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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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原始农业概况
从万县到宜昌之间的三峡地区，山高谷深，地势陡峻，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其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较低，大大落后于峡区两侧的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
不利的地貌条件，虽然严重阻滞了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但是，这并不妨碍早期的先民们在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的河川谷地里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因为在社会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初始阶段，人口数量有限，生产规模也有限，对于当时来说，峡区内水土丰腴的河谷，其农业生产条件，并不比平原地区逊色多少。所以早在距今约5000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峡区就普遍出现了以大溪文化为代表的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
大溪位于峡区中部巫山县的长江南岸。从20世纪2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就调查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在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又相继进行了三次系统的发掘。同时，在邻近的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现了一批同样性质的文化遗存。在此基础上，逐步弄清了这是一种具有独特性质的原始文化，并把它命名为大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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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述“三峡地区”，是指万县至宜昌间长江的沿岸地区以及此区间内长江支流所涉及的流域区。
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三峡及其以东的江陵周围地区，而且从出土器物可以看出，这种文化虽然也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是三峡地区所特有的早期文化遗存。峡区内已经发现的大溪文化遗址，除了大溪本地之外，主要还有巫山县城、秭归朝天嘴、龚家大沟，宜昌杨家湾、清水滩、中堡岛、伍相庙、三斗坪、白狮湾等地，分布比较密集。
反映大溪文化农业生产水平的，首先是出土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在出土的生产工具当中，石斧、石铲、石锛、石镰所占比例最大，在有些遗址中甚至可多达数千件。这些石质工具一般器身较大。大溪墓葬所出的一件厚重长条石斧，长38厘米；其他遗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石斧则长达43厘米。同时，大多数石器器身较薄，并大多是用河卵石打制后加以琢磨而成，刃部锋利，这些石器的规格和形状都非常适用于农业生产。另外还出土有蚌镰等其他材质的农具，说明农业已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和较高的生产水平。
聚落的延续时间和规模，是原始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另一项重要表征。因为比较稳定的农业生产，是聚落长期延续和大规模发展的先决条件。大溪文化遗址的文化层大多既深又厚，一般距地表3米以上，文化堆积厚度则常常超过2米。经C（上14）测定，证明聚落的延续时间一般都在几百年以上。为了建造能够长期居住使用的房屋，人们花费了很大功夫。这些房屋一般是先挖出墙基的沟槽，用红烧土碎块和黏土填实，建成土筑墙根，墙根之上的四周墙壁，普遍是在立柱之间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抹泥，成为编竹夹泥墙。室内的地面，下部用大量红烧土块铺垫得相当厚实之后，再在表面涂抹细泥，然后再度用火烧烤结实。这种精心构筑的房屋，当然不会是短期使用的临时性住所。大溪文化遗址的聚落规模也比较大，其中最大的遗址面积可达6万平方米。即以大溪遗址而论，包括聚落和墓葬区在内的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仅墓葬就清理了207座，说明这一聚落已具有相当程度的人口规模。
除了出土的生产工具和聚落遗址之外，在大溪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大量稻谷壳，可以更为直接地证明其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这些稻谷壳一是掺和在房屋烧土地面的泥土中；一是掺和在烧制的陶器内，起着增大拉力、防止破裂的作用。有些遗址的稻壳标本，经过技术检测，已被鉴定为粳稻。尽管许多人据此推断当时的生产方式是以农业为主，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斟酌，但在生活中这样大量使用稻谷壳，确实足以说明稻谷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之一。
农业生产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是否已居于主导地位，现在还不易过早地做出结论。除了农业之外，渔猎等经济形式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鱼、龟、狗、猪、牛、羊等动物的骨骼，还有用鱼、龟、狗殉葬的情况。此外还发现有蚌制工具和象牙圈等动物骨器以及陶制猪头形炊爨支座，渔猎用具则有鱼钩、石矛、骨矛、石镞等。其中的象牙圈有人怀疑是外来物品，但古代中国大象分布极广，当时三峡地区本来应当有野象生存，所以完全可能为当地所产。由上述骨骸和相关器具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渔猎活动内容极为丰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有人根据出土的猪骨和陶制猪头形炊爨支座，推断当时已普及人工饲养猪，这当然是完全有可能的。除此之外，采集业也是人们获取生活物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茂密的山林中，到果实成熟的季节，采集各种野生的果实，是比种植粮食和猎取野兽都要远为便捷实惠的食物来源，人们自然不会弃而不用。
如上所述，大溪文化已经具有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显然其农业生产已经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分布在长江三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另一重要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城背溪文化，时代稍早于大溪文化，出土陶器中也包含有不少大溪文化的原始特征，显示出两者具有前后承递关系。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到三峡地区更早的农业萌芽。
三峡地区的城背溪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陵峡一带的长江岸边或临近长江的低矮山头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秭归柳林溪遗址。柳林溪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中段空龄峡出口处的北岸，为崇山峻岭所环绕。遗址中出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显然已经有了经常性的农业生产。
由此再向前追溯，虽然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三峡邻近的长阳等地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但在当时人们只能依赖采集和渔猎生存，农业文明的曙光还没有透入峡区的山谷。①
二、宋元以前的农业开发
元代以前，历史文献中对于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状况记载不多，因此目前只能根据仅有的部分资料，勾勒从先秦直到宋元时期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的大致轮廓。
需要指出的是，曾有一些学者依据州、郡一级的户口统计和全国田土总数，通过种种方法，测算过三峡地区的人口数量、密度以及土地垦殖指数，借此看似相当精确地“量化”了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我认为，至少对于宋元以前来说，这样的推算，完全是建立在研究者主观虚拟的基础之上，没有具体的事实依据。因此，对于研究长江三峡这样狭小而自然环境又很特殊的地理区域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反而不如定性的描述来得更为真切可靠。所以，在此不准备采用这种方法。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之后，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相对于全国许多地区来说，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进程显得十分缓慢和落后，甚至直到宋代，还没有人愿意到那里做官，每缺一县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者”②，不得已而勉强来三峡的人，则“以夫饮食之粝，使令之朴鄙，遐晞近瞩，荒梗而萧寂，则皆有佬傺不自聊之心，往往愁居懑处数日而觊去”③。其农事之萧索而不足称道，自然可想而知。对此，当时人做过很具体的对比描述．如大约写于魏晋时期的《建平郡嘉禾诗序》谓：“湖楚之北，郡十有二，归之地最为墝瘠。”④东晋南朝时所写的《荆州记》也称这一带“郡少农桑”⑤。又南宋人度正云：“蜀分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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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节主要参考和依据如下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王杰：《大溪文化的农业》，载《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又《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91。
② 陆游：《入蜀记》卷六。
③ 《蜀藻幽胜录》卷三，宋李皇《云安橘官堂记》。
④ 《舆地纪胜》卷七四“归州风俗形势”引。
⑤ 《舆地纪胜》卷七四“归州风俗形势”引。
而夔峡地瘠薄，稼穑艰难，最为下下。”①陆游则谓三峡归州一州，“州仓岁收秋夏二料，麦粟粳米，共五千余石，仅比吴中一下户耳。”②其实归州在三峡地区来说，其农业还不算太差，宋代主要是因产盐而设立的大宁监，“田赋不满六百石”③，境况更为萧索。
由于土地开垦程度很低，“山荒人民少”④，直到唐宋时期，峡区内的老虎还频频经行城邑聚落。杜甫在云安和夔州居留时曾用“人虎相半居”⑤、“虎穴连里闾”⑥和“夜半归来冲虎过”⑦等诗句来描述这种情况，欧阳修在夷陵时也写有“县楼朝见虎”的诗句⑧。除了老虎以外，其他一些对原始自然条件依赖较强的大型野生动物，如犀、象等，在唐宋时代似乎也仍在峡区内活动。杜甫在夔州时曾用“山寒青兕叫”来描写当地的风光。⑨“青兕”就是一种犀牛。又如陆游在三峡新滩见到当地未曾出嫁之卖酒女，其发髻上多插有手掌大小的“大象牙梳”⑩。乡姑村妇，自然不会市之他乡，这牙梳应当出自当地捕获的大象。峡区习俗，遇大旱则放火烧山祈雨，杜甫在夔州曾见山火累月不息⑾，可见大多山地尚且荒芜未垦，从而为这些大型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条件。
不过这种落后和萧条，都是相对于农业发达地区而言。就峡区内部来说，其农业生产也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缓慢地向前发展的。
春秋时期，三峡地区有巴、夔两个诸侯国。巴国居川东，包括峡区西部地区；夔国大致在今秭归一带，俱见称于《左传》。巴国经常附从楚国，但有时也与楚人相对抗，战国时与中原七雄并称为王，最后在秦惠王时(公元前316年)为秦人所灭。夔国则自称与楚同族，同楚国关系更为密切，却在春秋时即为楚国吞并。巴、夔两国特别是夔国能够在峡区立国，说明峡区内的农业生产仍具有一定水平和规模，与周围地区的差距还不算特别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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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度正：《性善堂稿》卷六，《重庆府到任条奏便民五事》。
② 陆游：《入蜀记》卷六。
③ 《舆地纪胜》卷一八一，“大宁监风俗形势”引《大宁方志序》。
④ 《杜工部集》卷六，《柴门》。
⑤ 《杜工部集》卷六，《客居》。
⑥ 《杜工部集》卷六，《课伐木》。
⑦ 《杜工部集》卷七，《夜归》。
⑧ 欧阳修：《居士集》卷一一，《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
⑨ 《杜工部集》卷一五，《雨》。
⑩ 陆游：《入蜀记》卷六。
⑾ 《杜工部集》卷六，《火》。
秦取巴国后设置巴郡。约略同时，楚国在峡区东部设置巫郡。其各自属县，已难以——考定。不过秦统一以后历代所设立的县，文献记载基本清楚，借此可以勾勒出三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和耕植区域拓展的大致轮廓．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县的设置要以农业人口和农耕为基础，设县数目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土地垦殖数额的增长。下面就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峡区各县的位置，来看一下其农耕范围的扩展进程。
秦朝在峡区内仅设有朐忍和巫两个县，反映出其垦殖范围与春秋战国时相差不多，没有明显的增长，农田垦殖还局限在濒临长江的很小一部分地区内。
两汉时期峡区内农业生产出现较大发展，沿江设立的县增加到四个，比秦代增长一倍。尽管我们不能机械地由此推断两汉时期的农田比秦代有了成倍的增长，但这一时期峡区的农田垦殖范围，无疑已有较大幅度扩展。
三国及两晋南北朝是长江三峡土地开垦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峡区内的人口和农田又有了较大幅度增长。表现在设县方面，就是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开始由沿江地带向山地深处延伸。如蜀汉设立的北井(今巫山县北)、孙吴设立的兴山(今兴山县北)、西晋设立的泰昌(今巫山县北)等，都已离开江岸很远。此外，设在今万县的羊渠和开县的汉丰，也始置于这一时期。这说明沿江自然和交通条件都比较好的河谷地带大多已被开垦，所以人们开始向山区深处去开拓耕地。
隋代是峡区农垦发展的另一重要时期，其主要变化是在长江边上又增设了巴东县，说明沿江地带人口密度进一步加大，相应地则必然要有更多的土地被垦殖。唐宋元时期大致沿承隋代的格局，没有明显变化。这大体上也就是现代的县市分布格局，它表明峡区深处的宜垦河川谷地也已耕垦殆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依赖开发山地。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宋末孟珙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和屯田大使，曾在这一带大兴屯田，史称其“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①。虽然孟珙此举对于秭归以东峡区东部的农业开发会有所促进，但所开垦的屯田，恐怕主要集中在宜昌以东的峡区以外，在峡区以内不会开垦很多田地。
在隋代以后的唐宋时期，留下了许多关于长江三峡山地进行畬耕的记载，表明峡区山地开发已经比较普遍地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山地畬耕在这时刚刚出现。根据前述峡区内设县的增长情况，可知从三国时起，远离江边的山区深处已经迁入许多人口。这样留给当地土著(所谓“蛮夷”)的河川谷地势必越来越少，他们只能被迫向山地移居。涪州旧“图经”云：“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②这在很大程度上，讲的就应是汉人或汉化程度较高的人居住平川、蛮夷诸族居住山地的情况。三峡地区本多少数民族，见称于魏晋时期的就有“濮”、“奴”、“獽”、“蜑”等③，唐宋时则多“獠民”。杜甫寓居夔州时就用有一个名叫“阿叚”的“獠奴”④；他还在一首诗中说当地“儿童解蛮语”⑤，可见这里“獠民”之众。而在宋代，三峡一些地区甚至有“夷夏相半”的说法⑥。首先进入山地从事畬耕的，很可能就是这些土著。
简单地说，畬耕或畬田也就是所谓刀耕火种，这是一种非常粗放的土地垦殖形式，当然也非常落后．宋人范成大途经三峡时曾写有《劳畬耕》一诗，描摹畬耕情形。他在诗序中对三峡的畬耕情况，做了很详细的记述：⑦
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春种麦豆，作饵饼以度夏，秋则粟熟矣。官输甚微，巫山民以收粟三百斛为率，财用三四斛了二税，食三物以终年。虽平生不识粳稻，而未尝苦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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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四一二，《盂珙传》。
② 《舆地纪胜》卷一七四，“涪州风俗形势”引。
③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④ 《杜工部集》卷一四，《示獠奴阿鼠》。
⑤ 《杜工部集》卷一四，《秋野》。
⑥ 《方舆胜览》卷五八，《归州风俗》。
⑦ 见《石潮居士诗集》卷一六。
范成大给畬耕的山民描绘出一幅粮丰食足的喜人景象，宛若世外桃源，其实未必尽然。由于地广人稀，尽管种广收薄，在风调雨顺时山民确实尚可支敷食用；可是一旦遭遇水旱之灾，犹如悬挂在山坡上的畬田毫无抵御能力，难免大幅度歉收或者根本无法下种。宋人李复所作《夔州旱》一诗，就生动地反映了夔州畬田因七月、八月持续亢旱而饥民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的情景①。畬耕还很不稳定，一块地烧畬种植一年之后，下一年就要换到其他地方烧畬，不能连续种植，往往“比及八九年复一种，俗云十年一佃”②。
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唐宋时期，畬耕已经成为三峡地区的一种重要耕作形式，以至竟被干脆称作“刀耕火种之地”③，或谓“其俗刀耕火种”一。这种粗放的山地畬田，与山下河川谷地中的普通农田相比，耕作方式差别极为明显，由此构成了峡区内的垂直农业景观，成为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的一大特色。
水稻在河川谷地的农作物中占有很大比重。由前述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即已广泛种植稻谷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其悠久的历史。到两汉之际，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在夔州白帝城附近的东瀼水滨垦种水稻，“延袤可得百数顷”⑤。至迟到唐代，峡区种植水稻已实行移栽插秧，在生产技术上并不落后⑥；质量较高的粳稻已是峡区水稻的主要品种之一⑦，特别是东瀼水畔的东屯稻田，所产稻米品质优良，竟为全蜀第一⑧，可见已具有较高的生产水平。不过并不是所有河川谷地都普遍种植了水稻。宋人所撰《龟灵志》谓“峡路在巉崖崄峻之中，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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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复：《潏水集》卷一一。
② 《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风俗”引‘夷陵旧志”。
③ 汪应展：《文定集》卷四，《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
④ 《舆地纪胜》卷一七四，“涪州风俗形势”引《龟灵志》风俗门。
⑤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夔州府”引《舆地纪胜》佚文。
⑥ 《杜工部集》卷六，《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
⑦ 《杜工部集》卷六，《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叚往问》。
⑧ 《方舆胜览》卷五七，“夔州古迹”。
刀耕火种，唯涪梁重庆，郡稍有稻田”①。由此可见，虽然三峡地区在条件较好的一些河谷地带种有稻田，但并不能说已遍及所有河谷。杜甫有诗描写三峡耕作状况：“治生且耕凿，只有不开渠。”②说明当地很少治渠灌溉，这样自然无法普遍种稻。因此直到唐宋时期，三峡地区被人津津乐道的大片水稻，还只是公孙述所垦殖的百顷稻田。如杜甫诗：“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③。范成大亦有诗：“东屯平田粳米软，不到贫人饭甑中。”④稻谷播种面积有限，穷人当然更不敢奢望了。
峡区的旱地作物主要有麦、粟、豆三种。前引范成大《劳畬耕》诗序谓畬耕山民终生依赖这三种粮食度日，知为山区畬田所普遍种植。又如上所述，河川谷地尚远未普遍种稻，也应播种有相当一部分旱地作物。杜甫居夔州东屯平野，身处百顷稻田之中，却也常常吃面食，有诗云“裂饼尝所爱”⑤；又有诗云：“相携行豆田”⑥；很可能都是附近平川所种植。范成大入蜀时在三峡东部大丫隘处有诗云：“峡行五程无聚落，马头今日逢耕凿。麦苗疏瘦豆苗稀，椒叶尖新柘叶薄。”⑦讲的也像是隘谷内的景象。此外，峡区还种有一些早熟麦类作物。如杜甫“徼麦早向熟”诗句中的“徼麦”⑧，讲的应当就是一种耐寒早熟、适宜于高山种植的麦类作物。但究竟是荞麦、大麦，还是燕麦，已不易考究。
在三峡地区还种植有一些可以替代粮食的块根块茎类植物，芋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杜甫在夔州有诗句“紫收岷岭芋”⑨，反映了当地普遍种芋的情况。至宋代夔州的芋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特产，与其并列的还有贯瓜、畴、区和蔓菁几种特性相近的植物⑩，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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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舆地纪胜》卷一七四，“涪州风俗形势”引。
② 《杜工部集》卷一六，《戏作俳谐体遣闷》。
③ 《杜工部集》卷一四，《夔州歌十绝》。
④ 《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夔州竹枝歌》。
⑤ 《杜工部集》卷六，《信行选修水筒》。
⑥ 《杜工部集》卷六，《甘林》。
⑦ 《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五，《大丫隘》。
⑧ 《杜工部集》卷六，《客堂》。
⑨ 《杜工部集》卷一四，《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
⑩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土产”；又《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夔州府”引《舆地纪胜》佚文。
曾用“冬菁饭之半”的诗句，来形容蔓菁在当地饭食构成当中的重要地位。①
三峡多山，对于粮食作物的种植，有很多限制，可是却适宜种植果木。因此这里有许多果园。比如杜甫寓居夔州时，即曾拥有占地四十亩的果园②。果木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柑橘。西汉就在朐忍、鱼复两县专门设有橘官③，说明这里出产的柑橘，品质好，数量比较可观。至唐代峡、夔两州仍以柑橘为土贡④，宋代柑橘仍是夔州的特产⑤。杜甫在夔州写有“此邦千树橘”的诗句⑥，居所附近也有“柑林”⑦。欧阳修居夷陵时也咏叹道：“绿丛红橘最宜秋”⑧。可见柑林橘丛已成为三峡的显著景观。除了丹橘黄柑之外，同类果木中还有柚，也见于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⑨。
荔枝是峡区的另一特产水果。白居易谓“荔枝生巴峡间”⑩，说明唐代三峡肯定栽种荔枝，尽管其产量不一定很多。又黄庭坚过万州，写有“官数荔枝来”⑾的诗句，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亦有云“荔子天凉未肯红”，他在万州也见到粗大的荔枝树⑿，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并可说明荔枝也是宋代三峡地区的特产。
此外，还有种类繁多的其他果木，主要为桃、李⒀、梅、杏、柰、梨⒁、栗⒂、枣⒃、石榴、枇杷⒄等。其中有些果品，品质甚佳，如其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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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工部集》卷六，《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
② 《杜工部集》卷一七，《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
③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土。
④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
⑤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土产”。
⑥ 《杜工部集》卷一四，《暮春题滚西新赁苹屋》。
⑦ 《杜工部集》卷六，《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
⑧ 欧阳修：《居士集》卷一一，《夷陵书事寄谢舍人》。
⑨ 《杜工部集》卷一四，《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王喜堂记》。
⑩ 《白氏长庆集》卷二八，《荔枝图序》。
⑾ 《山谷内集诗注》卷一四，《万州下岩》。
⑿ 见《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又《臭船录》卷下。
⒀ 《杜工部集》卷一四，《寒雨朝行视园树》，《刘宾客文集》卷二七，《竹枝词》。
⒁ 《杜工部集》卷一四，《竖子至》。
⒂ 《杜工部集》卷一四，《从驿次苹堂复至东屯》。
⒃ 《杜工部集》卷一四，《秋野》卷一六，《又呈吴郎》。
⒄ 《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夔州竹枝歌》。
实之大，杜甫竟用“过拳”来形容。①
上述果品，其中有一部分要出卖给过往行人等，如范成大诗中所吟：“新城果园连瀼西，枇杷压枝杏子肥；半青半黄朝出卖，日午买盐沽酒归。”②但卖果所得无几，恐怕也只能贴补一下日常用度。即以峡区产量最多的柑橘而论，虽然未必像峡区东面产柑橘更多的江陵府那样低廉到“朱橘不论钱”③的地步，但杜甫在夔州时却深为感叹：“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④，可见种植柑橘并没有太大的收益。
至于蔬菜，在河谷川地种植应当比较普遍，杜甫在夔州时即拥有嘉蔬名数不一的菜园，而实行刀耕火种的山地则很难说。其具体品种不易也没有必要一一论列，可以举述杜甫所提到的芹、莴苣、莲以及瓜(青色，品种不详)、葵，以见其园蔬之一斑。⑤
茶是三峡地区的重要饮用植物。这里产茶历史悠久。大约成书于魏晋前后的《桐君采茶录》，即记载巴东出产一种叫做“真香”的名茶，“煎饮令人不眠”⑥。唐人谓“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的野茶树⑦。陆羽所见《夷陵图经》亦谓三峡黄牛诸山“茶茗出焉”⑧。唐宋时三峡地区的峡、归、夔诸州都以茶为土贡或特产⑨，说明峡区所产茶叶值得称道。其中尤以夔州的香山茶和峡州的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繁等茶最为著名，均属国中名品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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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工部集》卷一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
② 《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夔州竹枝敢》。
③ 《杜工部集》卷一四，《峡隘》。
④ 《杜工部集》卷一四，《暮春题漫西新赁草屋》。
⑤ 《杜工部集》卷六，《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莱督勒耕牛兼书触目》，又《种莴苣》、《园人送瓜》卷一四，《秋野》卷一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
⑥ 《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引。按：《御览》引作《桐君录》，作者不详，有人认作梁陶弘景所撰，不知何据。《桐君采药录》，陶弘景《本苹经集注》“序”在论述前人本萆著述时提到此书(见《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苹》“序例”引)，《隋书·经籍志》也把它列在陶氏《太清草木集要》之前。说明《桐君录》绝非陶氏所撰，且成书必早于陶弘景．
⑦ 陆羽：《茶经》卷上。
⑧ 陆羽：《茶经》卷下。
⑨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峡州土产”，卷一四八，“夔州土产”、“归州土产”。
⑩ 《唐国史补》卷下。
唐代，峡州的这些名茶还被列为整个山南道的最上乘佳品①。另外归州则以白茶为特产②。不过上述佳品都产量有限，峡区大宗出产的茶叶，质量却很差。北宋黄庭坚经过黄牛峡时谓当地村妇所卖新茶“与草叶无异”③；南宋时范成大人蜀，在万州记当地“土茶甚苦，不简枝叶，杂茱萸煎之”④；陆游过三峡时也说当地村民所卖的茶“皆如柴枝草叶，苦不可入口”⑤。可见那些名品一般人根本无缘享用，产量极为稀少。
花椒是峡区出产的一项重要调味食用作物。宋人苏颂所撰《本草图经》谓“今归峡及蜀川陕洛间人家多作园圃种之”⑥。杜甫在夔州的树园中即种有椒树⑦；欧阳修在夷陵也见有“梯林斗摘椒”的景象⑧；可以印证苏颂的说法。北宋时花椒还是归州的特产⑨，也是峡区外销的几种主要商品之一⑩。这足以说明峡区的花椒种植业具有相当规模，所产花椒也有着较高的品质。
由于人口稀少，野生植物资源丰富，峡区居民还经常采集野菜、野果等食用，见于杜甫诗中的就有蕨菜、芦笋⑾、菰米⑿、松子⒀、莼菜⒁等。此外，蜜也是峡区的一项重要特产。杜甫有“天寒割蜜房”⒂的诗句，描写夔州采蜜的情况。唐宋时期归、夔两州又都以蜜为土贡⒃，足见其品质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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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羽：《茶经》卷下。
②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归州土产”。
③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黔南道中行记》。
④ 《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万州》。按：以茱萸煎茶，当地称为“辣茶”，“饮之可以辟岚气”，在峡区普遭饮用，事见《方舆胜览》卷五八，“大宁监形胜”。
⑤ 陆游：《入蜀记》卷六。
⑥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四，“木部蜀椒”下引。
⑦ 《杜工部集》卷一四，《寒雨朝行视园树》。
⑧ 欧阳修；《居士集》卷一一，《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
⑨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归州土产”。
⑩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
⑾ 《杜工部集》卷六，《客堂》。
⑿ 《杜工部集》卷六，《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
⒀ 《杜工部集》卷一四，《秋野》。
⒁ 《杜工部集》卷一六，《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
⒂ 《杜工部集》卷一四，《秋野》。
⒃ 《唐六共》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纤维类植物在长江三峡地区一直以种植苎麻为主，而蚕桑业则极为落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述三峡峡、归、夔三州的风俗都是“士女事麻楮，不事蚕桑”；杜甫居夔州时有诗云“楚人四时皆麻衣”①。这些足以印证《太平寰宇记》的说法。又唐宋时期这三个州都有贡纻或苎麻布的记载，《唐六典》更明确规定峡区诸州“并调以麻布”，以替代丝绢②，更说明苎麻在当地纤维种植业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另外，宋代峡区夷陵盛产纸张，虽然质地稍显粗糙，但却比全国其他所有地方出产的纸张都更为坚久耐用，不易朽损，因而为人们所乐于存储，并且成为三峡地区的几种主要外销商品之一③。这应当是与峡区盛产苎麻，具有质量较高的造纸原料有关。尽管到北宋时，设在今云阳的云安军已开始有了贡绢的记载④，南宋人范成大在《夔州竹枝歌》中也有“采桑已闲当采茶”的记载；但根据前述记载，完全可以断言，宋代三峡地区的蚕桑事业还刚刚出现，微不足道，而唐代则很可能还根本没有蚕桑的养殖。
葛是峡区内一项重要的野生纤维植物，可以采集织布，夏季穿着凉爽，因此葛布又称夏布。唐宋时三峡东部的峡、归两州向朝廷贡葛⑤，说明它是峡区的一种特产。
峡区种植的染色植物，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主要有栀子。⑥
峡区内有丰富的竹木资源，当然会采伐利用，但文献记载简疏，已无法了解其具体情况。只是峡州的箭竹在唐代曾被列为贡物⑦，或许是用作制笔的原料；据云归州的樟树在宋元时曾设厂采伐，供给朝廷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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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工部集》卷七，《前苦寒行》。
②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土产”，又“归州土产”；《元丰九域志》卷六，“归州土贡”。
③ 欧阳修：《试笔》“峡州河中纸说”条，又《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
④ 《元丰九域志》卷八；《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云安军土贡”。
⑤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峡州土产”。
⑥ 《杜工部集》卷一四，《寒雨朝行视园树》。
⑦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
⑧ 光绪《归州志》卷一，《土产》。
再有漆是三峡东部夷陵一带的特产，并且是当地的主要外销商品①。另外，蜡也是这里出产的一项重要日用品，在峡、归、夔诸州都属贡物②。
三峡地区野生药物资源极其丰富，品类繁多，仅在唐宋时期被列为当地特产和贡物的就有五加皮、杜若、鬼臼、黄檗、葶苈子、巴戟、药子、白胶香等③。此外，尚有许多超出于《本草》之外的药材④。北宋三峡地区有按季节定期开设的较大规模药市，“每春州县聚游人货药”⑤。这种交易活动，必然会促进峡区的药材采集。
在家畜饲养方面，主要的家畜种类，峡区大体一应俱全。杜甫客居夔州时，在诗中对此也作过描述。如云夔州“家家养乌鬼”，宋时有峡中士人释此云：“乌鬼，猪也。峡中人家多事鬼，家养一猪，非祭鬼不用，故于猪群中特呼为乌鬼以别之。”⑥足见峡中养猪甚盛。由于家家普遍养猪，居民屋舍往往都是上下两层，楼上居人，楼下养猪。⑦又如牛、羊，杜甫曾多次描述放牧归来的情景：“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牛羊归径险，鸟雀聚枝深。”“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⑧可以看出，牧养牛羊，在三峡也很普遍。同时，至迟到唐代，在峡区平川内已经有使用牛耕的记载⑨。其实际使用时间，当然比这要早得多。由于地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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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阳修：《居士集》卷一一，《初至夷陵答苏子荚见寄》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
②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峡州土产”，卷一四八，“夔州土产”；《元丰九域志》卷八，“夔州、大宁监土贡”。
③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归州、夔州、万州土产”；《元丰九域志》卷六，“峡州土贡”，卷八，“万州土贡”。
④ 李复：《潏水集》卷六，《夔州药记》。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三月辛巳”条。按：有人据李复《夔州药记》谓唐代三峡设有专门的药市，而这个李复实系北宋人，与唐人李复名同人异，此说误。
⑥ 《懒真子》卷四。
⑦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
⑧ 《杜工部集》卷一四，《日暮》，又《暝》、《雨》。
⑨ 《杜工部集》卷六，《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
限，峡区不会畜养多少马匹，但至少要有应付起码的交通往来用的马匹，这在经行三峡的唐宋时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在此附带说明，宋代归州特产马鞭①，这可能与峡区猿猴众多，其皮张坚久耐用适于制作皮鞭有关，不可能是当地牧马繁多所致。此外，如鸡、犬之类，俱见称于唐宋时人的诗文。
前已述及，直到宋元时期，峡区内还保存有较多的自然林木，从而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游处的场所，就连虎、兕、象这些大型野生动物都不稀见，其他动物自然毋庸待言。因此，狩猎在峡区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杜甫曾用“猎人吹戍火”的诗句②来记录峡区的狩猎活动；而麋、麂这些现在已经绝迹或罕见的动物，当时却是峡中常吃的野味③。除了食用之外，人们也从野兽身上取用日常生活用品。譬如前文所述峡中妇女使用的象牙梳，就是一例。有些制品甚至可以外销很远，如前述马鞭。另外，唐宋时期夔州还有熊、罴、鹏、吐绶鸟、山鸡这样一些野生动物被列为贡品或当地特产，都向外输出。④
猎获野兽，自然是以山上居民最为擅长。与此相比，居住在河川谷地里的居民，则更多地以鱼作为辅助食品。杜甫在夔州时谓当地习俗是“顿顿食黄鱼(鳣鱼)”⑤；还有一种二寸长的鱼叫“白小”，也是“风俗当园蔬”⑥。欧阳修在夷陵，同样是“日食有稻与鱼”；他还记述夷陵“市无百货之列”，贩夫所售，仅仅是“鱐鱼腐鲍”而已⑦，可见鱼类在其食物构成中占有很大比例。当时峡区捕鱼之多，竟至有人用鱼身上的膏脂来喂狗⑧。除了黄鱼和“白小”之外，鲙鱼也是当地餐桌上的佳肴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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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归州土产”。按：今有人以为此“马鞭”为牡马茎物之隐语，将其视为药物，并由此推断峡区产马丰盛，疑非是。
② 《杜工部集》卷一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
③ 《杜工部集》卷一四，《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卷一六，《麂》。
④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土产”。
⑤ 《杜工部集》卷一六，《戏作俳谐体遣闷》。
⑥ 《杜工部集》卷一六，《白小》。
⑦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
⑧ 《杜工部集》卷一六，《黄鱼》。
⑨ 《杜工部集》卷一六，《王十五阁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