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遏制权力滥用才是反腐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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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共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此举被看做中国在官员财产申报制上的一个进步，获得了海内外舆论的积极肯定。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朝向“阳光法案”的改革，正是“从严治党”最现实有效的抓手，可谓反腐倡廉的关键措施。
　　中共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此举被看做中国在官员财产申报制上的一个进步，获得了海内外舆论的积极肯定。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朝向“阳光法案”的改革，正是“从严治党”最现实有效的抓手，可谓反腐倡廉的关键措施。
　　所谓“阳光法案”，是将公职人员的财产及其变动情况公开披露，便于公众监督，达到制约腐败的目的，被誉为“终端反腐”机制。
　　在中国，这项制度又被称为官员财产申报（或公示）制度。以《党内监督条例》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标志，执政党在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方面已有建树。具体到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规范层面，党纪党规频频推出。1995年，中办和国办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两办”又发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1年，中央纪委、中组部又联合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2006年，中央纪委重新起草印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这些规定从无到有，内容渐次丰满，构成了目前的政策框架。
　　从2008年中到2009年，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先后推出各有特色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尝试，激起一波又一波关注和讨论。尽管这些尝试还显稚嫩，但社会舆论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呵护。而上海“炒房区长”康慧军成为财产申报中落马官员的少有案例，令人对这一制度的实效寄予期待。
　　此次中央纪委特别提到“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是有关规定的细化和深入。近年来，这种“裸体做官”现象层出不穷。虽不能说这类公职人员均为腐败分子，但现实表明，加强对其管理已成为防治腐败的前沿。这种现象涣散党心，激起民怨，败坏国家形象，成为反腐的一个“死角”。如能亡羊补牢，收到实效，则不失为此次全会的一大反腐成果。
　　改革是渐进的，而渐进的改革还需继续。应当承认，中国现存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与世界通行的“阳光法案”尚存较大距离，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财产申报主体范围仍嫌窄，财产申报范围不够完整，财产申报的种类及时限设计不够严密，等等。申报结果的公开性也应当加强。相关规定更应上升到国家的法律层面，并依据多年实践检验效果，加强执行力。
　　还需强调的是，要建立完善的反腐败制度，仅有“阳光法案”还不够。从既有的制度看，中国并不缺乏纸面的规范，甚至也不缺乏很多具体的制度，缺乏的是系统的、能有机协调、实效运行的制度体系。归根结底，遏制权力滥用才是反腐败的核心。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以罕见的篇幅专门论述党内民主，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决定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化等多方面着力。决心既明，惟待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