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1974532

　　摘要：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马克思创造性地将组织、技术、制度和生产要素间的关系结合起来，从动态角度加以分析，得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菲尔德曼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代表成果，包括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从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假设条件、研究工具、技术与制度的作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构造等角度，将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得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能够更好地阐释社会再生产的动态特征。
http://
　　关键词：经济增长；马克思；比较分析；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法；总量生产函数
　　中图分类号：F091.91；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5）04-032-09
　　经济增长理论史上，是马克思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菲尔德曼，第一个建立了分析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是第一位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在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马克思创造性地将组织、技术、制度和生产要素间的关系结合起来，率先从动态角度加以分析，得出了具有开创性的重要理论成果。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谈到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沿革时承认：增长模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
　　（一）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从185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到1880年代初最终完成了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前后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探索过程。
　　马克思通过对英法古典经济学家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批判和继承，认识到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时，必须同时考察两个关键问题：以产品补偿产品即实物补偿问题，以价值补偿价值即价值补偿问题。沿着这一思路，从实物形式上，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区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第二部类）。从价值构成角度，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分解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组成部分。
　　1.简单再生产情形下的经济增长
　　马克思按经济规模是否发生变化，将社会再生产划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情形。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假定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因而投资再生产过程的资本数量始终保持不变，再生产在原有经济规模上重复进行。
　　二、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和多马从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出发，各自独立地构建了考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模型的理论起点是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哈罗德所做的工作是将凯恩斯的短期静态分析法推广到分析长期的动态的经济增长问题。
　　哈罗德模型最关键的假设是总量生产函数采取固定比例形式，国民产出Y取决于惟一确定的资本量和劳动量。由于总量生产函数采取固定比例形式，国民收入Y的增长率不可能超过劳动的增长率n，因此，劳动增长率决定了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上限。哈罗德称由劳动增长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率为自然增长率，有Gn-n；由于当经济以自然增长率持续增长时，经济将始终处于充分就业的动态均衡状态。
　　哈罗德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资本产出比：第一种是实际的资本产出比v1，它是指资本存量的实际增加量与产出的实际增加量的比值。第二种是企业家意愿的资本产出比v2，它表示企业家为了获得一个单位的产出增加量所意愿投资的资本数量，当国民产出增加一个单位时，若资本存量恰好增加v2个单位，企业家这时将觉得满意。
　　根据上述两个不同的资本产出比v1和v2，可以得出两种经济增长率。一是根据实际投资始终等于实际储蓄，可以求出经济的实际增长率c=△Y/Y=s/v1。二是由企业家意愿的资本产出比v2所决定的经济增长率Gw=S/V2。哈罗德称Gw为有保证的增长率。当产出以有保证的增长率增长时，实际投资量将等于企业家的意愿投资量，实际资本存量将等于企业家的意愿资本存量。如果经济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企业家将不会有明显的动因试图提高或降低产出的增长率，经济将以相同的增长率继续进行下去。
　　哈罗德提出两个重要命题。第一个哈罗德命题：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取决于生产技术因素v，而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外生于经济制度的劳动增长率，经济中并不存在任何一种机制使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增长相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就业不足的均衡增长是一种常态。第二个哈罗德命题：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产生偏离时，这一偏离不但不能自行纠正，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偏离。有保证的增长率基本上是不稳定的。
　　多马则是围绕投资的二重性概念构建其增长模型。从经济的需求方看，投资通过凯恩斯的乘数过程决定国民收入实际水平，从经济的供给方看，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规模而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首先，根据凯恩斯的乘数理论，收入的增量AY是投资增量△I的函数，即AY=（l/s）△I。式中s为边际储蓄倾向；其次，假定经济处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潜在生产能力取决于资本存量，潜在生产能力的年增加量与投资量之间的关系是：△Y=1δ。式中δ是在已知的投资水平下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率。
　　将供给方程与需求方程联系起来，可以求出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为：G=AY/Y=△I/I=δs。因此，当投资都以8s的不变比率增长时，经济将保持均衡增长。多马认为，经济均衡增长的局面是很难维持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平均投资生产率δ要低于新投资项目的生产率，这时经济若以δs的均衡比率增长，将使社会的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这将阻碍厂商的进一步投资，导致投资少于储蓄，未利用的生产能力将日益增多，经济中存在大量的闲置资本和失业工人。多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以下两种：一是降低储蓄倾向；二是加快技术进步。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由索洛和斯旺创立的，后经卡斯和库普曼斯重新阐述的一个系统地论述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索洛模型考察一个运用资本K和劳动L生产单一产品的经济。假定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劳动人数以外生比率n增加，经济的储蓄率为s。总量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F[K（t），L（t）]。
　　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储蓄将全部转化为投资，故经济均衡条件是k=sf（k）-nk。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方程中的sf（k）项是人均储蓄；nk项是劳动力以速率n增长时为保持资本劳动比不变所需的投资量，是对资本广化程度的衡量。
　　索洛模型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经济存在一条平衡增长路径；（2）平衡增长解是稳定的；（3）总产出增长率、消费增长率、资本增长率都等于外生的劳动力增长率n；（4）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人均产出增长率和人均消费增长率都为0；（5）储蓄率的变化只具有水平效应，不具有增长效应。
　　卡斯和库普曼斯运用由拉姆齐首先提出的具有无限期界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重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修正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与索洛模型在结论上只存在微不足道的差别，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又存在明显缺陷。首先，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一些经济增长事实提供了一种解释。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率上升能使产出增加，但是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品最终将无限降低，因此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率并不改变。储蓄率变化不具有增长效应；其次，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再次，卡斯和库普曼斯首先将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为以后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分析工具，这一分析方法现已被广泛地用于各类新增长模型，“其方法论的影响是深远而带有根本性的。”目前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正统地位已被新增长理论所取代。
　　（三）新增长理论
　　西方学者通常以罗默1986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及卢卡斯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发表作为新增长理论产生的标志。新增长理论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而是一些持有相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诸种增长模型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
　　新增长理论模型在思想观点上和分析方法上的共同要素主要有：（1）经济可以实现持续均衡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中内生因素作用而非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2）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3）技术、知识、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所不可缺少的条件；（4）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均衡增长表现为一种社会次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通常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根据各种新增长模型在基本假设上的差别，可以将新增长模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新增长模型是在收益递增和外部性的假设上，通过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1988）等；从1990年代开始，新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框架下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这即是第二阶段的增长模型。这类增长模型着重研究技术商品的特征、技术进步的类型。根据技术进步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细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和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资本品或消费品的不断出现，属于此种增长模型的主要有：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1990）、格罗斯曼一赫尔普曼模型（1991）等。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属于此种增长模型的主要有：格罗斯曼一赫尔普曼模型（199 1）、阿格亨一豪伊特模型（1992）等。
　　三、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拥有一些共性特征：首先，二者均源自英法古典经济学；其次，二者均着重从宏观层面分析论证经济增长的规律性特征。但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存在着本质性区别，二者泾渭分明，不难区分。我们可以从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假设条件、研究工具、技术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总量生产函数的作用等方面予以说明。
　　（一）二者依据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中，对于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平衡增长路径的稳定性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论述。
　　1.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
　　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增长理论，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在马克思增长理论中，社会总产品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资本家将部分剩余价值用于投资，形成资本积累，资本积累驱使社会资本生产总规模扩大。经济中存在两大类部门，分别从事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在资本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马克思的这些重要论述，在菲尔德曼的增长模型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显著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各类增长模型。
　　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虽然分支众多，自哈罗德、多马以来大致经历三个发展时期，但从理论基础看，均依据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和新古典的均衡价值论，因而从属于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增长模型中，看不到剩余价值学说的踪影，也缺乏对社会再生产中的实物补偿与价值补偿的分析描述。
　　在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资本家阶级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而在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取决于由总量生产函数决定的，总供给与由跨时效用函数决定的总需求二者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果，是由总供求关系决定的动态均衡过程。
　　2.经济均衡增长的稳定性   　　在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均衡状态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缺乏保障经济稳定平衡增长的内在机制，相反，因为资本家阶级盲目而无序的逐利行为，必然造成整体经济的波动，造成对平衡增长的破坏。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平衡增长是短暂的，平衡状态本身是不稳定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会转变为失衡的条件，自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经常满足这一条件。
　　在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中，除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认为经济均衡增长难以持续外，以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为代表的主流观点，仍依据对宏观经济总供求关系的动态分析，得出宏观经济可以实现均衡增长的结论。他们还认为，经济不仅可以实现均衡增长，而且这种均衡增长还是可持续的、是稳定的。
　　（二）二者的分析框架差异明显
　　马克思增长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在分析框架上的区别，既体现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关系方面，也体现在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关系方面。
　　1.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
　　在马克思增长理论中，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是高度统一的。社会总产品是单一商品的总和，通过从全社会角度将商品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纳入整体考量，通过批判性继承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流通思想，马克思创造性地将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归纳为实物补偿问题和价值补偿问题，构建了一个有效地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宏观分析框架，建立了第一个描述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成果得到了菲尔德曼的继承和发展。菲尔德曼运用数学工具，提出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索洛模型等均局限于宏观总量分析，缺乏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微观基础的论证与描述。他们从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出发，从总量生产函数人手，以总投资与总储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确定宏观经济的动态均衡特征。自卡斯和库普曼斯开始，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在增长模型中加入了消费者偏好函数，从而使增长理论的宏观总量研究具有了一定的微观基础。
　　2.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
　　在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增长理论在进行总量分析的基础上，深刻地阐述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结构因素的重要性。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论证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实物补偿问题和价值补偿问题，因此，他在其论证中，从实物补偿角度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两类商品。它们二者在资本积累形成上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进而在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从价值补偿角度出发，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分解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提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特别是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
　　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等并未对国民收入的部门构成做任何区分。以索洛模型为例，索洛运用单一总量生产函数描述经济总产出，得出了技术而非资本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之源泉。但是，单部门分析框架使索洛无法对技术进步进行进一步分析，因为在索洛模型中，技术只是一个外生变量。为了解决索洛模型留下的这一悖论，新增长理论家罗默、卢卡斯等人转而采用两部门生产函数，单独分离出技术或人力资本等核心部门，以此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
　　因此，随着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经济学家实际上回归了马克思用两部门分类说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不过，对于马克思增长理论中的价值构成分析，由于其中包含剩余价值学说这一西方经济学所无法接受的核心要素，西方经济学家普遍不予采用。他们则将经济总产出区分为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并围绕投资与储蓄二者关系展开论证。
　　（三）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依据的假设条件过于严峻
　　作为马克思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也体现了马克思论述经济问题的系统性、整体性、动态性。为了论证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特征，马克思尽管也运用了一些必要假设前提，如先研究比较特殊的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过程，假设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等，但是随着分析的逐步展开，再生产形态、资本有机构成等假设条件在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都得到进一步放宽。
　　反观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各类模型均过于依赖一些严峻的假设条件。这无疑影响了其增长模型的适用性和现实解释力。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却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将其排除在考虑之外，使该理论排除了最重要的因素。新增长理论关于生产函数的假设也存在过于严峻的缺陷。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完全竞争假设使各模型可以运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分析法研究框架考察经济增长问题。外部经济分析法虽是一种有用的分析方法，但该方法是否像罗默等人认为的那样具有宏观适用性是受到质疑的。
　　（四）对作为研究工具的一般均衡分析法的考察
　　西方经济学增长模型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法，这一分析方法最早由拉姆齐于1928年研究最优储蓄问题时提出，后被卡斯和库普曼斯用于研究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决定。现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已成为西方经济家普遍采用的分析工具，成为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建模方法。
　　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核心是库恩一塔克定理，根据这一定理，求解经济分散化动态均衡的问题可以简化为求解一个最大化问题。各种增长模型都可以理解为库恩一塔克定理的特殊应用，即通过求解在生产技术条件约束下代表性家庭的跨时效用最大化问题，得到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通过将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法应用于各种增长模型，西方增长理论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为政府实施旨在影响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动态一般均衡方法的思想基础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分散经济可以达到均衡状态，并且经济均衡通常是帕累托最优。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只不过是一般均衡理论一种新的表述形式。在新增长理论之前，新古典增长理论就试图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说明，分散经济不但可以实现静态帕累托最优，而且能够实现动态帕累托最优，“看不见的手”将引导经济沿着一条最优增长路径移动。新增长理论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上述论证作了一定的重要修正。新增长理论家认为，在经济中存在外部性或垄断因素的前提下，分散经济可以实现均衡增长，但这种动态均衡一般不是帕累托最优。这时可以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消除市场机制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即通过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   　　作为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思想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存在致命的缺陷，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思维的产物，表现为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一种迷信和盲目崇拜，而不是对经济现实的合理近似。凯恩斯就曾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1934年给希克斯的信中说：“瓦尔拉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即一般均衡理论）实在比胡诌好不了多少。”布劳格也认为：“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在劳动市场中甚或显现出顽固的反均衡，”。而不是如瓦尔拉斯等人想象的那样经济最终将达到一种各市场的同时均衡态。布劳格还指出，“规模经济在一些产业中的普遍发生，更不用说外部效应现象的广泛存在，无不明显表明，一般均衡理论的某些基本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一般均衡理论是不适用的。”
　　新增长理论家尽管承认经济中因外部性或垄断因素的存在，使分散经济无法沿最优路径增长，却又企图通过政府的力量完全消除市场造成的缺陷，使经济最终回到最优增长路径上。因此，他们的论证只不过是想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利用政府干预实现最优增长。但是事实上，造成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实现生产最优增长可能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存在的内在缺陷阻碍了生产潜力的最大释放。
　　马克思精辟指出：“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最终造成的结果是“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处于非均衡状态并阻碍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国家实施政府干预的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指望通过政府干预使资本主义经济发挥其全部生产潜力从而使经济实现最优增长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五）技术、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学派假定经济制度、生产技术、个人偏好都是外生变量或外生常数。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济制度被视为既定的，总量生产函数采取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生产率以一个外生的不变比率增长。正如霍奇逊在考察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时所强调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生产的错误观点的一个后果，是一百多年来正统理论在理解长期技术进步和变换方面，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新增长理论家在分析中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生产和交换都对经济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生产技术决策是生产决策的一个方面，技术进步是行为主体进行生产技术决策的结果，因而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新增长理论强调了生产决策对技术变化的影响、技术变化对经济的静态和动态资源配置的影响。实际上，关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最准确说明，是由马克思做出的。马克思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原理揭示，生产力（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化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同时生产关系又通过促进或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生产关系总和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即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是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因此，在技术和制度二者中，技术是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制度通过促进或阻碍技术进步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
　　（六）总量生产函数的作用与缺陷
　　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认为，在考察经济的长期动态变化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总供给，由于总供给取决于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生产函数的构造是建立增长模型的关键。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和新古典增长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特征，在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下，当经济不存在技术进步时，固定生产要素如人口的限制将使经济最终陷入停滞状态。为了保证经济可以实现持续增长，新古典增长模型要求经济存在外生的增添劳动型技术进步。
　　琼斯和真野惠里认为，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出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这一结论的原因在于，该理论关于生产函数的规定要求资本积累导致资本的边际产品趋近于零，即假定经济满足稻田条件，因此资本积累最终将停止，经济无法实现内生增长。为了说明经济的内生增长，必须放宽“稻田条件”假设。
　　琼斯和真野惠里关于“稻田条件”的论证为其他新增长理论家所接受，各种新增长模型关于总量生产函数的规定都力图避开稻田条件限制。琼斯、真野惠里直接假定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的趋近于一个正数，雷贝洛则认为“稻田条件”因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而不再成立。罗默等人则假定单个厂商的生产函数在形式上不同于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仍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但总量生产函数则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二者由于经济中存在技术的溢出效应而存在差别。由于总量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因此资本积累将不再导致资本的边际产品趋近于零，稻田条件不再成立。
　　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方法构造增长模型的思路始于索洛，此后，总量生产函数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正如罗宾逊夫人等剑桥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总量生产函数概念存在问题。沃尔特斯在详细考察了总量生产函数后认为，“经过对总量生产函数的调查，人们或许很容易怀疑像总量生产函数这样的概念是否具有很大意义。我们在现代经济中所发现的竞争与技术条件的类型表明，我们不可能满足具有实用价值的总量生产函数的基本要求。”
　　责任编辑：黎贵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