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日本明治维新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异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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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转型是全球瞩目的一件大事，也是当代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从研究俄罗斯转型的相关文献来看，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研究动向，是从制度移植的视角来对俄罗斯转型绩效的解析①。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把俄罗斯的转型绩效归因于移入的西方制度与本国国情不相适应，进而强调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规则对制度变迁的重要意义，认为制度移植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很可能是不能取得成功的。
我们认为，这种基于俄罗斯转型实践的研究主要是在狭义转型即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意义上进行的，由于缺乏丰富的研究样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制度移植的进一步认识。为此，我们尝试突破狭义转型视角的局限，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把转型理解为从一个社会成熟状态向另一个社会成熟状态的转变（Бузгарин и Радаев，1995），从而在经济史上寻找与俄罗斯转型类似的重大变革，通过比较来深化对制度移植的理解。我们发现，在广义转型视角下，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变革，实现向新体制的一步跨越，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体制和宪法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野健一，2006）。更主要的是，日本和俄罗斯都是通过政府利用强制力量，移植西方国家的制度，试图通过政治经济体制的西方化促进私有经济的发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对日本明治维新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充分认识制度移植的多样性，加深对制度移植和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解，从而对俄罗斯转型的发生机理、绩效和社会经济后果做出更加辩证而客观的评价。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为什么同为移植西方制度、推行激进式改革的两个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而俄罗斯却在实施休克疗法后的十年里走向衰落。更进一步说，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移植的成败，应当如何进行制度移植。为此，本文第二部分将在罗兰（Roland，2004）的研究基础上提供一个关于制度移植的理论说明，分析快动制度（Fast-Moving Institutions）和慢动制度（Slow-Moving Institutions）在制度变迁和制度移植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第三部分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案例，说明在制度移植过程中日本政府是如何对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进行调整，从而取得制度移植成功的。第四部分则重点分析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制度移植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应当如何理解普京对俄罗斯转型所进行的调整。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理论上的说明
在对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中，一般的思路是基于系统论的观点，把制度视为一个体系，将其解构为不同类型的元制度，进而分析不同类型的元制度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显然，这种对制度的划分是基于静态的视角。在这种情况下，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只能采取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通过比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同状态下，不同类型的元制度的不同表现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来捕捉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罗兰（Roland，2004）提出了一个理解制度变迁的新思路，即直接着眼于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根据制度变迁的快慢和连续性区分两种类型的制度：一种是快动制度（Fast-Moving Institutions），往往呈现为迅捷的、间断的大幅变化；一种是慢动制度（Slow-Moving Institutions），往往呈现为缓慢的、递增的和持续的变化。罗兰（Roland，2004）对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的区分，旨在强调文化差异对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但在我们看来，这一思路没有纠结于对制度体系的解构，而是将其作为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制度均衡，可以更为清晰地阐释制度变迁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以及何时发生。我们将借用罗兰（Roland，2004）的分析思路，但与之不同的是，罗兰（Roland，2004）过于强调慢动制度的自发演进特征，因而认为制度移植总是难以取得成功。而在我们看来，慢动制度的演变并非完全不可控，制度移植的成败既取决于移入的快动制度是否与慢动制度相匹配，也取决于能否采取措施推动慢动制度的转化适应，使慢动制度跟上快动制度变化的步伐。
借用罗兰（Roland，2004）的分析思路，我们将快动制度界定为能够快速变革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快动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保持相当的稳定，但一旦变化可以发生的非常迅速甚至可以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我们将慢动制度定义为缓慢变革的制度，包括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规则等。慢动制度的变化往往缓慢而不间断，一些慢动制度比如宗教的基本规范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都甚少变化。一个社会的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应该是协调的，此时会形成制度均衡。而当一个社会的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出现不协调时，制度均衡就被打破，制度变迁随之发生，直到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再次协调、形成新的制度均衡时，制度变迁才会停止。
如图1所示，当社会处于成熟状态a时，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是协调的。应当注意的是，慢动制度虽然演变的速率较慢，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规则、价值观念等慢动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发展到图中的慢动1位置时，原有的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等快动制度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慢动制度的变化，两者之间开始出现不协调，此时开始出现对快动制度进行变革的呼声。如果这种呼声是自下而上的，使统治者做出被动的调整，很容易会引发社会革命；如果这种呼声是自上而下的，统治者主动进行调整，这就是改革。无论如何，当快动制度调整到快动1时，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重新协调，形成了一个新的制度均衡。但是应当说明的是，这种通过制度的自发调整所形成的制度均衡并不一定必然带来效率的改进，此时的社会效率很可能会低于初始状态a。换句话说，自发演进式的制度变迁并不一定表现为某种制度改进，也有可能是制度倒退。
与自发演进式的制度变迁相比，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强调的是从一个社会成熟状态向另一个社会成熟状态的改变，显然，成功的转型一定会带来效率的改进。因此，只有制度变迁后所形成的制度均衡状态下的社会效率高于初始状态时，这种改进式的制度变迁才能称之为转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