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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 给企业带来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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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6 19:27: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两大国家战略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但商机中也有挑战和风险,企业应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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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是新一届政府制定的两大国家战略。前者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负责撰写文件,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发布;后者由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出,工信部领衔撰写文件,50位院士、100多位专家参与研究和文件制定过程,2015年5月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发布。这两大战略无疑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经贸关系。两大战略由政府提出,但最终落在实地还是要靠企业,这就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商机。但是,机遇通常也伴随着挑战和风险,所以,企业如何走好“一带一路”、如何做强中国制造亟待深入讨论。
  两大战略的经济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一个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GDP平均增速几近10%。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中国经济开始下行,但GDP增速仍然排在世界前列。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一个国家的经济这样长时间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可谓“奇迹”。
  这个奇迹有什么秘密?这要从经济学的一个等式,也是一个常识说起。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世纪经济学的一大发现。它是一国一年内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X)的货币价值的总和。
  中国引进这个概念后,把政府支出(G)拆分到C、I之中,原等式则被改造如下:
  GDP=C+I+X
  等式右侧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就是我们熟知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中任何一个变量增减都将引起GDP的变化。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主要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投资增速为年均20%以上,而消费增速则只有10%左右,结果是消费相对于投资的缺口越来越大,以至于无力消化投资形成的巨大产出。消费缺口如何弥补?从“三驾马车”来看,只有靠外需,即出口来弥补。于是,出口导向就成了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正是靠投资和出口“双驱动”,中国实现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所在。
  投资和出口“双驱动”创造的经济奇迹在2008年被打断,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需急剧下降,出口产品出现大量过剩,企业顷刻间大难临头,倒闭潮随之而来,失业激增。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情况,2009年,上届政府推出4万亿一揽子刺激方案,打了一场著名的GDP保卫战,目标是“保8”。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刺激,暂时缓解了经济增速的颓势,可是到了2011年,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两位数10.6%又降到了一位数9.5%。之后,本届政府虽然微刺激不断,但仍然遏制不住经济下行。2012年GDP增速破8,2015年破7,2016年继续下行到6.7%。
  经济增速不断下行,首先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凸显。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85%是合理区间,75%以下为产能严重过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
  面对产能过剩问题,我们开出的药方一直是刺激总需求,主要是用投资拉动GDP增长。然而,其作用在不断递减,直至失效。虽然有时也想到了提振消费,但把消费提高到能够消化全部过剩产能的程度,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三驾马车”失灵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到总供给。政府曾有针对性地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意欲解决总供给的过剩问题。但结果却是产能过剩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现在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但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产能过剩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随之而来的就是与其相伴的债务风险。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就像两个毒瘤折磨着中国经济。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有形之手”本应让位于市场那只“无形之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用市场的办法出清,大批企业将倒闭,失业人数也将激增,这会导致社会不稳。
  一方面过剩产能、债务风险必须解决,另一方面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又不能造成社会不稳。出路何在? “转移一批”成了不二选择。但中国的过剩产能往哪儿转?在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并推进TPP、TTIP谈判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是“西进”。“一带一路”正是在这个国内和国外背景下产生的。
  “一带一路”的要义是把中国的富余产能转移到国外,以此寻求投资和消费的再平衡。这是一个新的“三驾马车”框架。虽然它还是以投资为主,但投资方向已从国内转移到国外,产能也形成在投?Y所在国。中国今后将更加注重资本输出,更加注重在全球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显然,这是一个重新架构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国家战略。
  但是,这样一个扩张总需求的宏大战略需要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供给体系来支撑,中国的供给体系做得到吗?解决这个问题正是“中国制造2025”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制造2025”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其目标就是要加快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转变,解决总供给的能力、质量和效率问题。
  如果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开始下行的转折点,那么,2015年就是寻求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再平衡的关键年,这一年同时出台了“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两大国家战略。     商机在哪里
  从区域经济看,“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它的一端是发展中的东亚经济圈,另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沿线共有65个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总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未来10年,‘一带一路’的国家整个出口将会占世界1/3。”国务院参事汤敏预测说,“这里将成为真正的经济增长第三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从《“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对“五通”的描述来看,设施联通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重点是交通基础设施、口岸基础设施、航空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以及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等,以此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亚太地区亟须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发展经济,而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也是核心抓手。“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O施建设范围很广,既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管道、电力,也包括电信、互联网、物联网等。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中国企业重要的投资方向。
  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一份报告分析,“在2010-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约8万亿美元。此外还要在特定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2900亿美元。大体是在11年间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投资”。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
  这样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恰逢其时的机会。目前,中国正在艰难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首当其冲。中国的过剩产能主要在钢铁、水泥、建材、煤炭、装备等工业品领域,这些产能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正是他们所缺的、需要的产能。“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研发现,中国产能过剩的设备,对它们而言都是先进的,因此,国内市场可以沿着‘一带一路’进行资源的全球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
  中国的过剩产能在“一带一路”上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一互补性的产能合作,在沿线国家获得所需产能的同时,中国也将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再平衡。新的平衡依赖于资本输出、产能转移,而不是以往的以商品出口为主的经贸方式。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进行支撑,而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2025”重点突破的十大领域也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业。因此,中国有足够的供给能力,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展现的市场空间,为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大显身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企业如何抓住商机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把握住“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带来的发展机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企业要规避外部风险,如政治、经济和法律风险等。一旦出现问题,企业要有化解和处理风险的能力。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不是不计成本的援助,所以一定要算清“经济账”。但在合作中也要注意如何让外国客户和消费者接受,这就还要深入了解国外的文化、宗教和风俗民情等。
  其次,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企业应加强自身建设,正如习主席所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中国制造2025”实践中,政府会发挥作用,但是,市场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企业应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再次,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注重打造全球品牌。随着企业全球竞争的加剧,品牌竞争已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焦点。Interbrand最佳全球品牌100强排行榜(2016)显示,中国只有华为和联想两个企业上榜,占排行榜上榜企业总数的2%。美国品牌有52个进入榜单,占上榜企业总数的52%,远高于中国;德日制造强国分别有10个品牌和6个品牌上榜,也比中国品牌上榜数量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在国际品牌建设上还需要花大力气。
  2014年,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曾指出:“中央企业虽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多,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存在,尤其是缺少在全球叫得响的知名品牌。中央企业要实现‘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目标就必须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品牌。”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实施“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中,打造一批世界著名的一流品牌,从而更好地造福中国和世界。
  还有,我们现在要输出的产能是过剩产能,或称富余产能,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是优质富余产能,而非处在产业链低端的过剩产能。所以,处在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市场中没有竞争优势,这些企业应充分利用“中国制造2025”提供的发展机遇,尽快转型升级,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
  因此,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看到商机,还要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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