实际控制了该幼儿，其行为完全具备了绑架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其行为应属犯罪既遂。至于被告人将幼儿送回的行为仅系其犯罪后逃避法律惩处的行为,不能就此认定为中止或未遂［1］。
　　笔者认为，之所以在上述案件中存在犯罪停止形态的争论，关键在于论者对绑架罪的实行行为认识不一致。“单一行为说”认为，绑架罪并非复行为犯，并不要求实际实施勒索行为，只要具有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目的而绑架的，即可构成本罪［2］。如果坚持“单一行为论”，就会认为只要行为人完成了绑架他人的行为，即构成绑架罪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向第三人提出不法要求以及满足不法要求的主观目的是否实现，对于本罪的既遂均没有影响。“复合行为说”则认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复合行为，具体表现为“绑架他人＋勒索财物”、“偷盗婴幼儿＋勒索财物”以及“绑架他人＋提出不法要求”［3］271-273。如果主张“复合行为说”，就会得出只有向第三人提出了不法要求才能构成绑架罪既遂的结论，有的观点甚至认为只有不法要求得到实现才能构成绑架罪既遂。我们赞同“单一行为说”。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尽管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在完成绑架人质的行为以后，一般会以一定的方式提出勒索财物或者满足其他不法利益的要求，但是，从法律的角度看，刑法并未规定只有在提出满足不法要求的行为之后才能构成绑架罪。“复合行为说”认为，主张绑架罪的客观行为为复合行为而非单一行为并不违背刑法关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规定。理由是：其一，《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明确规定为（绑架勒索或偷盗婴幼儿构成的）绑架罪的主观目的，并不排除有与之对应的勒索财物之实行行为存在。事实上，实践中绑架罪的犯罪分子在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后，都往往有勒索财物的实行行为。其二，将绑架他人行为（或偷盗婴幼儿行为）与勒索财物行为均视为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并不是说未勒索到财物的就不构成犯罪既遂，而只是反对将行为人一经实施绑架他人、偷盗婴幼儿行为而不问有无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就一律认定为绑架罪既遂的做法。事实上，视绑架罪的客观行为为复合行为，也可以将未达勒索财物（或满足不法要求）目的的绑架他人、偷盗婴幼儿行为同样作为既遂处理，并无矛盾之处，而是依此原则，对于行为人实行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行为后，尚未实行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行为的，应分别认定为绑架罪的未遂或中止形态，而不应认定为既遂［4］。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一方面，对犯罪目的的规定不等于对目的行为的规定。论者以实践中绑架案件的行为人大多在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后有勒索财物的行为为由，认为勒索财物的行为属于本罪的实行行为，这种解释犯罪构成要件的方法存在问题。因为我们对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不应建立在对案件事实的归纳上，而应当从法律的规定出发，合理解释其构成要件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绑架案件都存在勒索财物的行为，但刑法学是规范学而不是事实学，什么样的要素是构成要件，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来确定，而不能因为客观发生的案件大多具有勒索财物的行为，就将这一事实作为法律规定的内容。刑法在规定各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时，是从相关的案件事实中抽象出立法者认为构成某罪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不是将整个案件事实不加筛选地作为构成要件，客观案件的事实要素不一定就是构成要件的内容。我们认为，从自然意义上来说，行为人实施绑架人质的行为后，勒索到财物后将人质释放，是典型的绑架得逞；从法律意义上说，无论行为人是否实际提出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要求，是否实际得到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要求，是否杀害人质、伤害人质、释放人质，只要实际通过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控制人质得逞，就都应认定为绑架罪既遂。另一方面，刑法理论通说认为，认定犯罪既遂应以行为齐备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为标准，反对以行为人实现犯罪目的与否来判断犯罪是否既遂。既然上述论者也否认勒索到财物这一犯罪目的的实现是绑架罪的既遂标志，就没有理由在刑法规定的绑架罪构成要件之外非要加上一个勒索财物的行为。实际上，将刑法规定的绑架罪的犯罪目的理解为目的行为，无端地增加了绑架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因而缩小了绑架罪既遂的成立范围，确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第二，从本罪的直接客体来看，绑架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即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我国刑法理论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绑架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利，其中人身权利是本罪的主要客体［5-6］，［7］484。言下之意，公私财产所有权利要么是次要客体，要么是随机客体?①。笔者认为，这恐怕是学界在绑架罪实行行为认识上颇为混乱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对一个犯罪的规范分析往往是从该罪的犯罪客体（法益）出发，最终得出与法益保护目的相一致的结论。然而，分析绑架罪的法定罪状可以发现，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的，或者单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都构成绑架罪。倘若认为公私财产所有权是本罪的次要客体，则必然要求绑架行为不仅侵犯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且同时侵犯第三人的公私财产权利。如果说这种看法对于以勒索财[LL]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的行为尚且适用的话，那么其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单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情形。因为二者适用同样的法定刑，从理论上说这两种行为方式应当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很难想象前者既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又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后者只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可见，只有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是绑架行为必然侵犯的客体，公私财产所有权并非本罪必然侵犯的客体，因而其也就不是绑架罪的次要客体。那么，公私财产所有权是不是绑架罪的随机客体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由于随机客体也是复杂客体的一种，如果公私财产所有权利是绑架罪的随机客体的话，也可以说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但随机客体是加重刑事处罚的原因和依据，在绑架罪中，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是“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因此被绑架人的生命权才是该罪的随机客体。由此可见，公私财产所有权只是实施绑架罪过程中可能侵犯的客体，并且这种客体对定罪量刑均无实质影响。在此应当说明的是，行为必须侵犯何种客体与行为实际侵犯了何种客体不是等同问题。前者是构成要件问题，后者是客观事实问题。绑架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侵犯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绑架行为客观上只能侵犯人身权利，不能以行为现实侵犯的客体为根据解释刑法条文的犯罪客体。由此可见，通说的观点不能成立，绑架罪侵犯的并非复杂客体，而是单一客体。行为人一旦完成了绑架行为，就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由于无需要求侵犯公私财产权利，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在客观方面再附加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行为。
　　 ① 根据通说的理论，所谓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根据客体的单复性可以把直接客体分为单一客体与复杂客体。单一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只直接侵害一种社会关系，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害的客体包括两种以上的具体社会关系。其中，复杂客体又可以分为主要客体、次要客体和随机客体。主要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复杂客体中程度较严重的、刑法予以重点保护的社会关系。次要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复杂客体中程度较轻的、刑法予以一般保护的社会关系。随机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侵害的复杂客体中可能由于某种机遇而出现的客体。对于具有复杂客体的犯罪来说，除主要客体外，次要客体也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对于定罪量刑也有决定作用。而随机客体往往是加重刑事处罚的原因和依据，它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
　　第三，从理论上说，绑架罪属于目的犯，即以特定目的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目的犯的特定目的与故意犯罪中一般的犯罪目的不同，前者是故意之外的主观要素，为了实现特定目的，需要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实施与构成要件行为不同的行为；后者则是犯罪故意意志因素的内容，其本身包含在故意之中，只要实施构成要件性行为就能实现一般的犯罪目的。因此，“目的犯之目的，通常超过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范围，所以也称为超过的内心倾向。”［8］具体到绑架罪来说，勒索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要求是本罪的目的犯之目的，而非控制被绑架人的一般犯罪目的。绑架行为是作为犯罪故意意志因素内容的一般犯罪目的在客观上的表现，因此无疑应当作为绑架罪构成要件行为；相反，勒索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要求的目的是本罪的“超过的内心倾向”，其客观实现要求绑架之后再实施勒索财物或提出其他不法要求的行为。但是，目的犯之特定目的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在犯罪客观方面并不要求有相应行为与之对应，相应地，勒索财物的行为也就不是绑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
　　有的观点认为，将绑架罪的客观方面理解为绑架这一单一行为，则其犯罪中止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如一经实行绑架他人的行为，既遂即成立，行为人即使自动放弃勒索财物或不法要求的行为，也没有成立犯罪中止的余地，这不仅不合情理，也与刑法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放弃本可以继续实施的犯罪的精神相违背［9］750-751。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显然没有注意到绑架罪属于继续犯这一特点。所谓继续犯，是指作用于同一对象的一个犯罪行为从着手实行到行为终了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7］190。在行为人以勒索财物或满足不法要求为目的绑架他人并控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后，如果自动放弃提出勒索财物或不法要求的行为，并且自动放弃控制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的，属于自动放弃已经实施但仍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此时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已经遭受侵犯，犯罪已达到既遂状态；纵使行为人自动放弃提出勒索财物或不法要求的行为，也仍应对其绑架行为承担既遂的刑事责任，而没有犯罪中止成立的余地。对于行为人放弃提出勒索财物或不法要求，提前结束犯罪的继续状态的行为，可以作为从轻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当然，现行刑法将绑架罪的起刑点规定为10年有期徒刑，如果对上述情形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确有严苛之嫌，学界对此也早有异议；但这属于立法合理性的问题，应当通过修改刑法进一步完善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而不能因为照顾立法的不足而突破刑法的基本理论，否则无异于“丢了西瓜捡芝麻”。况且，“单一行为说”实际上也并没有断绝行为人中止犯罪的自新之路：在准备过程中以及在着手实施绑架之后，以实力控制被害人以前，是完全可以自动放弃犯罪而成立犯罪中止的。
　　基于本罪的客观行为是单一行为而不是复合行为，绑架罪的既遂便应以绑架行为是否达到以实力支配、控制被害人的程度为判断标准。已经实际控制人质的，是既遂；在绑架被害人的过程中，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控制被害人的（如由于被害人的反抗或者他人及时救助等原因致使绑架没有得逞的，或者被害人在被绑架过程中伺机逃跑成功的），是未遂。当然，在被害人已经被实际控制后伺机逃跑成功或者被其亲属等寻获而将其救回的情形下，仍应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