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基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香港制造业重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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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近10年来香港国际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及动因进行分析，指出制造业的空心化和经济基础过于狭窄是导致其经济运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重建基于高技术产业发展为导向的香港制造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
【摘 要 题】分析与借鉴
【关 键 词】香港/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制造业/经济转型
【正 文】
长期以来，香港以其高度发达的商贸、金融、咨询等第三产业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急剧变迁，香港经济不断地面对新的危机和挑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香港经济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排名大幅下挫。针对这一状况，香港政府于1998年提出发展创新科技战略[1]，试图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为基础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时至今日，从香港当前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此举收效有限，创新科技产业对GDP 的贡献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相反，在金融危机期间备受争议的香港服务业如金融、地产已逐渐走出低谷，继续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香港经济是否一定需要制造业的支撑”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从高技术产业与国际竞争力关联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历史上香港几次重要的经济转型以及近10年来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及其动因进行深入分析，探讨香港重建基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际竞争力
高技术在国际上有其特定的含义，按联合国组织的分类，高技术主要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和管理技术[2]，它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充分的认识。高技术产业化就是高技术通过研究、开发、应用、扩散而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过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把研究与开发（RD ）经费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以及研究开发人员占总体人员的比重，作为界定高技术产业的标准。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观点，国际竞争力指一国或地区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各国、各地区通过贸易方式在国际市场上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对竞争力决定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李嘉图（D.Ricardo）曾指出，比较成本如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差异的存在是国际贸易的基础。随后， 克鲁格曼（P.Krngman）扩展了比较优势的内涵并提出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认为比较优势的获取不能仅局限于先天自然资源，它更是一个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和经验积累的后天人为创造过程。克鲁格曼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引入了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开始隐含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际竞争力的关联。
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是竞争力因素分析中最古典、也是经济学家最深信的一种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的基础理论，但在目前日益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中，开始不断受到质疑而逐渐被竞争优势理论所取代。波特（Poter）认为， 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机遇以及政府的作用。在这六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竞争优势发展分为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四个阶段，优势产业的建立和竞争力的提升最终通过创新来发动，而技术创新因素则包含在这些因素中，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部分。因此，波特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其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初级）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3]。这里，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人工、融资等；另一类是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现代化的通讯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电脑科学家与工程师）、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各大学研究机构等。随着知识经济端倪初现及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由初级生产要素而产生的竞争优势越来越薄弱，高级生产要素则越来越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高级生产要素的获得需要在人力与资本方面大量而持久的投资，“越来越多的工厂管理者开始将其熟练工人看作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4]，因而提供产业更具决定性和持续性竞争优势基础。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领先的技术优势而不是传统的比较优势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决定因素，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
　　　　2　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分析
　　2.1　香港经济史上三次重要转型
香港经济自1841年开埠至今共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转型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这使得香港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城市，香港也由渔农经济转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第二次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的政治形势迫使香港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转变成为以港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从而走上工业化道路[5]。在这一阶段，香港本地制造业蓬勃发展，1952—196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5％，整个70年代也基本稳定在25％以上的水平。第三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要在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后，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北移，从制造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体系。在这一阶段，香港经济已经开始从以劳动密集的“低增值”经济向知识和技能密集的、以服务业为主的“高增值”经济转变，这表现在香港的企业把低增值和劳动密集的工作程序分散到中国大陆和其它地区，而往往把高增值和需要精确专业知识的产品生产与服务继续留在香港[6]。据统计，香港的电子、制衣、纺织、玩具、钟表、制鞋、塑料等主要制造业部门已将70％—90％左右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7]。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制造业北移暂时缓解了香港本地工资和地价的高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压力，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为香港今后所继续承受的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埋下伏笔。
　　2.2　1994—2003年间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
在对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一年一度《世界竞争力年鉴》所公布的香港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基础上，通过其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分析，试图给出1994—2003年间香港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注：由于《世界竞争力年鉴》当年公布的数据为上一年的数据，故本文将其公布的各年竞争力排序普遍前移一年。），并揭示导致这一演变过程的动因。下面根据香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把1994—2003这10年间香港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6年；第二阶段为1997—1999年；第三阶段为2000—2003年。
　1994—2003年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1995—2002),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Lausanne, Switzerland有关数据整理。
（1）第一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香港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1979年相比，1995年香港GDP增长12.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7.92％；1994年香港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23080美元，超过新加坡（21430美元）、韩国（10549美元）和中国台湾地区（13022美元）[8]。1997年香港人均GDP已达到26050美元，超过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1994—1996年，香港连续3年被IMD评选为世界第三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同时于1996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选为世界经济发展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已发展为以国际贸易和金融业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贸易、信息、物流中心城市。
这一阶段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香港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的特征已开始显现。20世纪8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北移和拓展，到90年代初，香港本地制造业已呈现出集融资、采购、设计、推销、货物中转的生产控制中心和服务中心于一体的虚拟化特征；第一产业（农业和渔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建造业等）相继萎缩，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而第三产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等）迅速发展，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香港的产业结构是否失衡，是否出现空洞化，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9] （见表1）。
表1　1994—2003年香港经济结构演变情况经济活动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农业及渔业(1) 0.17 0.14 0.13 0.12 0.10 0.10 0.08 0.08 0.08 0.10
工业(2) 16.43 16.08 15.50 14.71 14.90 14.60 14.22 13.39 12.48 11.40
制造业 9.19 8.34 7.32 6.54 6.10 5.80 5.83 5.23 4.50 4.10
服务业(3) 83.40 83.77 84.38 85.17 84.90 85.30 85.70 86.53 87.50 88.50
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 26.22 26.62 26.66 26.13 24.60 24.80 26.42 26.71 26.90 27.30
运输、仓库及通讯业 9.69 10.06 9.83 9.28 9.20 9.60 10.23 10.22 10.60 10.50
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 26.77 24.41 25.14 26.54 24.20 23.40 23.68 22.55 22.20 23.10
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15.92 17.32 17.60 17.39 19.90 21.60 20.54 21.81 22.20 22.40
楼宇业权 12.17 13.28 13.05 13.01 14.60 14.30 12.60 13.09 13.20 12.60
非直接计算金融中介服务 -7.38 -7.91 -7.91 -7.17 -7.70 -8.30 -7.78 -7.86 -7.70 -7.50
数据来源：根据《港澳经济年鉴2003》（港澳经济年鉴社），香港政府统计处有关资料整理。
（2）第二阶段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经济经过多年过热发展，已经具备了泡沫经济的典型特征：房地产快速发展获得超常规的暴利，香港楼价急剧攀升；在地产业泡沫的带动下，香港金融业迅速膨胀，加快了香港经济泡沫化的速度。1994—2003年10年间，香港本地制造业的比重由1994年的9.19％下降到2003年的4.10％；服务业的比重从1994年的83.40％上升到2003年的88.50％。因此，产业过于单一，经济增长及就业过分依赖服务业成为这一阶段香港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根据IMD公布的数据显示， 香港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从1997年开始大幅下挫，由1996年的第3位跌落到1999年的第12位，经济竞争力更掉落到1999年第25位，在亚洲“四小龙”中跌幅最大。
1998年，香港政府已逐渐认识到发展高技术产业对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作用。董建华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指出，“过去多年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将来仍然会为香港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香港的经济基础过于狭窄，一旦金融和房地产业受到冲击，香港经济便陷入困境。”[1] 针对这种状况，他强调创新与科技的重大作用，认为“创新和科技对于增值活动、提高生产力，以及增强竞争力都极为重要”[1]，从而坚定了发展创新科技、实现经济转型使香港成为华南以至整个亚太区域的“创新科技中心”的决心。1999年，董建华在第三份施政报告中再次关注创新科技，并明确提出政府为促进创新科技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10]，包括：拨款50亿元成立创新及科技基金；在未来十年成立专注“中游”研究的应用科技研究院；积极输入必要的科技专才；兴建“科学园”、“数码港”等其他创新与科技计划。1999年11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名为“创业板”的二板股票市场，努力为创新与科技企业提供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
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很多著名企业开始投资大力发展高技术企业。1999年3月，盈科公司宣布与香港政府合作发展数码港计划； 和黄集团宣布与内地大型中药集团合作，在香港兴建符合国际GMP标准的中药生产基地和新药研究开发中心；香港新世界发展提出兴建“生物科技城”计划；2000年初香港新鸿基地产决定斥资10亿港元在香港设互联网服务中心。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香港各界普遍认为“香港要再创繁荣，不能过分依靠资产价格膨胀，必须有更广阔的经济基础，更多利用科技和创意，提高本港产品与服务的价值”[10]，因此，发展以高技术导向的制造业以实现香港经济的新一轮转型已经成为香港政府、企业界的基本共识。
（3）第三阶段
进入21世纪，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突发性变迁使得香港经济出现较大波动。2000年香港经济开始复苏，当年经济增幅高达10.5％，这是近13年来香港的最高增长率，也是亚洲乃至全球的最大增幅。据统计，2000年头11个月，香港整体进出口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8％，其中转口货值增长19.2％；重要支柱产业旅游业快速增长，访港游客达到130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根据IMD公布的数据，2000年香港经济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排名均有较大提升，分别达到第4位和第6位。由于“9·11”恐怖袭击所导致外部环境逐渐恶劣，2001年香港经济再次陷入低潮，全年经济增长仅0.1％，失业率一度高达7.4％，综合竞争力开始下滑，并持续跌至2002年第10位。2003年香港在克服了“SARS”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后经济开始复苏：GDP出现V型反弹；失业率转为下降；持续了五年多的通货紧缩也趋于缓和，显示整体需求疲软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善；综合竞争力排名逐渐回升，达到第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