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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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1961年彭泽益先生发表了他的具有开创性的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和阶级关系》，1983年该文收入他的论文专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本文是作者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阅读彭先生大作时所做的一些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本文认为中国白银汇价短期波动的直接因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收支状况，而中国白银汇价长期变动的最后根据是国际金银市场的供需状况。白银汇价的变动也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银贵钱贱现象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工农结合的小农经济对机制洋货的抵制；最后，鸦片战后10年间，西方国家用以平衡其与中国贸易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走私进口的鸦片。关键词：银贵钱贱; 19世纪后半期; 中国对外贸易; ; 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彭泽益先生发表了他的重要成果：《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①(以下简称《银贵钱贱》)。22年以后，著者又将这篇作品加以修改补充，收入他的论文专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一书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经济史学界的高度赞赏。② ; 《银贵钱贱》是一篇富有开创性和填补空白意义的论文。著者根据前人不曾注意或未能发掘的史料，对鸦片战争以后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这一段时期的一个前人很少正面涉及到的，作出了第一手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流通领域中出现的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阶级的影响，以及在加剧社会矛盾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富有开创性的。它的贡献，无疑应该得到承认和肯定。;  我在文章问世之初，就曾经仔细拜读了这一篇有影响的著作。在拜读的过程中，受到作品的启发，也曾写了一些质疑问难性的读书笔记。最近清理存稿，在烂纸堆中意外地重新发现这篇字迹已经模糊的旧作。它虽然经历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沉睡，但是当我把它再看一遍，觉得这些随感式的东西，仍然有发表出来贡献于著者和其他同行学者作进一步研究的价值。现在先就原著中的一个论点，即银贵钱贱对战后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问题，根据原来的笔记，稍加整理，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只是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到马克思所说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和中国小农经济对外国商品的对抗和适应过程的问题，有一定的意义。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疏漏谬误之处，有待于著者和读者的匡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研究》1961年第6期。　　②; 参阅《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刊载的萧国亮先生对本书的评介。;关于这一问题，《银贵钱贱》一文著者的论点是：银贵钱贱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战后时期的银贵，不但表现在国内银钱比价上，也表现在国际间的金银比价上。具体到中国，就是表现在银元与金镑的比价上。著者选取了1844和1851两年银元对英镑的汇价，证明战后银元对金镑的比价，从每元2先令6．5便士上升到2先令10．5便士，即上涨13％，而金镑对银元的比价，则从每镑4．550元下降到4．048元，即下降11％。著者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变动，“加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可以利用当时银价昂贵的机会，在中国市场上进行削价竞争，从而也就便利了外国商品的侵略”。著者以棉纺织品为例，进一步指出：“削价竞争的结果，使得中国用手工劳动制造的棉纺织品，就不能不受到英国机制棉纺品的冲击了”，①或者说：“更加不堪英国机制的棉纺织品一击了。”② ; 这个论断，具体到著者所考察的时段，即1840—1850年这一时段的历史实际，是不尽吻合，或者说基本上不相吻合的。它表现在以下三点上： ; 一、银贵钱贱，虽然主要是由白银外流所引起，却纯然是一个由中国国内经济机制所产生的问题。中国国内的银钱比价，与国际间的金银比价，没有直接的联系，更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说，中国白银的汇价，不决定于国内银钱比价的状况，而密切联系于中国对外贸易收支的状况，最终受国际金银比价的制约。 ; 二、由于中国是一个银钱并用的国家，而银铜之间又没有固定的比价，因此，在中国对外支付一般用银、对内支付一般用钱计算的条件下，银贵钱贱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有阻止而不是便利了外国商品在中国推销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工农结合的小农经济对机制洋货的抵抗力。另一方面却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农产品(主要是丝茶)的收购，便利了这一市场的打开。 ; 三、由于上述第二点的原因，整个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在著者所考察的全部时期中，西方国家偿付中国出口丝茶的货物，主要不是机制的棉纺织品，而是鸦片战争前即已开始走私进口的鸦片。也就是说，西方侵略者在贸易上入侵中国的手段，亦即平衡贸易的主要工具，不是以棉织品为代表的机制洋货，而是通过走私漏税大量进口、流毒中国的鸦片。这表明：作为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特点来说，19世纪40年代还不是所谓商品侵略为主的时期，而是以鸦片走私为内容和特征的暴力掠夺时期。下面对这三点依次稍加论证。;一、鸦片战后10年间世界金银的比价及其对中国国际贸易所产生的作用问题;;  所谓金银比价，对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问题而言，实质上是以金来表示银的价格问题。; ;;用金来表示银的价格，有两种涵义：一是世界市场上用金表示的银块的价格(或简称银价)；一是中国外汇市场上银元对外国金币的汇价(或简称汇价)。从中国对外贸易的角度上看，我们要考察的，乃是银元的汇价。因为它直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银价，又是中国银元汇价的根据，所以要考察中国银元的汇价，不能不同时考察世界的银价。更准确地说，是先要考察世界的银价。 ; 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国际市场上金银的价值，是由生产金银所花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而黄金、白银供需两方面的变动，则使二者价格的比例环绕二者价值的比例而变动。我们考察国际市场历年金银比价的变动，实际上是考察二者由于供需的变化而发生的价格的变动。 ; 19世纪50年代以前，国际金融市场上黄金和白银的供需状况如何呢?从供给方面看，在19世纪的头20年中，黄金和白银的产值，基本上维持1与3的比例。③20年代以后，这个比例略有下降。但是在40年代至50年代之问，世界市场上金、银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7页。②; 《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 ③; 根据国际金银委员会(Gold and Silver Commission)承认的统计数字。转见《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93年4月5日，第296页。;供给量，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当时每年金块的产量，约为50万盎司，银块的生产则为2000万盎司。①也就是说，从供给方面看，金与银二者的比例，基本上是稳定的。 ; 再从需要方面看，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采用金银复本位的货币制度。金、银在铸币或纸币准备上的需要，在比例上也是相对稳定的。而且从理论上讲，只要铸币自由，需要的变化就不会引起金、银价格比例的巨大变动。至于铸币以外，上需用的金银，数量很小，对金银的价格而言，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 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市场上金银之间的相对价格，基本上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人们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在1873年以前，用黄金表示的白银价格的一致稳定或接近于稳定，已经超过了一百年之久。”②具体到我们现在所观察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这一段时期内，伦敦金融市场的银块价格，始终维持在58便士到61便士之间，上升下降的幅度没有超过2％(参阅表1第一、二两栏)。中国银钱比价的变动和白银的外流，并没有影响世界市场的银价，这是事实。中国不是一个以产银著称的国家，鸦片战争前最高的年产量不过50余万两，鸦片战争以后，生产13趋式微。③而全世界存银量在1850年共达1．49亿公斤，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年产都约在100万公斤以上。④中国白银的出口，对世界白银的存量而言，不过沧海之一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①; 品尼克(A·W·Pinnick)：《白银与中国》(Silver and China)，1930年版，第2—3页。②; 《字林西报》1893年4月513，第296页。参阅《北华捷报》(North Chin Heraid)1892年4月8日，第465页。③; 彭泽益，上引书，第26—27页。 ; ④; 《字林西报》1893年4月5日，第296页。; ; 由此可见，中国白银出口，对国内银钱比价有密切的联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国际金银比价，即使有影响，也是极其微小的。 ;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银元的汇价。 ; 这10年间银元的汇价和国际银价的变动，在长期趋势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是略呈下降，后期稍有回升，但汇价保持较大的波动幅度，而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参阅表1三、四两栏)。 ; 这是中国国际收支的状态对中国银元汇价产生作用的结果。 ; 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延续着战前的格局。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但继续处于逆差的地位，而且差额还有扩大的趋势。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面还要专门谈到。这里只须指出，一个贸易处于逆差的国家，在通常的情况下，汇价总是趋于下跌的。正是由于汇价下跌，所以白银才大量外流。而外流的白银，超过逆差的数额，则正反映白银汇价变动的幅度，大于国际市场金银比价变动的幅度。战后10年间，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中国的贸易逆差很少超过1000万元，而白银外流多在1000万元以上，最高的一年达到1700万元。①白银外流超过了弥补贸易逆差所必须的数额，正是中国白银汇价低于国际市场银价的结果。 ; 由此可知，和中国银元的汇价亦即银元对金镑的比价发生密切联系的，不是中国银钱的国内比价，而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金银比价。中国对外贸易的收支状况，这是中国汇价短期波动的直接因素；国际金银市场的供需状况，这是中国汇价长期变动的最后根据。当然汇价的变动，也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 现在再让我们来对照一下《银贵钱贱》一文著者的论点和他的论证所根据的材料和。 ; 首先，著者认为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的银贵，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所表现。不但表现在国内的银贵钱贱上，而且表现在国外的银贵金贱上。也就是说，国内银贵钱贱，国外必然银贵金贱。这个结论之缺乏根据，从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里我们只是指出，著者的论证缺乏应有的周密，因为著者得出鸦片战后10年银贵金贱的全面结论，所根据的，只是1844和1851两年的银元对英镑的汇价。且不说著者所根据的材料，是否确实可靠(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单看他所选取的年份，就可以说明著者为什么得出和实际相反的印象。因为他选取的年份，一个是汇价处于下跌的时期(1844)，一个是汇价回升的日子(1851)，不考察整个时间系列，而无意或有意选择两个没有代表的时点，这就把一个明明不是上升的趋势说成上升的趋势，明明不是银贵金贱说成是银贵金贱。显然这种研究是不能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的。 ; 附带指出：著者征引的统计本身，也存在很多矛盾。他先是说：“1844年到1851年银元每元可兑换的英镑，从2先令6．5便士上升到2先令10．5便士，”即由30．5便士上升到34．5便士。然而，实际上整个10年中，银元汇价没有低于50便士。一般在50—60便士之间。这从上面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事实上著者征引的统计数字，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随后又说：“英镑每镑可兑换的银元，从4．550元下降到4．048元。”按照这个比率计算，银元每元兑换的英镑数，就不是30．5至34．5便士，而是53至59便士，而这后一个数字恰恰是在这10年白银汇价变动范围之内。这就证明，他前面所说的那一个银元汇率是不可靠的。不是材料的失实，就是征引的失误。二者必居其一。总起来说，著者对这一段时期银元汇价变动的真实情况，是没有弄清楚的。他把银元对英镑的汇率变动趋势，正好颠倒了过来。这10年中银元汇价下降了5％以上(参阅表1第四栏)，而在著者的眼中，却上升了11—13％。由于这个基本事实的失误，著者以下的分析和论证，就完全失去了根据。著者说：“很显然，银元和英镑比价这样的变动，便加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有利于外国商人经营的对华输出贸易。”②如果说，外汇贬值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外汇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那么，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在汇兑方面的条件，恰恰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而不利于外国向中国的出口，这倒的确是“很显然”的。当然，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变动，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不能执一而遽下结论。我们在这里的分析，只是顺着著者的逻辑，这是不言自明的。为此我们应该继续作出分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英国国会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报告书》，第24～25页，原数字为英镑，按《中国商务指南》第275页之汇率换算为银元。②; 以上俱见彭泽益，上引书，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