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之研究方法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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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ologicalResearchonRelationshipBetweenTradeandEconomicGrowth
摘要：对于贸易或称之为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关系之研究历来有之，虽然所付出努力不断，但都未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虽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积极关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文献中存在的缺陷，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个更为明确、更为合理的方向：即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宏观考察二者间的结果。惟有如此，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关键词：贸易；政策；经济增长
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否能促进一国经济更快增长？更多的贸易是否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增长？对于诸如这类问题的探讨，很多经济学家都做出了努力并且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罗伯特逊（D.H.Robert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甚至得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是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服务，即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规律，从而政府能够根据需要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就一定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经济理论固然有用，但很多基于经济理论文献所做出的预测与现实结果并不一致。提倡更为自由、开放的贸易理论有其合理成分，但倡导对国内某些产业进行保护使其免受国际竞争的理论也不无道理。本文通过介绍一些研究者对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目的不在于说明其特定的研究结果如何，而是试图找出其研究方法上所忽略的不该忽略的问题，基于此，为提出一套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献计献策以供大方之家商榷。
一、已有的实证研究概况
已有的关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讨论主要还是建立在其有力的实证研究结果之上的，尽管众多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进而所建议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却极其相似。都是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利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把各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和经济运行情况作为变量，从而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所采用的变量和计量经济学方法都在不断地改变、有所发展，但总的来看，这些文献的研究结果并不能为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积极的有说服力的建议。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那些方法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决对贸易政策的制定问题。当我们问及其研究结果是否对贸易政策制定有实践作用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应该更注重于外贸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即通过研究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递机制而非停留在对其结果之间的关系上研究，会更有利于我们找出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早期的实证研究
对贸易政策和经济运行关系之研究，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似乎就是利用统计数据来考察贸易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果开放的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比那些设置更多国际贸易壁垒的国家经济增长要快，就能实现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进行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在研究过程中，考察贸易开放程度所采用的变量主要包括：关税保护水平、非关税壁垒的范围、外汇市场扭曲程度以及国家是否垄断对某些商品的出口；考察经济运行状况主要看GDP增长率。这些研究表明，在二战后的期间，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也相应地比较快。
开放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它能够导致一国更高的贸易依存度（或叫贸易密集度）。然而，一国的贸易密集度除了受贸易政策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影响外，地理因素也是影响一国贸易密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计算一国经济增长时把贸易（注意：不是贸易政策）作为主要因素考虑时，仅仅考察一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程度将不是衡量贸易密集度的最好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后者（地理因素变量）也是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在早期的研究中（包括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的研究），都是采用的贸易密集度作为变量而非贸易政策作为变量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自然就包含了非政策性的贸易壁垒。而基于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结果确实表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积极的关系，然而在运用这些研究结果来衡量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因忽略了开放度到底是受政策影响还是地理因素影响这一问题，我们不免对其结论持怀疑态度。研究过程使用的是贸易密集度，而结论使用的却是贸易政策开放度，其实混淆二者间关系而简单地将其划了等号。我们知道，实证研究方法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内生性偏差和变量遗漏偏差。内生性偏差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贸易政策与经济运行有内在关联。早期研究的一般结论都是越开放就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因果律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经济疲软的国家很可能更有设置贸易障碍的倾向，比如说提高关税以弥补国内税收不足。如果回归分析中所遗漏的变量恰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此时变量遗漏偏差就会发生。比如说一个拥有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和贸易政策恰巧有关，但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经济组织机构的质量本身。那么此时所观测到的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就会被误认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早期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中所采用的标准最小平方回归分析法，由于存在着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那么所得到的关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也就存在着偏差估计。以上的例子及其它读者可能想到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内生性和变量遗漏不是小小的技术谬误，而是改变研究结果的因素。在意识到这些不足之处后，文献研究又进一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引入变量估计来纠正内生性偏差，二是使用相关可控变量来解决变量遗漏偏差。随着方法的改进，后来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早期研究结果确实受到这些偏差影响，而纠正这些偏差的同时却发现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当前的实证研究
一国的贸易密集度既取决于贸易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也取决于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如上所述，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既可能是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内生性）影响，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变量遗漏）影响。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比如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与海洋的接近程度、人口状况等，似乎既不受经济运行状况影响，也不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andRomer(1999)将外生性特征——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作为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之中，研究贸易密集度。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利用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及贸易和经济运行情况间关系来推断政策性贸易壁垒的影响。FrankelandRomer发现，贸易中的地理因素确实会影响一国经济运行：贸易增长10%通常会带来收入增长约10%-20%。这种研究的结果与早期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同时说明利用地理因素做变量分析贸易密集度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密集度除受政策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andRomer还声称：不同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差别不会象地理因素导致的贸易差别那样影响收入水平。RodriguezandRodrik(2001)的观点认为“即便以地理约束形式的无差别的贸易壁垒对一国经济是有害的，政策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程度和贸易管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即使政策和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一国收入有着相同的影响，但它们影响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比如相对于二十年前来说，信息科技改变了“距离”在贸易中的角色；同样，关税对贸易的限制作用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的流动的发展也不断改变。
当前的研究还将早期研究中所忽略的两组变量考虑进去，结果发现早期研究所得的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是不成立的。第一组包括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关的变量。这里，地理被认为是长期发展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国距离赤道的距离。EasterlyandLevine(2003)指出：“……与适度的气候相比，热带环境更有不利于生产的倾向，更多的疾病，存在着不能有效使用在适度气候区域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以此来说明在实证分析中应该包括“距赤道的距离”这一因素。RodriguezandRodrik(2001)andIrwinandTervio(2002)在使用FrankelandRomer的理论模型分析时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结果发现贸易对收入的影响程度要大打折扣并且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其他的诸如一国在热带地区所占面积百分比等因素也不断地被纳入分析之中。结果都表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不复存在了。第二组变量与一国组织机构的发展有关。将这些变量纳入回归分析的模型之中，同样存在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1)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们的有关文献，由于受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他们的研究同样遭遇了“失败”，即没能找出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确定的关系。
这些研究文献都试图从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的实证资料中找出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确切关系。但最后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还需要用其它的数据集，变量，方法等做进一步研究。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一旦早期研究中的诸如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得到解决，就没有证据说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联系。结果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毕竟这些研究都没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从中了解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