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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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勾勒了16世纪东南海区与东亚贸易的大致情况。作者认为，随着海洋事业的和相互间的贸易往来，打破了原来洲际阻隔的局面。这一时期以漳州海商为先锋的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同时，葡萄牙和日本倭寇的海洋势力也相继进入中国东南海区，一向由中国主导的海洋圈出现了动荡的局面。作者认为，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东南海区的贸易出现了重重风险，但至16世纪，还未形成现实的危机。可以说，在月港开放后的四十余年间，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的黄金。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
【关 键 词】16世纪/中国东南海区/贸易网络
【 正 文】
　　15世纪末新航路的发现，揭开了近代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海洋交通和贸易打破了洲际阻隔的局面，海洋世界的经济互动突破局部性的传统模式，带有全球性的意义。以漳州海商为先锋的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西欧海洋势力——葡萄牙东进亚洲海域，日本海洋势力——倭寇南下东海，东南中国海洋区域成为东西方海洋竞争的舞台。中国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即东亚贸易网络，出现激烈的动荡局面。
　　 东南海洋社会经济圈的破坏与修复
　　明初，宁波外洋兰山、秀山岛民参预方国珍割据势力的反明活动遭到镇压，逃亡高丽的叛民也被引渡究办之后，尚有一些残余势力从兰、秀山逋逃盘踞耽罗（今济州岛）。朱元璋痛感海道可通外邦，担心沿海“莠民”勾结海外诸国，威胁王朝的统治，于洪武四年十二月（1372年1月）初七日，令吴祯籍兰、秀山居民船户和方国珍旧部共111730人，分隶各卫为军，并重申海禁：“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州、泉州、广州三市舶司于七年(1374)也同时关闭废弃。嗣后，倭寇不时骚扰山东至闽浙沿海，沿海人民诈倭为寇，屡以事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争取日本配合遏制倭寇的交涉失败以后，朱元璋调整了防倭战略，洪武十九年(1386)派汤和到浙江，二十年(1387)派周德兴到福建，于沿海置卫建城，构筑守土防御型的东南防线。为了防止沿海防线外的岛屿居民与倭寇勾结，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初九日，朱元璋下令将浙江昌国县（今舟山市）废县徙民，旋又将昌国卫迁到象山县的天门山。17天后，又下令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昌国徙民包括46岛34000余人，仅保留舟山岛8805人，设昌国乡，隶于定海县（今镇海）。宁波金塘、大榭台、温玉、环右塘旧有居民，亦徙入内地。（注：谈迁：《谈氏笔乘》，《净海》。）徙民的范围还扩大到浙南诸岛，台州之玉环、高丕，温州之南麂、东洛等山，也一洗而空之。（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五，《海防浙海靖海寇以绝衅端议》。）福建海洋孤山断屿徙民，包括福宁州的浮膺山、俞山，连江县的上竿塘山（北竿塘）、下竿塘山（南竿塘）、大小亭山、官岭、蛤沙，福清县的海坛山（今平潭县）、小练山、双屿、草屿、东草屿、堂屿、盐屿，莆田县的上黄竿、下黄竿、南日山、湄洲屿，惠安县的乐屿，晋江县的彭湖屿（今澎湖县），同安县（今厦门市）的鼓浪屿、大嶝屿、小嶝屿、彭舆屿、夹屿，人数达20万人左右。东海近岸岛屿带的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逃海为生和私自出海贸易的商民变为“海岛流人”，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建立移民社区，但和本土的联系被人为地切断了。  
　　永乐元年(1403)，明朝复置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准日本通贡宁波，琉球通贡泉州，但民间海禁事例并没有取消。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以长江口内的刘家港和福建长乐为基地，得到东海沿岸卫所和民间人力、船只、物资和航海技术的支持，驰聘于传统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圈，远达西亚、东非，但由于郑和大航海实质上只是朝贡贸易的逆向形式，对本土海洋经济的甚微。宣德以后，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沿海民间的出海走私贸易才在海禁的夹缝中悄然兴起。特别是在明朝指定的琉球通贡港口泉州附近的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有许多偏僻的港汊，当地的濒海居民利用处于通琉球航道的环境优势与不漳不泉、官府鞭长莫及的社会环境优势，以及琉球需要中国商品到南海诸国换取贡品和附搭货物的强烈需求，从事私贩贸易。如宣德五年(1430)八月，漳州巡海指挥杨全“受〔龙溪〕县人贿赂，纵往琉球贩鬻”（注：《明宣宗实录》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癸己。）。宣德九年(1434)三月，“漳州卫指挥贾庸等私通番国”（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辛卯。）。正统三年(1438)十月，“福建按察司副使杨勋鞠龙溪县民私往琉球贩货”（注：《明英宗实录》卷四七，正统三年十月壬子。）。“海中扼要，南澳、中左、金门、铜山同一体”（注：《金门志》卷二，戴冠：《上经略南澳书》。），诏安湾的漳潮居民也被带动起来。从而孕育出漳州航海贸易势力的两个子系统：九龙江口海湾地区以漳州府龙溪、漳浦县和泉州府同安县人为主体，诏安湾地区以漳州府梅岭、铜山和潮州府饶平、南澳人为主体，以闽南方言为纽带，结成十百成群、各自活动的地域海上群体。他们通过琉球国的中介，间接恢复了和南海诸国的经济交往。而琉球国则利用东南海商在传统东亚贸易网络的缺位，进入“大交易时代”。  
　　正统九年(1444)，浯屿水寨自浯屿内迁厦门中左所，走私通道更为畅通。此后，九龙江出海口海湾地区的海商除交通琉球外，积极寻求恢复传统的海洋社会经济圈，重开与东南亚的直接贸易。闽广交界诏安湾地区的漳潮海商，也加入这一行列。正统九年(1444)二月，“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已亥。）。正统十年(1445)三月，“福建缘海民有伪称行人正使官，潜通爪哇国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正统十年三月乙未。）。正统十一年(1446)四月，“福建都指挥佥事薛诚提督海道，奸民通番不能防捕”（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四~，正统十一年四月丁卯。）。景泰三年(1452)六月，英宗“命刑部出榜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七，景泰三年六月辛巳。）。景泰四年(1453)，“月港、海沧诸处民多货番而善资”（注：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ｌì＠①志·漳州府》。点校本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5页。）。天顺二年(1458)七月，漳州海贼严启盛“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亦即澳门（注：郭ｆěｉ＠②：《粤大纪》卷三，海岛澄波。）。成化七年(1471)，“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番，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七，成化七年二月乙酉。）。此时，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湖海大姓私造海船，岁出诸番市易”（注：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七，《文ｌì＠①志·漳州府》。点校本第二册，第1215页。），如上引事例中的琉球、爪哇、暹罗、满刺加诸国，基本上恢复传统海洋社会经济圈内的直接贸易关系。  
　　成弘之际（15世纪80年代），月港已是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号称“小苏杭”（注：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16世纪漳州火长使用的、首页题为“顺风相送”的针路抄本，传抄自15世纪的古本，记录自月港门户浯屿、太武出发的往西洋针路7条，即浯屿→柬埔寨；浯屿→大泥（今马来西亚Patani）、吉兰丹（今马来西亚Kota Baru）；太武→彭坊（今马来西亚彭亨州北干Peken）；浯屿→杜板（今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厨闽Tuban）；浯屿→杜蛮（即杜板）、饶潼（地与杜板相连）；太武、浯屿→诸葛担篮（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加丹那Soekedana）；太武、浯屿→ｌǎｏ＠⑤维；往东洋针路3条，即太武→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浯屿→麻里吕（今菲律宾马尼拉北部的Marilao）；太武→琉球（今日本冲绳县那霸）。另有自福州五虎门出发经太武、浯屿往西洋针路2条，即五虎门→太武山、浯屿→交趾鸡唱门（今越南海防市南海口）；五虎门→太武山→暹罗港（今泰国曼谷港）。这几条直接航线和中转的东亚东南亚局部短途航线相连接，基本上覆盖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传统东亚贸易网络。（注：杨国桢：《闽在海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7、195页。）  
　　在葡萄牙人东进亚洲海域之前，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和诏安湾地区的海商重新取得东亚贸易网络的主导地位。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言，中国东南区域进入漳州发展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