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城市化问题研究的宏观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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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应将其纳入宏观框架，形成城市化问题研究的宏观视野。这一框架至少应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城市化进程是宏观经济发展的动态表征；其二，劳动力及其转移是城市化进程的先导力量；其三，城市就业机会是城市化进程的宏观基石；其四，“三农”问题是城市化进程涉及的农村层面。
　　[关 键 词] 城市化；城市就业机会；劳动力转移；“三农”
Abstract：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clu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so the relevant research should not limit at special subjects, but bring it into a macroscopic frame. This frame includes four contents: First, urbanization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strength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 labor force's transfer is the main content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it is the leading strength of urbanization; In thir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cities, especially honorabl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s the found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forth, the change of villages, agriculture and peasants which bring from urbanization is an indivisible aspect of urbanization.
Keywords：Urbanization; Employment opportunity; Labor transfer; Three-dimensional rural issues
一、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世界经济增长只是到近代才真正进入快车道的，正如库兹涅茨在其开创性的著作所表述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相对现代的现象，按照今天的标准，两个世纪以前即使是最快的增长也是微不足道的”。[1]尽管城市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前工业化时代，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则正是伴随着产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而发生的普遍现象，并广泛发生于各国的发展进程中。同样，在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及其认识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城市化真正进入快车道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市场功能、生产功能乃至生活功能得以迅速完善和强化。
　　理论研究必然顺应现实的需要并服务于现实，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相关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喷涌而出，可谓汗牛充栋。地理学、人口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及相关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此也不断深化了我们对城市化问题的认识。诸如，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劳动力迁移和人口流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人口学则加强了对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关注，开展广泛的流动人口调查。如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城市地理学更多地侧重于关注城市空间结构、城镇体系、城市带、城市群等地理空间范畴，而对其经济属性关注较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城市内部空间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如土地利用模式、城市住宅市场、城市交通等[2]。这种源于国外的研究内容和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的演进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自然渐进地发生过程，并且已经不是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尚未完成的过程，因此这也要求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不能仅仅拘泥于城市内部空间的研究；发展经济学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托达罗等理论模型展开，由此探讨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学者对于城市化问题的关注较多，尤其表现在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方面，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特征性事实，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素材。[3]
　　但是，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各个不同领域的专题化研究阶段，缺乏一个系统性的宏观视角，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城市化与宏观经济问题，如经济发展、就业、收入分配、“三农”问题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不利于从更高的宏观层面对城市化问题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地把握。同样，忽略了城市化视角的这根主线，也妨碍了他们对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和主线的把握，也不利于主流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一致性的把握。
　　城市化首先是作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经济、社会、空间现象而发生的，它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宏观框架而孤立进行，同样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也需要纳入到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框架下予以讨论。毫无疑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更为可贵的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不再单纯注重GDP本身，而是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改善民生，将经济发展的劳动成果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也应当看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仍面临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对此，温家宝总理精辟地总结为“四个不”，即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不难看出，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内需不足、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和外贸出口等诸多问题都与城市化进程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化是分析和诠释中国经济的一条重要主线，它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经济结构转换等都是一个一体化的体系。
　　为此，当务之急在于集成多学科、多主题的相关研究，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下统筹考察城市就业机会、劳动力转移、城市化进程涉及的“三农”层面等广泛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城市化进程纳入到宏观分析的系统框架，亦即“以城市化作为视角来透视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从而在城市化问题研究和宏观经济分析之间搭建起一座联系的桥梁，这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于城市就业机会与城市化、“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进程等问题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和把握，从而增强对经济现象认识的系统观，同时也为认知和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二、城市化进程：宏观经济发展的动态表征
　　城市化描述的是伴随现代经济发展而来的包括地域景观、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一种动态转化过程。这种变化从不同方面得到体现。首先，从人口变迁角度来看，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从地域景观的变化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是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大，即原有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和新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从经济层面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是人类对自然依附性的降低，只需更少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向以二、三产业为主导转变；从社会层面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是城市现代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普及以及现代文明的广泛传播。
　　应当说，城市化最为显化的特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集中，主要表现为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和农业人口的持续减少、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逐步渗透到农村等。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职业构成从农业向工业及第三产业的转变以及人口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等多方面的全面转化。如果说城市化在地域空间和人口聚落特征方面的变化是其“形”，那么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则是其“神”。通过变更户籍身份和行政建制的手段来提高城市化水平显然不是城市化的本质含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有赖于城市产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城市化本身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它能反映出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社会文明的全面提升。
不难看出，城市化首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它是经济发展在空间、人口等方面的表现形式。正如韦伯（Weber）在分析19世纪欧洲城市化时所指出的，人口在城市日益集中是经济增长和差异化发展的“自然结果”。[4]但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城市化本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市化经济是一种集聚经济，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它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产业功能联系所产生的外部性而形成的地方化经济；三是由多个行业向城市地理集中所形成的城市化经济。第二，城市化本身能够创造社会需求，是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尽管近两年我国城乡市场消费品零售额的差距有所缩小，[5]但消费支出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城市市场无疑提升了消费水平。同时，城市化有助于消费结构升级，不仅提高了基本生活消费支出，而且提高了住房、汽车、高档家电产品等中高端消费品的需求，还能开拓文化、旅游、休闲等新型消费产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为例，二战之后美国政府通过建设州际和城市间高速公路而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这些新公路促成了城市居住者从内城地区分散到低密度的郊区地带，其结果是导致了居住、工作和购物中心之间距离的拉大，进而促进了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时，郊区居住地和公路的兴建又引起了建筑工业的繁荣，并加大了电视、炊具、电冰箱等国内消费品的需求，[6]由此，有效地刺激了美国的社会需求。第三，城市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库兹涅茨于1955年首次提出关于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说，即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先升后降，并将其机制归结为经济发展推进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地区不平等程度会趋于下降，这源于城市中农村移民后代对都市经济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维持自身利益的低收入解决政治力量壮大的结果。[7]
　　由此可见，城市化进程既是反映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有效指标，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城市化进程以及如何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来加速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可偏废的重要议题。特别是现阶段，认识到推进城市化进程本身就可以加速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三、劳动力及其转移：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量
　　如前所述，城市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首先表现为大量人口的空间结构变迁，即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和农村人口的减少。作为这一人口迁移的历史过程，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城市化的先导力量，是推进人口城市化的主体。劳动力是一个有别于人口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或实际参加劳动的人口数，它是社会人口总量的一部分。这种转移至少体现三个层面：（1）空间层面，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2）职业层面，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3）身份和生活方式层面，劳动力从农民向市民转化，从较低生存水平向较高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转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劳动力永久性地实现空间、职业乃至社会文明的转换，但在中国，由于传统户籍制度等制度性约束以及劳动力所面临的经济约束，劳动力呈现“两栖”转移形态，[8]无法实现彻底转移。
　　究其原因，国内大量文献大多集中关注了制度性约束的决定性影响。诸如，蔡昉等从制度视角提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钟摆式”流动模式的三大制度原因——土地对农民的吸引、户籍制度的分隔作用以及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9]的确，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一直阻碍着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但是，应当说制度因素对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正在随着时间推延而逐步减弱。正如卢向虎等所指出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某些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制度已经消亡（如食品配给制度等），某些制度的阻碍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如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等）。[10]换句话说，仅仅消除制度因素是不足以改变当前劳动力“两栖”转移现状的。
　　因此，在制度性约束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经济性约束成为制约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根本症结，这从转移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结构可见一斑。调查表明大多数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居民服务业等。[11]其中，在建筑业中进城务工农民占到80%以上，在加工制造业中进城务工农民占到68%。不难看出，这些多是技术含量低、工资低的行业。当然，这种低工资特征与进城务工劳动力自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工作技能和城市就业的制度性排斥等多重因素相关。
　　总而言之，寻求当前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仍是当前城市化问题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学界对于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约束关注颇多，在现实制度约束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有必要研究劳动力所面临的经济性约束，尤其是作为收入初次分配主要手段的工资水平。低工资水平不利于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最终他们只能回流农村。因此，从探讨如何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约束到破解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性约束的转向应当成为当前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