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吴敬琏:警惕少数人“仇智仇富”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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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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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吴敬琏：警惕少数人“仇智仇富”行为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日前发表文章指出，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释，把大众对于腐败的义愤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他指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一再重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和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的政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确方针，但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 “仇智”。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部分社会关系(例如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严重损害了专业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服务社会和企业家群体艰苦创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威胁。对于这种社会动向，必须郑重对待。
　　吴敬琏指出，近年来，由于预定进行的改革推进乏力，限制行政权力和打破垄断等有利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措施没有到位，腐败活动有增无减，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然而在最近几年的争论中，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释，把大众对于腐败的义愤引向错误的方向。他们说，目前贫富差别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腐败和垄断，而在于市场化改革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他们以此蒙蔽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转移视线，把大众“仇腐”的正当感情引向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的歧路。在政策取向上，也不是针对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的非法收入，而是针对专业人员的合理报酬和企业家的合法利润；鼓吹对高层经理、教授、医生、高工等的工薪收入进行限制或课以重税。
　　他最后强调，面对这种平均主义歪曲，应当对近年来我国收入差别扩大的实际状况和根本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同时，要采取应对措施有效地解决贫富差别过大的问题。分配政策更是影响深远，必须审慎地作出决断。 （摘自《中国改革》）
　　
　　2、茅于轼：保护好富人 穷人才能变富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日前指出，贫富分化是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个角度，茅于轼教授提出了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为的是缓和矛盾与社会和谐。他指出，光为富人是不够的，为穷人办事更重要。现在大多数富人，是富得有道理的，他们的财富不是剥削得来的，是他们创造的成果。我们过去的教育有很多的误解。过去我们认为有钱人就是剥削者，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你不劳动哪来这么多钱啊，我们要彻底清算这种剥削理论。要让大家明白富人的财富不是剥削得来的了，是他凭本事创造的。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也就没有前途了。
　　对于穷人与富人的相互关系，茅于轼教授指出，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彻底把富人打倒了，富人在当时成了被歧视的对象，没人敢于变富人，连作梦都不会想，结果就变成穷人国了。所以应该保护富人的财产权，包括经营权、收益权、处理权，三者结合，缺一不可。这个社会很多富人，但他们没有机会为穷人办事，要给他们创造机会。这些富人朋友也想捐款，但捐给谁？捐给政府他有点不放心，你要做出样子来让他们相信，这钱用得公平透明才行。贫富分歧是难免的，但可以构建和谐。像狄更斯小说里的富人那样乐于帮助穷人，有慷慨情怀。穷人则大度不仇富，有感恩之心。 （摘自《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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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维迎：穷人上学难是因为高校收费太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日前在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穷人上不起大学的主要原因是收费太低。他指出，一个真正好的体制，虽然收费高，但它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一年的学费4000元，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他还表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太多人把目标锁定在北大、清华。美国就不是这样。学生不一定非得上哈佛不可，耶鲁、斯坦佛、普林斯顿，都很好。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色定位。中国教育应该通过充分竞争，形成教育多元化，这才会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多元化分布。（摘自《上海证券报》）
　　
　　点评：张维迎先生也是陕北老区出来的，很明白穷人家娃娃受教育的难处。但多收学费的方法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呢？那些条件困难的学生连现在的学费也已经负担不起，增加学费只能是让银行贷更多的款，成为高校更大的股东。而通过奖学金来实施的补偿又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要知道，不是条件困难的学生都能拿奖学金的，但他们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4、丁学良：社会公正缺失使改革风险重重
　　
　　著名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日前撰文称：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最大成就，是基本上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重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在自此以后的时期里，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社会公正的有效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立，这是一个更加艰难和富有挑战性的事业。因为二十世纪国际发展的比较经验反复地向我们昭示，对于一个社会和它的根本――人民来说，经济的短缺是困苦重重的，而社会公正的短缺则是风险重重的。一部分人以为这是杞人忧天，甚至是危言耸听。这些人似乎把GDP量的增长速度看作是一切领域里同质的福音；只要耳边鸣奏着这个福音，其他的警示都被一概拒斥。
　　同时，丁学良也对近几年来国内上下越来越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经济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的趋势表示欣慰。（摘自《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视野》一书）
　　
　　5、梁小民：缺传承，煤老板算不上新晋商
　　
　　《小民话晋商》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日前公开表示：昔日乔家大院乔家的节俭、诚信，是晋商精神的代表。今天的山西大商人多是煤老板，奢侈浪费成风，已丢失晋商精神，不应该被认可为新晋商。他说：“现在的所谓新晋商和晋商之间，没联系。晋商讲诚信，现在的商人卖假酒假醋。晋商低调，现在的煤老板张扬。人消灭了，传统、血缘、思想也都没有了。这一段已经过去，你再千呼万唤，也不可能有第二个乔致庸。”梁小民同时指出，与属于移民的徽商不同，晋商的乡土观念极强，无论他们在哪里做生意，最后都要回到山西，这对于今日山西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摘自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