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广东省作为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最大的省份,经济增长高度依存于对外贸易。汇率是开放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之一,其变动会改变国内外商品价格之间的对比,从而影响贸易商品价格、生产商利润以及贸易商品结构。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日趋加剧的汇率波动现象,不仅增加了企业进出口战略的不确定因素和调整费用,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定价机制,对地区生产和投资结构乃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广东省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成为各国和地方政府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其核心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此背景之下,研究汇率传递与企业的策略定价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从商品类层面对人民币汇率传递与广东省出口商品的策略定价能力展开研究,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出口商品价格的汇率传递弹性及其相应的策略定价能力,通过对不同商品类策略定价能力的分析,探讨了不同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针对广东省出口商品类的产业分布特点,就产业调整和升级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对汇率传递(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的研究可以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水岭。20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汇率传递的国际收支模型假设进出口商品价格对汇率变动具有完全的价格传递,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期,两个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兴趣。一个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元对德国马克显著升值,但德国产豪华小汽车在美国不仅没降价,反而更贵,德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元升值的时候并没有同比例地降低其美国售价(Obstfeld and Rogoff,1995)。另外一个现象是在1994年1月5日至1995年4月19日期间,日元兑换美元汇率升值了34%,但同期日本产丰田汽车在美国的价格水平上涨了不到2%,索尼大屏幕彩电的价格同期下降了15%,出口品价格并不随汇率同步升降(Gold-berg and Knetter,1997),汇率并没有完全传递价格。这种与传统理论相违背的现象,促使进出口商品价格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国际贸易研究中的热点,而汇率的不完全传递现象也在各类研究中频频发现。
在对外贸易企业的定价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上,Krugman(1987)提出看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简称PTM),区别于传统的依据成本定价策略,他认为出口商往往为了保证或争夺进口国的当地市场份额而采取相应的定价策略,往往是低价策略。有的时候,出口商考虑到汇率变动所造成的价格变化,往往会权衡改变定价所带来的菜单成本,当菜单成本较高的时候,出口商会选择保持原来的价格不变。Marston and Richard(1990)在对日本企业看市定价的研究中发现,在不同的产品之间,看市定价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Yang(1995)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市场上,虽然汇率传递程度在不同的产品间有所差异,但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Yang(1998)的研究又发现,虽然美国出口商和其他国家的出口商都存在看市定价现象,但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吸收了大部分的汇率变化,而美国出口商传递了大部分的汇率变化。Calroline Betts and Devereux,M.B.(2000)将Obstfeld and Rogoff(1995)提出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扩展,他们发现看市定价的行为加剧了汇率的波动,并且该行为还影响了国际间货币政策和财务政策的传递。Malin Adolfson etc.(2007)建立开放经济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用贝叶斯方法对欧元区1970年第1季度至2002年第4季度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价格粘性、工资刚性、投资调整费用以及消费习惯对导致汇率传递不完全有显著影响。Giancarlo Corsetti etc.(2008)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下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发现进行歧视定价是导致短期和长期内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关键因素。Devereux and Yetman(2010)提出了计算汇率传递到商品价格的理论模型,他们指出价格粘性是汇率传递中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分行业、分商品种类考察出口汇率传递。鞠荣华等(2006)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汇率传递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产品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较低,出口商看市定价,吸收了大部分的汇率变化;不同种类的农产品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不同,在国际市场上占较大份额的农产品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较高,而份额较小的农产品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较低。毕玉江和朱钟棣(2007)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构建了适合中国汇率传递研究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九个商品类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情况,发现我国商品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不完全,而且不同分类之间有较大差异。
国内少数学者还考察了汇率传递与企业定价之间的关系。如卜永祥和秦宛顺(2006)考察了中国汇率传递水平和中国企业的定价行为,他们发现九种出口商品平均传递率为34%,但作者同时也指出这九种商品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出口水平,其平均传递率不能代表中国总体传递率。曾利飞(2008)在李嘉图理论模型的框架下,讨论了两国企业的最优定价策略,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汇率传递效应。研究表明,汇率传递效应具有某种突变性,其突变的边界条件依赖于两国市场需求特征、贸易摩擦与两国企业的边际成本。
本文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上着重考虑了以下几个问题:(1)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考察数据的平稳性;(2)选取的样本数据为月度数据,更能反映变量的短期波动;(3)本文选用的是人民币对各主要国家货币的加权实际汇率,而之前研究多数采用的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或者实际汇率。而选用人民币对各主要国家货币的加权实际汇率更能综合反应人民币的波动;(4)我们对出口商品的分类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协调编码制(HS),将出口商品共分为21类;(5)之前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研究,而本文的研究仅针对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一直处于对外开放最前线,一直作为对外贸易的大省,其研究显得更有意义。
三、汇率传递与企业策略定价能力分析
为便于分析和理解,假设一个两国模型来阐述汇率传递理论。其中H国为出口国,F为进口国。设p*为H国出口商品的F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