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对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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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地区同属长江中下游平原，光、热、水、气、土等自然条件亦大致相当，但两地的经济水平却颇有差别，其原因复杂多样，本文仅以明清时期两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比较对象，讨论了以下问题：１．农业经营重点的次第转变；２．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结构转变的正负作用；３．城、镇工商业经济对当地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两湖平原经济结构
前言
　　"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时代，"湖广熟，天下足"则流行于明清之际，这两句略带夸张的谚语表明了苏湖（常）和湖广地区粮食生产不同时期内在全国的重要地位。"苏湖（常）"，代表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所谓"湖广"其实主要指令湖北、湖南境内的沿江濒湖平原地带，前者可上溯至古代的吴越文化，后者则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河姆渡稻作遗址，而两湖平原也有令人惊异的彭头山水稻遗存，这表明两地的稻作文明也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且发展难分伯仲。实际上战国时期荆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一度领先于吴越，只是后来荆楚经济渐衰而吴越日盛，到宋元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已居国之首，其时的两湖地区在不少人眼中却仍是"火耕水耨"、"地旷人稀"的化外蛮邦。明清两湖平原农业经济的勃兴有渐振昔日雄风之势，"湖广熟，天下足"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斯时湖广地区渐成全国新的米粮中心，但还不能说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对这两个地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已有不少学者作了大量卓有见地的精辟研究。因此本文无意对"苏湖（常）熟，天下足"及"湖广熟，天下足"二谚本身及其传布进行详细的考证与诠释，而想从这两条谚语的转变表象探究它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含义，对诸如发生这种转变所代表的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异同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内外条件、结果与影响等问题进行粗线条的勾勒。如果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平原可以作为封建晚期发达地区与已发展地区的各自代表的话［①ｂ］，则这对发达地区与已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互补似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农业经营重点的次第转变

　　在开始比较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平原明清时期农业经营重点转变之前有必要简要引述一下两地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从全国地理区划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同属于一个经济地理单元，即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光、热、水、气、土壤等条件大致相当，差别甚微。

　　长江三角洲地区通常是指围绕太湖的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府所属（明清时期行政区划），扩大时有时也包括宁绍平原。该地区地势低平，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海拔只有２-５米，宁绍平原也低于２０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１０００-１７００毫米；水源丰富，太湖集水面积１９０００平方千米，最大蓄水量可达４３亿立方米；土壤条件好，有机质含量高，熟土层厚，保肥性、通透性良好；热量条件好，年均气温１５-１９℃，年均无霜期２３０-２８０天［②ｂ］。

　　两湖平原主要指江汉-洞庭湖平原及鄂东沿江平原。江汉平原及鄂东沿江平原地势低平，地面高程大多不到３５米，较高亢平原与湖沼洼地沿江河成带状相间排列；年均降雨量１１００-１４００毫米，主要集中在作物生长期内；无霜期２５０-２８０天；区内大部分耕地系冲积土，富含有机质与矿物质，自然肥力高，土质疏松易于耕作［③ｂ］。洞庭湖平原亦属湖积平原，土层深厚松软，富含有机质；年均降雨量１３００-１４００毫米；无霜期２５０-２８０天；年均气温１６．５-１７℃。［④ｂ］

　　这两个地区的共同优势是宜农、宜渔，水上交通便利，贸易条件优越。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唐末以迄宋元时代不断发展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盛产米粮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因此有"苏湖（常）熟，天下足"之谚的广泛流传，该时期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种植是当地种植业，也是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明代中叶这种情况发生改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渐次下降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渐次上升，不但如此，农民投入经济作物生产的人力也更多，技术更细腻，农户农业经营的重点已不在种植粮食作物的"田"，而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有所谓"多种田不如多种地"的新的价值取向［⑤ｂ］。这种转变在不同的小区域内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农业生产总的发展态势表现为多样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大致在太湖以东、以北的水乡地带仍基本以种植水稻为主，并辅之以麦类、油菜、席草等粮食、经济作物；在濒江临海的冈身沙土地带则以棉花、水稻为主，杂植麦、豆、靛青等作物；太湖沿边及浙西平原地势高亢而近水的地区则以植蚕桑、水稻为主，并兼植麦豆、烟草、乌桕等粮食、经济作物；苏南浙西的低山丘陵地带以植旱地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竹、木、茶等。当地农民在种植上述不同经济作物时往往有与之相宜的生产活动互为关连，如植棉与纺纱、栽桑与缫丝等，并渐渐在不同自然区域或生产个体间形成分工，甚而演化为专业性生产，其收支盈亏与市场需求大小紧密相连。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演变的主要内容即这些多样化生产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生产综合化、专业化和商品化发展趋势。［①ｃ］。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复杂多样，人多地少也许是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杭嘉湖三府洪武年间人均尚有耕地３．５亩，所产有余；至乾隆中期人均耕地已降至仅１．２亩左右，以当时平均约２石的亩产量估算，人均得粮仅２．４石［②ｃ］，尚不敷日食之需，遑论税粮、饲料、种子等其它方面用粮。

　　以常理论，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多地少粮食不足当更应加强粮食作物的生产，如扩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单产以尽量增加粮食总产量。但该地却恰恰相反，他们反常规的作法主要基于利益的考虑，因为种植粮食尤其是水稻不仅花工多、对季节要求严格，受自然条件如水旱影响大，且在生产技术未有重大突破的传统农业前提下，水稻增产潜力有限（御稻在苏南推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不合算，农民对它不感兴趣，封建帝王出面推广水稻品种也竟然无果而终，这说明当地民众对实际利益看重的程度），而种植经济作物如栽桑，用工虽多但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小，更主要的是潜在产出值高，可获得比种粮食高出数倍的收入。有的地方最初只是在土壤条件较差的田块或田旁路边植桑，后来干脆用上好的稻田栽桑，即所谓"桑争稻田"。桑树部分取代水稻不仅仅是作物种类的简单置换，它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农业经营重点从集约化程度较低的生产部门向集约化程度相对较高生产部门的转移，由于栽桑比种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因而又有从劳动力密集向资金密集转移的特点，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③ｃ］。类似情况还有因改种棉花、烟草而出现的"棉争稻田"、"烟争稻田"等。

　　当地农民用在经济作物上获得的、远远超过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不仅可以完纳赋税（一条鞭法施行后可以以钱代粮），也可以从市场上购得自己粮食需求中的不足部分。显然，要到市场上购买粮食就必须有足够的粮食进入流通领域作为前提条件，即要有充盈的卖方市场，此时的两湖地区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

　　弘治以后两湖地区能大量输出米谷同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主要基于该地农业生产的勃兴和中转沿边省分米粮［④ｃ］；其次是该地人均耕地较多，赋税漕粮负担较低，米价较低等［⑤ｃ］。明代初期，两湖地区开始大兴垸田，并在明代中叶形成一个高潮，垸田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土壤特性较适宜于种水稻，因此垸田的大量垦辟实际上即不断扩大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种植面积［⑥ｃ］。这是明清两湖地区农业经济结构演变中最为瞩目的事情。尽管明清时期总体而论两湖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水平及单产量均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①ｄ］，由于在有明一代两湖平原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得以有大量余粮输出；沿边省分如四川、江西等地米谷亦藉此地（主要是汉口米市）转运，其相对较低的价格吸引了大量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将其转运各方；加上漕粮、军米等官粮的大量调拔，遂给朝野人士形成"湖广熟，天下足"的感觉。

　　"湖广熟，天下足"一谚中的"湖广"经今人考证并非整个两湖地区，而主要是两湖境内粮食生产最发达的几个农业经济区，即今湖南境内的洞庭湖平原和湘中丘陵盆地，湖北的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按有的划分方式，这其中的大部分亦可归为江汉平原［②ｄ］），亦即广义上的两湖平原。所谓"天下"则主要指南半个中国，尤其是长江、珠江两流域对湖广米粮的依赖［③ｄ］。当然其中也有相当数量逆汉水而上陕晋中原［④ｄ］。

　　"天下"皆赖"湖广"的态势在清中叶后发生蜕变，两湖地区由于人口日多、水灾频仍等原因出现生产停滞，其米粮输出也盛极而衰，雄风不再。虽然两湖米粮济运江浙的现象直至解放前并未停止，但其可使"天下足"的米粮济运规模与声势已成昔日黄花［⑤ｄ］。如果两湖平原在水稻生产达到一定程度难以再有突破时能循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轨迹开始结构转型亦属理想，然而两湖平原在此方面虽有发展趋势，但没有取得成功。该地区明清时期在发展粮食作物生产的同时其实并未偏废经济作物的生产，两者甚至可以说并行不悖，并终至形成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的总体生产格局［⑥ｄ］（洞庭湖平原的经济作物比重较小）。虽然两湖境内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超过粮食作物的地区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丘陵地带及沿边山区，平原湖区鲜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该地经济作物的种植以棉花和麻类为主，均属劳动密集型种植生产，需要资金投入的蚕丝业则极不发达。麻类主要以原料形式自用或出售，棉花则用于家庭纺织或直接进入流通领域［⑦ｄ］。当湖广棉布行销天下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并未在棉布上与之一争雌雄，而是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转向效益更高的蚕桑业［⑧ｄ］。两湖地区的农业发展较之三角洲地区总是慢一拍，但当清中叶之后两湖平原出现严重的农业人口相对过剩时却没有发生如当初三角洲地区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生产的大规模倾斜转移，粮食作物生产始终占主导地位，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性质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完全不同。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种粮自食、经作换钱，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分离，副业商业化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两湖平原粮食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二位一体，粮食商品化亦即主业商品化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⑨ｄ］。
二、两地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结构转变的正负作用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现象出现较早，这些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出路大致有内外两种消化途径。内部消化或称内部转移是指农民并不离开土地抛弃田作，而是在努力经营好大田生产的同时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包括丝织、纺纱、编织、烧窑等业。这些家庭副业、手工业在当地农村经济生活中作用甚巨，不可或缺，农家既以其收入维生计、纳赋税，还要靠它反哺农业，谁家的副业和手工业收入高，对农田投资就多，田也种得好，反之则否。从事农村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有农闲的青壮劳力，也有劳动力机会成本几乎为零的妇女儿童，他们昼耕夜织终岁辛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富庶正是建立在农户日夜劳作的基础之上，甚至有以此而致富者［①ｅ］。

　　外部消化或称外部转移是指农民离开土地，向其它行业或异地谋生，这种途径的农民又可细分为三类：１．离土不离乡，指被迫沦为奴仆，依附于富家大族卖身过活者，总人数当不多；２．流入城镇成为工商人口，这些失去土地的城镇新成员不仅为繁荣当地工商业经济作出了历史贡献，其中在劳工市场上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生存的人还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滥觞；３．流向开发中或未开发地区，既有政府的强制移民也有向未开发地区或开发中地区寻求拓展的自然移民，其流向地便包括两湖地区［②ｅ］。以上各种转移方式或途径当然并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多种形式交错发生，其中以亦工亦农亦商型的转移方式或称"不完全转移"的比例最大，属于可农亦可非农的过渡形态［③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