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后危机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变化的六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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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支撑近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诸多内外部因素都将发生很大变化。受此影响，未来在中期之内(2010—2015年)，我国对外贸易将可能出现重大变化，除总体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外，对外贸易产品、地区、贸易方式等都将出现较大的结构性变化。
　　
　　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因素将出现重大调整
　　
　　就影响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调整的诸多因素分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都将放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明的预计，2010～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4.2％)将比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4.7％)减少0.5个百分点左右。在国际贸易(包括服务贸易)方面，2010～2014年间预测的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5.6％)将明显低于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8.1％)约2.5个百分点。
　　所以，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的下降，将改变我国自新世纪以来外部需求不断扩张的状况，我国出口增长空间将有所缩小。
　　二是全球经济向再平衡方向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采取了减少“双赤字”、提高储蓄率等政策，这些政策已开始取得了一定效果，2009年美国储蓄率开始由负转正，未来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将进一步得到纠正，也会促使全球经济向平衡方向调整。
　　这种调整意味着，即使是世界经济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但由于美国等原来经常账户赤字较大的经济体将大幅减少赤字，从而这些经济体的进口增速慢于经济增速。
　　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调整，—方面使我国出口需求空间相对缩小，另一方面也会促使我国外贸长期顺差、内外经济失衡的状况进行主动或被动的调整。
　　三是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出现新特征。由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下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出现上升的趋势。对我国而言，除受世界经济、贸易增速放缓而出现的普遍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外，还会因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受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
　　过去几年，我国虽然遇到不少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但真正对我国实施的贸易制裁还是有限的。但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趋势加快，在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品竞争力逐渐增强，对发达国家优势产业将形成越来越强的竞争，这种变化将对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造成实际损害，不但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人就业，而且对发达国家核心利益造成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出口产品结构快速提升和竞争力加强，就和美国发生过严重的贸易战。因此，可以预计，在中短期内，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摩擦将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对我国出口的实际制裁也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全球出口比重扩大，以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仍会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产品之间的竞争也持续存在，预计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会增加。
　　此外，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安全和技术标准等为借口的形形色色新贸易壁垒也不断增加，这同样也将制约我国出口空间。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有利于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变化。例如，我国加入wTO时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特保机制”)将于2013年底到期后终止，届时其他WTO成员方不能再运用此条款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另外，随着我国进口增加、贸易顺差减少以及对国际规则熟练运用能力的加强，我国对外贸易报复的能力也将增强，这也会迫使其他国家慎重考虑与我国的贸易冲突。
　　四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减速。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自由化推动的，经过近20年的发展，除非有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出现，否则经济全球化过程将趋于减速。
　　受此影响，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格局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从总体上看，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将放缓；二是发达国家在大规模向外转移制造业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有可能形成新的分工关系，这种由经济全球化放缓导致的国际分工关系变化，将对全球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和流向产生影响，对我国加工贸易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除了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调整外，内部环境也将出现重大调整。在此，有四个方面影响因素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我国将开始出现由劳动力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预计国内劳动力市场将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即原来长期存在的数量充足、工资较低、具有熟练技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供给将减少，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将出现一个较快的上升期。近年来陆续出现的“民工荒”、企业最低工资不断上调等现象已经说明我国已逐渐进入“刘易斯拐点”，今后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快。另外，土地、资源等要素也将出现供给减少、价格上升的情况，对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出口扩张约束也越来越强。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供给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以人才为例，预计未来掌握先进技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国际性人才也会越来越多地流入我国，将大大改变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人才瓶颈。
　　总体看来，未来我国过去依靠低成本和大量要素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比较优势将逐渐削弱，而依靠高成本投入、技术密集型出口优势将开始形成，出口结构向高端升级速度将加快，这种变化也将促使我国由原来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方式，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约型出口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国内经济政策将逐步向扩大内需方向进行调整。下一阶段，我国经济政策将着重向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方向进行调整，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因此，对外向型经济有偏的鼓励政策将向无偏的中性政策转型，即逐渐减少对出口、外资的优惠鼓励政策，引导资源均衡地投向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实现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实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我国政策曾进行过类似的调整，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大幅下滑之后，为了稳定出口，部分政策又进行了回调。
　　预计未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消除之后，外贸政策还将按照上述方向进行调整，并且在环保、职工福利、安全标准等方面也会采取新的、更严格的措施。
　　第三，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新变化对贸易将产生很大影响。在我国经济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后，由于我国总供给曲线发生了变化，增加的超额货币供给不再会像过去那样，在带来产出(包括出口)增加的同时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转而会出现在产出增加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甚至较高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贸易账户将不会再出现长期、持续的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