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需要主动对国际贸易策略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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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力总体上还不够强，尚没有力量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应该从自身平衡出发，主动对开放战略中的外贸、外资、外汇、外交等对外经济政策进行适时调整，以适应世界经济变化的挑战。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水平和比较优势在贸易上的真实反映。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20多年历程，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是模仿型经济、粗放型经济、生产主导型经济，那时候我们缺资本、缺技术、缺人才、缺管理经验、缺商业运营模式，不得不走这样的道路。如果说我国过去主要是世界加工厂，将来主要应该是世界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区域；过去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今后主要是向高端发展；过去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将来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过去我们注重的是流量、是销售总额、是进出口总额，未来我们追求的是创造财富的存量和增量；过去我们注重的是GDP的总量，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未来我们更注重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创造了多少利润，创造了多少税收，创造了多少就业，创造了多少研发能力，创造了多少技术专利，创造了多少知名品牌，特别是跨越国界的世界名牌。
中国1978年以来经历了28年的改革，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我国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从总体上短缺经济转向总体上的过剩经济，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向微观经济自增长型经济。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着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新的转型，即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造型经济，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循环型经济，从生产主导型经济转向流通先导型经济，从速度型经济转向和谐型经济。这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一种财富创造方式的转变。认识这一点，主动地进行对外开放战略包括贸易政策的调整。
第一，要推动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
这是战略目标的转变。我国现在是第三大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78年增长了68倍，年均增长16.8%。专家预测，在未来三年内，中国有可能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国贸易总量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不仅仅是位次的上移，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贸易格局、全球经济格局乃至全球政治格局新的洗牌和调整。
我国虽然贸易总量迅速上升，但是国际竞争力还比较低，应该改变这种规模扩张、数量扩张和外延扩张的道路，改变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低下的被动格局。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走过的路程，一些代价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鉴于中国国情必须要付的成本，但是现在到了转型时期。对于已经获得的国际市场份额，决不能轻易放弃或收缩，这是几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0多年艰苦努力形成的世界贸易格局，是来之不易的成就，一旦由于我们的政策举措不当失去，再想重新获得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把力量下在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上，通过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的调整，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完成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强的转变历程。
第二，推动我国实现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型
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是对外贸易战略最重要的调整。中国贸易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可以从3个85%看出来：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占55%以上，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5%以上；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商品中，贴牌生产的产品占85%以上；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投资企业占了85%。这种进出口格局凸显中国贸易结构问题，表现出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弱势地位，在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
19世纪初期拿破仑曾经预言，中国一旦苏醒，世界就会颤抖。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外贸增长，的确已经使世界刮目相看，但我们自己必须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增长是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的超常付出的代价获得的。按照现在我国对能源的消费水平，假设经济总量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需要消耗全球124%的煤、120%的铁矿石、108%的钢材、160%的水泥、100%的氧化铝。我国单位产值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德国高4.97倍，比日本高4．43倍，比印度高1．65倍。我国石油的可开采量仅为我们需求量的11.1%，天然气为4.3%，铁42%，铜18%，煤炭最高为55.4%。照此发展，世界的颤抖将不会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因为全球资源对这种发展方式的支撑将坍塌。
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采取本国主导的贸易发展模式，主要由本国企业以贸易方式获取定单和进口原料，主要集中于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加工，产业链条长，知识产权和研发营销等高端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四位，但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左右，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自有品牌产品出口不到10%。因此，贸易增长模式转变的前提，是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国已经取得的经济能力和人才储备。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我国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后，在对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进行反思后，所做出的新的战略选择。
第三，推动我国实现从以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体向以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体转型
应逐步完成我国出口产品的二次转型。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贸易出口第一次转型完成了从农产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型。第二次转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实现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转变。
1980—2005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51．6%逐步下降到6.4%，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从48.4%上升到93.6%。按照联合国ＢＥＣ分类，2005年我国出口商品中，资本品占26.4%，中间产品占39.9%，消费品占32.5%。我国目前的工业制成品比重已经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与德国处在同一水平上，这是我们前20多年贸易发展战略的结果。不少人认为低端产品就是我们的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同样是服装，意大利服装价格是我们的几倍、十几倍或几十倍；同样是钟表，瑞士钟表价格在全球的高企已经数十年，等等。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不是放弃我们好不容易培育和发展起来的、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如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家具等产业，而是提升这些产业创造产品的能力，提升这些产业的研发设计能力，提升这些产业开拓国际市场通道的能力和现代市场营销能力，提升这些产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从而创造我国产业的软实力、软资源和国际竞争力，创造同一产业或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售价，创造更多的无形资产。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也不能满足其他国家高技术产业向中国转移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环节。看起来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越来越高，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带动和溢出效应随着外商独资化而递减。
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着力点是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获利的比重，延长我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链条，从每一个产品、每一个产业做起，要像意大利服装、瑞士钟表一样，下功夫做品牌，做附加值，做无形资产，做国际市场份额中的商品置换，这样才能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爬升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