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对黄宗羲法律思想的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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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对于“君”、“一家之法”进行最为猛烈抨击的，典型代表人物当属黄宗羲，批判的同时，他对于未来社会法律制度提出了许多构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仍然没有脱离“士大夫”立场，而是固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因此，其构想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关键词】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法律思想
　　
　　一、《明夷待访录》所体现的法律思想
　　
　　《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法律思想的代表作。其法律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一为对君主专制体制下法律的批判；二为对大同社会下法律制度的构想。
　　（一）对君主专制体制下法律的批判
　　1.对于“君”及“一家之法”的批判。在清王朝覆灭之前，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的父权制家长式的统治，也既是“家天下”。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合法性。这种法律和西方那种分权制衡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差别，因此，往往会导致帝王本人的权力极度膨胀，并使其滥用手中的各种权力，而葬送自己的“家业”，遂被另一姓氏王朝所代替的可悲结局。黄宗羲经历了明、清两个王朝的交替，在总结明王朝及以前历代王朝覆灭原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即是说“君”为天下之大害，“君”所立之法为“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
　　在黄宗羲看来，最初的君是为天下服务的，一心为公，法也如此；而后世之“君”却拿天下服务自己，立“一家之法”，导致生灵涂炭，祸害天下，而且与此同时，也往往葬送了自己的王朝。所以说，“君”为天下之大害，“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黄宗羲没有对“君”作出分类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他那里，为天下之大害的“君”为“后世之君”，也即是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
　　2.批判传统的法律观。黄宗羲在批判“一家之法”的同时，也对于某些“论者”对于法律的态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些“论者”对法律是持工具主义的态度，是为人特别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再好的法律如果没有有德之人去执行也不行，在“治法”与“治人”的关系上，坚持“治人”为首要。黄宗羲对此持反对态度，他指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是“非法之法”桎梏了天下人，而非“人”（其他治国之人）桎梏天下人，因此，应当先“治法”（立天下之法），然后再“治人”。
　　（二）对大同社会下法律的构想
　　黄宗羲同其他正统的儒家学者一样，认为人类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三代”（夏商周）时的社会，因为这个时代是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是人类的大同社会。在大同社会里，是君臣共治，而且君臣尤其是君主没有私心，都是为了天下民众的安定和谐。因此，黄宗羲对未来社会法律制度的构想是建立在大同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表现为：
　　1.极力主张限制君权。在黄宗羲所处的那个时代，帝王一人高高在上，拥有绝对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君权的有效限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首先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以此为他的限制君权思想提供理论支点。
　　黄宗羲有关限制君权的构想，第一是君臣共治。黄宗羲认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力所能治，因此应分治天下之权与他人而共治之。这里所指“一人”便是“君”，“他人”则是“臣”，君与臣是合作者。第二是恢复相制。黄宗羲认为由于相非世传，必贤，可补世传天子之不足。第三是学校议政。黄宗羲认为，古时学校不仅是培养士的地方，且是提供治国方略的根本之处。学校之士不以天子好恶评断是非。因此，学校议政，可以限制君权。
　　2.重设方镇。黄宗羲认为明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权力太小，特别是边戍地区。应在边戍地区重设方镇，赋予统帅以财政、军政、官吏任命等自主权，并允许其传世，这样既可以戍边，可以解决部分财政问题，还可以限制中央权力。
　　3.渴望立天下之法。黄宗羲认为，“三代之法”是为天下立法，是真法。在天下之法下，人无贵贱之分，法虽疏却能很好地治理天下，人们就又可以重过“三代”时的生活。
　　4.建立规范的多种选拔官员的法律制度，即宽于取士，严于用之。他指出：“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这里的士指治国之士。
　　
　　二、对黄宗羲法律思想的几点认识
　　
　　对于黄宗羲及其法律思想，历以来存在着争议。有人视之甚高，把《明夷待访录》中的思想视为中国的启蒙思想；有人则贬之甚低，如近代章太炎就认为《明夷待访录》是向清廷上条陈等。武树臣先生在看待黄宗羲及其法律思想时，往往与西方“启蒙运动”时的人物及其法律思想相比，其他学人也有类似看法。
　　对于黄宗羲的法律思想，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给予认识：
　　首先，他是渴望的“三代”之治。在《明夷待访录》中，他批评的对象主要是秦及秦以后的统治者。他的“三代”时间并不明确，书中未提及夏商周，而仅是批判了秦及秦之后“一家之法”，他认为“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在此，黄宗羲对“君”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抨击，指出“君为天下之大害”；但在论及恢复相制、学校议政、重设方镇、取士等时，又渴望君主来做这些事。还有对于明崇祯帝，他仍尊称“毅宗”。将李自成称为“李贼”，把李自成率起义军攻陷京城，推翻明王朝，称“当李贼之为京城也”、“李贼入京师”，可见他思想中的“天下之法”仍然是帝王所立，而不是下层人之事。对于“世儒”的批判，他仍坚持儒家原则、方式及评价，只是不同于其他“世儒”的做法。在重设方镇上，他的根本目的在于边防，不是为了实现地方自治，主要不是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来设计的。这本书理想成分多，理性分析少。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建议书，建议未来统治者能像“三代”那样统治国家。这就难怪像章太炎所言，是向清廷上条陈。
　　其次，一个人的思想体现在社会活动中，笔者认为，黄宗羲的内在思想变化以停止反抗清廷为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黄宗羲出生在儒学世家，忠君在其思想中根深蒂固。明亡后，他追随鲁王反抗清廷统治多年，在此过程中写下了《明夷待访录》。在停止反抗清廷之后，他就终厕之于儒林，隐居著述，并屡拒请廷征召，从此他就不问政治，以“传道授业解惑”来结束了自己的余生，因为在黄宗羲看来，清廷是“夷”,不是“夏”。他渴望的是汉人统治及汉人的法律制度，而非异族统治。
　　再者，从晚年其他著作中来看，“七十七岁作《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出现这样的矛盾字句：‘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既追述先烈为抗清从容就义，又称被抗击者为‘今天子’；七十九岁作《周节妇传》称：‘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新统治者旌扬‘纲常名教’，抗争者则进一步追加认同，从‘今天子’而为‘今圣天子’。”这再次说明，他渴望的是“三代”或类似“三代”的圣王之治，而并非希望改变他所生活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