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WTO理念与创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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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在经济学家看来，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建立完整的包括货物、服务、投资及知识产权等更具有活力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二是以贸易自由化为核心，归纳关贸总协定和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按是为其内部组织的互惠互利关系及其纠纷制定的一个框架。此举，对实现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体化意义重大。
　　与十三年前的“关贸”相比，WTO突出之处有两点：一是全球经济已见端倪，二是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国际互连网络启动。新知识生产和新技术传播的这两个背景，令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可以说WTO的锋芒已经直逼教育，并聚焦到人才培养上。当然说培养，还是站在传统的教育观立场，即学生的被安排、被控制、被指使、被操作，例如截止今日见诸多种报刊的“教师主体、学生主体”论，其实这种在“主导”控制下的“主体”说，不过是一种湮灭“主体”的遁词，说白了，还是几千年来封建意识“上智下愚”教育的千年情绪。
　　为什么教育总是难以摆脱这个固定的情绪？为什么中国总是考分高创造力低（建国50年诺贝尔奖与中国本土无缘？）有没有一种可以借助外在推力，来改变这种年深日久的痼疾？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动的商品犹如一门重炮，足以轰垮一切万里长城，改变乡村愚昧面貌。为什么马克思如是说？可能就是因为商品上附着的丰富信息，包括商品中的奇特性能、质料新异、服务便捷，以及其中蕴涵的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深刻地辐射到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层面。商品流动，给予人们一种新旧的比照，在新旧比照中的信息改变了人的陈旧观念，信息打破了封建愚昧。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还可能是创新信息上附着的巨大利和高额财富，驱使和激励人加速创新性的知识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WTO就是一个商品的大集散、大流通和大配置的大市场。现在。这个商品的代表者不是别的，是教育的内核??知识。因此，作为市场的WTO，必然令知识的高价值转化为高价格，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等待已久的。
　　从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趋势看，WTO已经把教育变成一座金山。当看得见的财富滚滚而来的时候，当不改变现状将失去这笔巨大财富的时候，当局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自古以来，财富都是最能引导观念改变的兴奋剂。因此，这个WTO，将着实给叫教育带来可以看得见的改变，而不是一堆形式主义口号。
　　一WTO蕴涵的四种精神理念
　　1、WTO属于一种自由精神。因此，它传播的文化因子首先是自由。这里使我们想到约翰.密尔的传世之作《自由论》，在他看来，自由不仅仅是最大限度的达成社会公共利的手段，而且是张扬的个性的自然流露，是个人幸福感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当然，所谓自由，其实一点也不抽象不高雅，鲁迅先生当年算是一位自由思想者和自由撰稿人，如果他没有相当于今天每月的数万元收入而寒酸着，其底气不一定有那么足。他能够傲然漠视“官”的权势和“商”的诱惑，与其丰富的经济基础不无相关，故他多次提到“自由固然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当然，从经济学看，足以使思想自由获得生命的，是创新知识从高价值转化到高价格所致，对此，WTO赋予了自由的完全内容，因此WTO提供了一个人才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各国人才大面积流通的多元化管道，人才就业的无国界化，国外的优良工作环境（设备和管理）和幽雅的生活境遇，这种自由可以立竿见影。
　　2、WTO表达一种智慧张力。即一种依靠创造力驱动的经济。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不同，创新突出的是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在这里，即包括了求实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等科学精神，以及自主存在和独立品格；又包括了好奇心、想象力，以及知觉、钝悟、灵感等等非逻辑思维过程。人们通过智力创造资本创造财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当然包括物质利益上的舒适享受，也包括精神领域内的自在和自由。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后还有一句话，他说，知识的力量和价值在于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创新的知识如果离开了传播，其价值就等于零。以互连网络而言，WTO几乎就是一个文化联络员。网络即是一个国际贸易的谈判桌，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文化的大平台。在WTO理念上和精神上，智慧的温床??自主、独立、求实、怀疑、批判等得到必要的张扬，为孕育知识创新提供了准备。
　　3、WTO蕴涵一种道德信念。WTO传播的另外一个文化因子是道德和法律，特别是知识产权。守护WTO有一套必要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有利于WTO的正常运行转，有利于各国经济行为的有序化，以杜绝假冒伪劣行贿受贿等腐败和丑恶现象的横行。因为，WTO上除开容易实现物质和能量等在全球实现最佳资源配置外，头等重要的是创新知识流动。这种几乎没有重量的产品，比物质和能量盗窃起来更容易更方便，也更清晰反映着人们的道德情操和法律意识，所以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的道德和法律，也将成为其传播的重要内容。当然，道德又是创新的保护神，缺德足以使得创新的种子在萌发前死灭。
　　4、WTO突出一种管理环境。进入WTO，各国经济之间竞赛、拼抢的不是土地面积、不是矿产能量，也不是静止的报表上人才多寡得失，而是人才是否发挥效益，因此，管理将上升到关键地位。为什么那么多的海外学紫不回国？华盛顿大学饶毅教授在1999年12月24日的《科学时报》上直言相告，他认为其中原因之一是低质的管理层，是一些不称职的管理人员阻止了有能力的人才回流。饶坦言了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回国者大多数阻力较大，不能心情舒畅。他们常常面临着低质的管理者，一方面排斥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把科研究纳入“人情”关系和权利寻租，有时为了获得科研条件或必要的生活质量，使得科学家在这个最头痛最外行的领域疲于奔命。我们以医疗、保险和住房为例，除了处级干部退休可以比教授优厚的享受公费医疗外，住房分配还规定教授与处级相同，以至于出现了十几年正教授工龄比副处长的面积十平米的现实。面对报刊上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这也许是个不大不小的挖苦。下层管理者把这些起码的“服务”准则，莫名其妙的当作一种个人权利的“恩赐”，他们动不动就以国家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改变了科学家的主体地位和指挥地位。这种难堪的用人体制和权利体制不解决，在创新管理的环境上，所谓知识创新、所谓进入WTO，只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