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江村经济》的研究理念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启示

1056618

　　摘 要：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层难题，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题一脉相承。《江村经济》所展现的深接地气的个案研究方法、持续的人文关怀精神，启示人们应充分掌握农民意愿，深化政策研究，从全局高度剖析美丽乡村建设，跳出乡村看乡村，以农民为本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费孝通先生在经验基础和研究视角上坚持“中国本位”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不仅对探讨美丽乡村建设带来深刻启示，也为强化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示范和莫大激励。
http://
　　关键词：美丽乡村建设；江村经济；中国特色社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33-0024-03
　　美丽乡村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伸，是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步骤，是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说，建设美丽乡村不是“涂脂抹粉”。这就启示我们，美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的农村环境卫生整治，还有推进农村经济改革、经营美丽乡村的深刻含义，因而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1]。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层难题，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题一脉相承。
　　探讨解决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层难题，社会科学责无旁贷，关键是秉持怎样的理念、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实现从科学研究向决策咨询的优雅跃升。《江村经济》作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学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巨著，虽然分析的是20世纪30年代苏南一个乡村的经济衰退和重振努力，但其中展现的研究理念和思维光芒，对我们今天研究三农问题乃至更大范围内的经济社会问题，有重大启发。本文谨从该书对江村饥饿问题的研究加以剖析。
　　一、以深接地气的方法研究实事，梳理出农民贫困的两大主因
　　费孝通先生说：“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实事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2]《江村经济》没有像一般学者那样从某种理论出发、靠裁剪事实进行宏大叙事，而是俯下身去关注现实的世界，从当时民众备受煎熬的饥饿问题入手展开研究。
　　《江村经济》的前言和结尾处都提到了中国的农村正站在饥饿的边缘上，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就是饥饿问题。那么，当时的饥饿问题是怎样在农村中引起的，又该如何消除呢？费先生深入开弦弓村农民的日常生活，详细考察农民的收入来源、职业分化与劳作日程，创造性地提出要从货币和实物两个方面衡量农民的家庭开支，分析农民收入的两个主要来源及变化情况，指出在农民家庭的四项开支中，“地租和利息”自己无法控制，且有不断升高的趋势；而从收入的两个来源 “耕种和养蚕”来看，“丝价下跌是农民无力偿还债务的直接原因。国内工业的衰落，高额地租的负担使农民面临着空前的经济不景气。”[2]这样由表及里，抽丝剥茧，梳理出农民贫困的两大深刻原因：
　　（一）高额地租及其背后的“不在地主”土地制度
　　在江村，90%以上的农民是佃户，他们对土地只有“田面所有权”，没有“田底所有权”，也就是说可以耕种土地，但必须向“不在地主”交租。“不在地主”[2]仅仅凭着对“田底”的所有权，就可以向佃户收租，成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地租“以稻米数量为标准来表示，但以现金交付”，在决定米租折合成现金的“兑换率”上，“不在地主”享有强权，因为，“这个兑换率并不是市场上的兑换率，而是由地主联合会独断专行的。”贫农必须卖米换钱交租，并且往往正值通常市场上米价较低的时候。“租米和租款的双重作用更加重了交租者的负担。”[2]从费老的研究来看，江村农民平均每亩地所交的地租约为土地产米量的40%！从“不在地主”阶级来说，他们住在城里，与农业的关系纯属金融关系；他们“对于土地的位置、土地上种的庄稼、甚至对于交租的人都一无所知。他们的唯一兴趣就是租金本身”[2]。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没有良好的信贷系统供农民解决生产资金等问题，农民被迫转向“不在地主”和高利贷者借贷；农村经济越萧条，资金便越缺乏，高利贷愈趋活跃，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
　　（二）丝价下跌及其背后乡村工业的衰落
　　如费老所说，蚕丝业是这个村里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蚕丝业的衰落极大地影响了农村人民的生活，?z价下跌成为农民无力偿还债务的直接原因。“1934年生丝价格跌到前所未有的更低的水平，同样质量的丝，1934年的价格水平仅为1930年的1/3。”蚕丝业的衰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技术原因，比如传统方法养蚕病死率高，传统手工缫丝粗细不一、断头率高，不适合高度机械化的丝织工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外部市场的原因，世界经济萧条，丝价下跌，村民生产同样品种、同等数量的生丝，但从市场上不能赚回同等金额的钱。费老在这里从非常广阔的视角，联系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分析乡村工业落后的原因及出路。他说：“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结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被压迫国家的政治地位以及摩登女郎新近获得的赤脚审美观等等，这一切都可能直接或间接成为中国农村生产的生丝价格下跌的原因。”重振蚕丝业的出路，固然要改进技术，但要有相应社会组织的变革相配合，即发展合作工厂代替家庭手工业。
　　找到了原因就找到了措施。在解决农村基本问题的思路上，费老相应提出了两大举措：改革土地制度，发展乡村工业，并认为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根本。他说，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等，是必要而紧迫的，“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他谴责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从而使农民的境况越来越糟糕。显然，他认为必须首先进行土地改革。但在根本举措上，他强调最终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并一再重申“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2]。他借由理性的分析而乐观地预言：“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费老的预言能否实现？   　　二、以农为本持续关怀农民生活，推动农村由温饱奔向小康的两项变革
　　费孝通先生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开创了研究中国农村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更在于他展现出的对农民生计问题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他一生共计28次重访江村，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以来，每年两次到访江村，安排自己的研究生在此进行长期考察。他一直倡导 “建立迈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始终从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切入，在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张。回头审视近几十年来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土地革命激发了农民的热情而取得政权，农村改革正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小康社会建设正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缩小了城乡差距。从解决温饱到奔向小康，两项变革与费老的两大主张”不谋而合”，使我们切实看到了社科研究对农村改革开放进程的现实影响。
　　（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
　　新中国的改革事业从农村开始。农村集体保留对土地的所有权，按人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套用《江村经济》的话来说，农民有了对承包地的“田面”所有权。这样，农民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在收益分配上，“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3]这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也使农民手中有了剩余，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06年，全国统一取消了农业税，这就相当于农民不必再向任何”田底”所有者缴纳”地租”，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为农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快速缩小了城乡差距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大批解放出来的家庭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厂务工。各类户办、村办、乡办企业迅速崛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农民就近务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江村经济》中描绘的乡村工业发展起来。很多企业实行合作制，企业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也通过附近城市技术的扩散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等途径得到解决[4]。乡村工业的崛起，使得农民从工业中获益良多，原本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格局中流向城市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截留到农村，农村由此兴起了各类小城镇。例如，河北省隆尧县近些年兴起的东方食品城（华龙镇），自民国年间就是一片荒草、土匪出没的地方，二十多年前开始办方便面厂（如今麦郎集团），厂子越来越多，相关的餐饮、娱乐相继发展起来，最后形成了非常繁华的地方。在隆尧县，这个二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小镇，繁华程度仅次于县城。费老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未来的期望完全变成了现实，一个崭新的农村面貌已然呈现于世！
　　三、精美呈现中国特色社科研究方法，深刻启发美丽乡村建设
　　《江村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迎来广泛赞誉。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评价道：“这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郑杭生教授说：“《江村经济》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说，《江村经济》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它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为人类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广阔的领域。一句话，《江村经济》无论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开创性地展现出了“中国特色”，这对我们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借以深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江村经济》在研究方法上带有鲜明的“综合分析”和“辩证施治”特征。在形式上，费老采取了“个案研究”的方法，正如中山大学甘阳教授所说，它“以小见大，以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付之道”。费孝通先生本人说：“对此类农村进行深入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对中国经济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正是这种补充，纠正了西方“分科治学”学术方法的种种弊端及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不良影响。费先生不是机械地套用社会学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从可能影响问题产生的土地制度、劳动用工、职业分化、亲属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因而无形中改变了社科研究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做法，进而做到了对策分析时的“辨症施治”。费先生后来在谈到科学研究时说：“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 [5]这就启示我们，在对实际问题进行政策抉择时，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像学术分科那样分科治病、分散抓药，而要注意综合施治、整体把握。
　　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制定完善相关政策，当然也要以深刻把握美丽乡村建设的实际难题和深层原因为前提，从全局高度看待美丽乡村建设，跳出乡村看乡村，而后进行综合施治。美丽乡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是富裕乡村，是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统一，是城乡协调发展，其中涉及很多尖锐的矛盾和??题。例如，如何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利益冲突，使农村土地流转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有效结合？如何切实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使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衔接？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像费先生那样深入实际，深入农民生活之中，了解他们内心的意愿和想法，了解农民对相关政策的细节感受，使学者的研究更加真实，使政策的制定更接地气，使农民更加自觉自愿、发自内心地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避免出现农民感觉那是“政府的事”“干部的事”，与己无干，甚至发生抵触情绪。
　　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为此，我们需要清理并且夯实各门学科的理论假设和研究基础，使其融入中国的经验基础、更加接近中国人的生活实际，更能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而在全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亮起“中国元素”，发出与我国大国地位相称的“中国声音”。《江村经济》已经树立了一个良好典范。费先生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说：“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江村经济》出版八十年来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使我们充分感受到一种伟大思想穿透时空的巨大影响。我们当以费老为榜样，致力于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奉献应有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 张亚娥.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探索[J].经济研究导刊，2016，（1）：25-26.
　　[2] 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249.
　　[3] 陶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J].生产力研究，2009，（6）：2-3.
　　[4] 渠敬东.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J].社会，2013，（1）：3-5.
　　[5] 丁元竹.社会人类学智者费孝通[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10-12.
　　[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