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法律视野下的企业间接社会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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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间接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法；法人制度
　　内容提要: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滥用已有从股东延伸至非股东企业的趋势，某些企业对他人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负有的注意义务（即“企业间接社会责任”）的缺失日益严重。其情形集中体现为，上游大企业以其自身的人力资源和资本等多方面的优势滥用下游企业的法人地位，通过下游企业的侵权行为把经营成本转移至与其无契约关系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上。这种做法有违“收益”与“责任”对等之正义原则。在我国，虽然现行立法并未承认“企业间接社会责任”，但相似处理方法已体现在部分与《劳动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只是相关立法在适用主体、适用范围、义务设定及救济方式上仍有不足之处，可参考美国的相关立法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
　　一、引言
　　“企业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1]股东以其出资额或认购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是公司法中的公司法人制度。其普遍的作用是：第一，鼓励资本家进行投资。公司法人制度的有限责任原则能够解决资本家对无限风险之后顾之忧，鼓励他们进行投资；第二，锁定资本（Lock—incapital）以及实现团队式生产（Ateamproduction）。[2]公司法人制度的独立财产原则将资本金锁定在公司之内，让资本金的供给变得稳定和长远。成员想退回投资，则只能通过股权或股份之买卖来完成，不影响公司法人的财务状况，然而，这种公司法人制度同时也存在某些弊端。
　　公司法人制度的弊端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利益。由于小股东不能直接从公司中抽走资本，所以小股东只能通过买卖其手中股权或股份进行“用脚投票”。然而，股权或股份的市场价值却可能比实际价值要低。第二，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侵害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传统来说，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主体是股东。不良的公司股东时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其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债权人的身份非常复杂，他们可能是职工，也可能是消费者，甚至是当地社区，所以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已成为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主体似乎有扩大的趋势，其已从股东延伸至非股东企业。因此，按照滥用主体是属于股东还是非股东来分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况可以被分为两类：第一，股东滥用其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第二，非股东滥用他人法人独立地位。
　　关于第一类股东滥用其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况，我国已有学者在上世纪末对此进行过深入探讨。[3]只要股东对债权人存有“不诚实”和“不公平”之情况，法院便会更愿意去“揭开公司法人面纱”（Piercethecorporation’sveil），要求股东承担对公司债权人之责任。[4]只要能够证明股东对公司的运营有控制之情况，则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便可以通过民事侵权法要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5]然而，第二类非股东滥用其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况比前者要来得复杂得多。传统的“揭开公司法人面纱”只适用于公司股东，对非公司股东显得无能为力，并不能解决第二类的滥用情况。并且，非公司股东大都不直接参与它人公司的日常经营，要求非股东公司对它人公司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承担法律责任，难以找到合理之依据。本文拟对第二类的滥用情况进行深入探讨，希望通过制度的建设让非公司股东对它人公司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负有一定之注意义务（本文把这种义务称之为“间接社会责任”[6]）。当非公司股东违反注意之义务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
　　非股东滥用他人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形集中表现为，某些企业对他人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负有的注意义务的缺失。在美国，越来越多的观点提出，在现代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具有资源优势的大企业往往不管它们所提出的价格或要求是否已偏离合理水平，仍要求其下游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欣然接受，[7]并以把订单转移到其他商家为挟，迫其就范。而为了生存，供应商和承包商便使用不同方式将其成本外部化至社会或其他处于更弱势之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身上。[8]在我国，类似的情况也存在着。[9]
　　自我国开放改革以来，有许多跨国企业进入到我国进行投资，而当中有一部分企业来华是为了采购价廉物美的产品或服务的。有些跨国采购商甚至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这些来华的跨国采购商通过订阅买卖合同向我国的供应商采购产品或服务。然而，我国有企业管理者提出，“血汗工厂”往往伴随着，“血汗价格”[10]。他说“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尚未走完视‘生存’为第一需要的艰难历程，本已处在微利线上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不得不采取低工资、长加班等‘血汗’措施去竞揽来自跨国公司的‘血汗价格’下的‘单边主义定单’。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能在美国本土的沃尔马超市里买到比生产国还要便宜的商品主要缘由。”[11]与此同时，我国也有研究报告提出类似观点：“一些国内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过于短视，也因为行为自率组织的缺位，企业以各自利益为中心，竞相压价，形成了恶性竞争的局面，最终导致全行为陷入低价、低利润的悲惨境地。在这种贸易中获得的只是国外客户，而且使其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进一步要求国内企业降价。”[12]尽管以上观点可能掺杂了一些排外的情绪，但毕竟也反映出某些现实情况。
　　“血汗价格”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血汗条款”可能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2007年11月，香港一非政府组织曾发表一份名为《血汗工厂计算机的制造》（TheManufacturingofSweatshopComputer）的研究报告。[13]其提及某一大型计算机公司在中国的广东之采购情况。该大型计算机公司为了降低其成本以及仓库中的存货数量，它将产品的前置时间（Leadtime）尽是缩短，以获得若干的好处，包括减低因存货带来的折旧成本、更准确地了解到市场的即时需要等。[14]然而，缩短产品前置时间却给下游企业带来沉重的生产压力和成本压力。假设一家制造商依正常生产能力需要至少三天时间才可生产出3000个计算机键盘，而大型计算机公司却突然提出在三天内交付5000个计算机键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下游企业便不得不超时加班，应付客户的突然需要，否则大型计算机公司便会以不配合为由取消或转移所有订单。这种情况对越处于下游的企业越不利，也造成下游企业的职工经常处于更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接受更差的福利待遇。[15]因此，可以从中得知，“血汗工厂”往往与“血汗条款”有脱不开的关系。
　　从传统民法来说，合同是由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所订立的。订立合同的主体在法律上是处于平等位置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另外一方。[16]根据该原理，采购商或分包商在与供应商或承包商订立买卖合同或承包合同时，双方处于平等位置，任何一方面都是通过各自的意思提出合同条款。然而，这种传统的“平等主体”假设，却似乎不能应付现今的实际情况。企业管理者的以上观点与研究报告都表明，在现今商事活动中，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大企业经常以其自身的人力资源和资本等多方面的优势把成本转嫁到弱势企业之上，而有部分弱势企业为了生存则通过违法行为再将这些成本转移至处于更弱势之群体身上。按照现有的规定，处于最高处的大企业只是通过买卖合同或承包合同获得劳动成果，而并未直接实施违法行为，也未与劳动者、环境等处于最基层之弱势群体建立任何法律上的直接关系，所以大企业一般不需要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损失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下游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成为所谓的“防火墙”，实际上让大企业规避了某些其应负的责任。这有违“收益”与“责任”对等之正义原则，形成了不公平的情况。这些不公平现象应由法律所规制，要求上游企业向基层弱势群体履行社会法律责任，将企业间接社会责任法制化。
　　事实上，尽管我国现行立法并未承认这里所提及的企业间接社会责任，但相似处理方法已经体现在部分与《劳动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准确把握现行的规定将有利于构建我国的企业间接社会责任法律制度。
　　二、我国体现企业间接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
　　（一）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法》并不承认自然人为用人单位。[17]更具体地说，如果自然人雇佣他人为其处理事务时，则其与雇员之间存在的不是劳动关系而是雇佣关系。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亦承继了这种原理并把发包方、个人承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三方关系进行更具体的规定。该法第94条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规定明显将发包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等同于劳动关系。然而，该规定仅仅适用于“个人承包经营者”。如果承包经营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则难以适用。另外，《劳动法》并不适用于买卖合同关系。大企业通过买卖合同向自然人购得商品，该自然人对其雇员实施的违法行为与大企业无关，大企业并不需就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即使大企业在交易中存有恶意，雇员仍无法要求大企业提供赔偿。
　　（二）司法解释和《工伤保险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12条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即共同被告）。这种把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共同被告的做法，实质确认了承包方和发包方对劳动者的损害可能负有连带责任。[18]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言下之意，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的是民事雇佣关系，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有所区别。而且，如果雇主具有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则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但是，由于《工伤保险条例》并未规定有过错第三人（如采购商、发包人）对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劳动者的工伤赔偿更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三）地方法规中的有关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9条规定：“建设工程项目发包人可以采取措施督促承包人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建设工程项目发包人或者总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承包人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建设行政部门可以决定由发包人或者总承包人先行垫付劳动者工资，先行垫付的工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该条规定，如建设工程项目发包人或者总承包人存有恶意行为，而且在有关行政部门决定之下，则需要与侵权承包商承担连带责任。不过，该条问题在于：第一，恶意行为只局限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而并未包括“发包价格低于合理成本价”等其他恶意情况。换句话说，即使分包商在承包合同中约定“血汗条款”，分包商亦不需要对此承当任何法律责任；第二，其只适用于建设工程项目承包关系，其它的法律关系如买卖合同关系并不适用。
　　（四）对上述法律法规的思考
　　从字面上看，不管承包人是否具有用人单位资格，《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9条都可以适用。由于该条适用的重点是放在建设工程项目发包人和总承包人身上，所以承包人是否具有用人单位资格，并不影响条文的适用。据此，其指的建设工程项目承包人的范围应比《劳动合同法》第9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指的还要广，也更充分体现了企业间接社会责任。事实上，已有地方法院对总承包人拖欠工资的诉讼采取与《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9条相似的处理方法。[19]即使承包人具备用人资格，劳动者也可以依据一般的民法原理要求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相对于使用《企业破产法》追讨欠薪而言，《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9条在处理工资拖欠方面似乎更有利于劳动者，因为按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优先于职工工资请求权，即只有在有担保物权的债权被清偿以后，被拖欠工资的劳动者才可以获得赔偿。即使《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做法有违《企业破产法》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在未完善破产保障基金以前，这种做法对保护处于弱势的职工来讲确有其存在价值。
　　三、构建我国企业间接社会责任法律制度之探讨
　　工业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大批的大型企业。它们已经通过规模经济和优势积累了许多财富，甚至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方。[20]相对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无论在财力上或者在人力资源方面都无法与其相比。在现代竞争激烈之市场中，具有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在与中小企业订立合同的时候，往往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在议定合同条款方面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为求生存，小企业只能“接受或拒绝”由大企业提出的合同条款。在合同条款过分苛刻的情况下，小企业也只可以通过经营成本外部化，把经营成本转移到其它处于更弱势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上。加上现代大企业普遍都处于供应链上或分包链上的上游位置，它们在享受工作成果的同时，却并未对此付出相应的对价。这尽显利益的不公平分配，损害了社会正义。
　　就我国现行法律条文来看，若上游大企业滥用下游企业的法人地位，通过下游企业的侵权行为把经营成本转移至与其无契约关系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上，非股东利益相关者除了可考虑以上法律规范以外的一般还可以通过共同侵权之诉，要求存有过错的上游大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不过，以这种方式提起诉讼对于弱势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来讲非常困难和不利。
　　首先，上游大企业与下游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之间并没有契约关系，也没有直接参与侵权行为，而且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上游大企业对他们负有注意义务。[21]如果要认定上游大企业对他们负有注意义务，只能依靠司法裁量权，由法院决定该注意义务存在与否，这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在普通法国家，对注意义务的范围仍没有统一的标准。1997年的McCarthyv．OlinCorporation[22]与1999年的Hamiltonv．AccuTek[23]两案便体现了注意义务范围的不确定性。在McCarthyv．OlinCorporation一案，法院认为，要求军火制造商预防军火产品不为犯罪所有，军火产品将因无限制责任而被迫远离市场，故判决军火制造商对于被射杀的被害人不具注意义务；相反，在Hamiltonv．AccuTek一案，法院则认为，手枪制造商因行销策略不当，对于“可预期”的被害人，具有注意义务，需对损害结果负责。两案的案情同时关于军火制造商应否对第三人的行为负责，却有迥然不同的结果，足见注意义务是否存在，难以认定，具体要以法政策的考量为审判依据。[24]
　　其次，这种诉讼属于一般的民事诉讼，适用一般的民事原则。下游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的主张需负有举证义务。由于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之间并没有契约关系，也没能直接参与侵权行为，所以对处于弱势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来说，为其主张举证，难免遇有困难。
　　笔者认为，由于现行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之不足，必须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要求存有过错的上游企业履行间接社会责任，促使其对下游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进行监督。在这方面，美国加州议会在1999年通过的《议会法案第633号》[25]（AssemblyBill633，以下简称AB633）可资考。
　　（—）明确规定上游企业对处于基层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负有注意义务
　　现行法律对此类非股东利益相关者负有注意义务的适用范围过窄，买卖合同关系和承包方具有用人单位资格的分承包关系都不包括在内。就算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可以考虑以基础的民法原理对上游企业提起共同侵权之诉，也要受制于注意义务不确定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姑且不考虑可否胜诉，即使是法院是否受理，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必须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上游企业对处于基层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负有注意义务。AB633中便规定处于上游的服装分包商或采购商对基层职工获得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情况负有注意之义务。[26]然而，该规定亦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其只适用“获得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情况”，对其它情况并未有约束力。其实，上游企业的“血汗条款”不仅影响企业的支付工资能力，还影响到其履行债务、参与环保活动等履行社会责任的。因此，企业间接责任法制化不应只体现在劳工责任，还可扩散至环境责任、债权人责任等社会责任。故应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对《环境保护法》、《破产法》等法律做出相应的修改。第二，该规定只局限于服装行业，对其它行为并不具任何的约束力。正如前文所说，上游大企业滥用下游企业法人地位侵害与其无直接关系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是一个普遍现象，故其应有扩张适用之必要。不过，现代的商业环境非常复杂，强制要求上游企业督促其商业伙伴或与其有间接关系的下游企业的所有社会责任所为，似乎并不合适，因为毕竟它们各自是独立主体，有其自主经营的自由。就如OECD所言：“现认识到的是，企业家影响商业伙伴行为的能力受制于许多实际的限制。其受限制的程度取决于行业、企业和产品的特征……供应链的架构和复杂性，以及企业相对于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所处的市场位置。”[27]因此，必须按照以上的实际限制因素，在设计具体义务时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注意义务应设定于企业可控制范围之内
　　基于现代商业环境的复杂性和企业法人之间的独立性，故不宜直接规定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有监督义务，但到底应课以什么样的义务？AB633第2673．1．（e）款规定，存有恶意的“工资发放保证人”（Guarantor）应对职工的损失按其应负责的份额承担共同责任。所谓恶意包括但不限于：第一，不给付或不合理地拖延支付应付给合同相对方的款项；第二，知悉或应当知悉其所给付的订单价格已不足以保证合同相对方职工的最低工资和加班费，还不合理地要求合同相对方降低价格；第三，提出“轻佻的辩护”（Frivolousdefenses）；第四，不合理地拖延以及阻碍劳工委员会进行调查。[28]考量以上的恶意情形，结合我国的实际，可以抽象出以下注意义务：第一，及时支付应付给合同相对方的款项；第二，确保给付的订单价格（或发包价格）等合同条款足以保证合同相对方能支付职工工资、环保经费等基本经营费用；第三，协助或不得阻碍劳动管理部门进行调查；第四，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若上游企业违反以上注意义务，应被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