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对澳直接投资趋势、动因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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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 世纪初年代末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已实现了以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的根本性的变化，对外投资的产业资金也得到了较快的积累和扩大。澳大利亚作为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在我国的对外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中国对澳投资的发展实际，旨在分析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动因及展望，以促中澳双边的经贸投资合作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兴起与发展趋势
（一）对澳投资变化波动较大
我国的对外投资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从我国资本流动的变化看，我国的资本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显现外流，但此时的资本外流相对较低，其浮动基本保持在0 上下，进入21世纪后，资本外流总额开始攀升，尤其是在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前后我国的资本外流达到巅峰。金融危机以后，中国资本外流额基本保持在年平均400亿美元的水平。
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始于2005年。从图1 中可以看出，2005 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额为3.2亿美元，此后，中国对澳直接投资非常活跃、投资总额每年都在20 亿美元以上，并于2008 年（159.9 亿美元）和2015 年（119.8 亿美元）达到了两次高峰。从整体上看，中国对澳的直接投资变化波动较大，大致与同期中国资本流动的变化相吻合，而从投资额的规模中可以看出，中国投资者始终对对澳直接投资持乐观的态度。
（二）对澳金属矿与能源产业占主导
尽管中国近几年每年都会对澳洲进行大量投资，但总体上以金属矿与能源产业为主。在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中，金属产业占比为40.10%、占首位，能源产业占比为36.40%、占第二位，该两个产业占中国对澳直接投资总额的76.5%。房地产（8.7%）、交通产业（5.2%）、农业（4.1%）、金融（2.1%）以及科技（1.5%）等产业共占21.6%。投资额最低的产业为旅游业（0.9%），娱乐业（0.9%） 等产业。在2005-2016 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中，股权交易额排前五位的中国企业有中国铝业公司、兖州煤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东核电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其投资行业均为金属及能源产业。
但是，由于近几年来世界经济萎靡，中国经济增速也趋缓，以及澳大利亚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流向澳洲矿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同比下降85%），中国对澳投资量下降近两成。
（三）对澳投资区域及产业分布不均衡
受澳洲资源及人口分布特征等的影响，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具有投资地区及投资产业的地区差异大、区域分布不均衡等特点。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是中国对澳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地区，昆州、北领地、南澳以及是相对集中的地区，而首都直辖区以及塔斯马尼亚洲是没有或极少进行直接投资的地区。据201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南威尔士州吸收了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49.3%、排第一位；维多利亚州吸收了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33.58%排第二位；昆州、北领地、南澳以及西澳，分别吸收了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9.05% 、3.74% 、3.58% 以及0.76%；首都领地以及塔斯马尼亚洲没有或极少吸收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从投资产业的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澳房地产投资分布于新州，维州，昆州以及西澳，主要集中在新州（占总投资额的45.3%）；农业投资分布最广，除西澳之外的各个地区都有投资，但投资额相对最少；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额仅高于农业，集中分布于新州与北领地；能源产业与采矿业集中分布于维州与南澳。
（四）对澳投资产业及投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在至今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呈多元化发展趋势。2005-2007 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以金属矿产业为主；2007年开始对能源产业的直接投资崭露头角并急速上升，2009 年以后其投资额超过对金属矿产业的投资，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2009年开始出现了对澳房地产业、金融业的投资，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到2014年这种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投资产业涵盖了除金属矿及能源产业以外的房地产业、金融业、运输业、农业、旅游业、娱乐业等多种产业。
除投资产业的多元化外，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也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在2013 年之前，国有企业无论是在投资额上，还是在交易数量上，其规模及占比远超私营及合资企业（即非国有企业）。到了2013 年，虽然国有企业在投资额上依然远超私营及合资企业，但后者在交易数量占比上要超过国有企业；到了2015 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投资额上相当，后者比前者略高，但在交易数量占比上私营及合资企业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由此可见，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在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进程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
尽管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从近十年来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累计总量来看，中国国有企业依然占据绝大部分投资额，由此也导致一些澳洲人过度解读，并担心中国国有企业对澳洲资源的控制。因此，如何鼓励私营企业对澳投资，让参与到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达到一种合理投资的配比，成为今后中国对澳投资与贸易上需要面对的现实性问题。
二、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动因
（一）经济全球化为中澳投资合作提供了机遇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流通格局，不仅大大加快商品贸易，也使企业跨国组织生产成为可能，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方向。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有效地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澳两国的双边贸易不断扩大、双边投资往来日益频繁并呈多元化趋势。
（二）中澳两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利好的投资政策
中澳两国自1972 年12 月21日建交以来，两国领导人保持经常接触和互访，双边政治经贸关系发展顺利，文化、教育、体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持续稳定发展。为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海外投资利好的政策。2007年出台的《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鼓励和支持，为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投资与贸易提供了政策及制度性条件。澳洲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外商投资、促进其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了澳中之间的贸易及相互投资。
特别是，中澳自贸协定（ChAFTA）的生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创建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澳两国的投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平台。ChAFTA 使中澳零关税贸易成为了可能，将全面促进中澳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将进一步开放两国在金融、法律、旅游、教育、电信等服务及其他合作领域、并放宽其投资审查标准，将有利于扩大中国对澳直接投资规模以及澳洲在华投资领域（如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对华投资等），从而持续稳定地推动中澳两国经济的增长。澳大利亚作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以及一带一路南线上的国家，也必将与中国保持互利互惠的政策和行动，一起发挥经济、技术、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互补优势，为中澳两国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进而推进全球化进程。
（三）澳洲的资源优势吸引了中国企业投资
澳洲有丰富的自然矿产与能源资源，包括钒、煤炭、铁、铜、锡、金、银、钨、镍、稀土元素、矿砂、铅、锌、钻石、天然气、石油等。澳大利亚因此具有相关资源贸易的比较优势。据统计资料显示，澳大利亚的煤炭净出口量占全球煤炭出口量的29%，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净出口国，2005 年至2015 年，澳洲在能源贸易中的出口额远超同期能源进口额，其能源净出口额年平均达到了79.5 亿澳元、其能源进出口增长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39%。
从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来看，大部分自然资源分布在偏远的州，其中，西澳的矿物及石油开采量排名第一位、占比为59.38%，昆州与南澳的开采量排第二和第三位、分别占16.90%和12.12%，这三个州的占比总和占全澳矿物及石油开采量的90%。澳洲的非自然资源，如人力资源、财政资源等，更多集中于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从家庭数量分布看，新州、维州以及昆州排前三位，分别占31.39%、24.98%以及20.16%，这三个州的家庭数量总和占比为76.53%、占全澳洲家庭数量的四分之三以上。
澳洲各州的经济及其发展与各州对外贸易及吸引外资高度相关。新州、维州、昆州以及西澳的进出口额均高于南澳、塔州、北领地以及首都领地，意味着这几个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较为活跃。特别是拥有澳洲第一大城市悉尼和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的新州以及维州具有悠久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及经济基础，众多澳洲本地以及跨国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两个州，因此这两个地区的信息流通相对高效，资本保持相对高流动性。这两个地区虽然自然资源分布相对贫乏，但是其服务贸易相比其他的州要活跃得多。
（四）两国的贸易发展驱动了中国对澳投资
中澳两国的资源及经济互补性有效地推动了双边贸易的扩大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对澳直接投资，比如中国国内钢铁、水泥等高消耗重工业产业的发展，就加大了中国对金属矿以及能源等资源的需求。据世界钢铁协会(WorldSteel Association) 以及世界能源消耗与统计(World EnergyConsumption  Statistics) 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量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占世界第一位，中国的金属矿及能源消耗量及其需求的扩大，有效地促进了中澳金属矿及能源贸易的扩大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的对澳直接投资。在贸易与投资的相互驱动作用下，中国国内大型金属与能源产业企业纷纷将投资转向澳洲，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有效地提高。中国正在经历着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时期，在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其收入水平已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其收入水平的提高使中国的消费结构也由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步入到新型消费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三鹿、苏丹红等一系列食品加工产业的负面新闻被曝光之后，国内消费者对本国生产的诸如牛奶、奶粉等产品表示担忧，并通过代购渠道购买包括澳洲商品在内的海外商品，国内对高品质商品及能源需求的多样化，有效地促进并扩大了中国对澳洲金属矿及能源产业以外的食品、保健品等商品的进口，进而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对澳直接投资。
事实上，中澳双边贸易的扩大发展是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前提，而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及其扩大是中澳双边贸易的延伸和扩大。中国对澳直接投资一方面满足了中国的产业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内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对澳洲当地新的资金或人力资源的注入，给当地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给澳洲当地带来了有效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商机，进一步促进并完善了当地的市场机制。
三、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发展的展望
从中澳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及长远利益看，未来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其前景依然乐观。中澳自贸协定（ChAFTA）作为我国与其他国家迄今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在内容上涵盖了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实现了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的目标。该协定于今年1 月1日实施后，两国双边贸易中的部分产品已实现零关税贸易，在今后十年内，中澳贸易中的大部分商品的趋零关税贸易将进一步得到落实，其贸易商品的零关税率将达到95%。这无疑对今后中澳双边贸易的发展以及对港口、航运等货物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有积极促进的作用。
从澳洲政府的角度来看，为了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澳洲政府依然会欢迎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涌入本土。除了放宽对中国等外国投资企业的审查标准，澳洲政府会在将来持续对新州及维州之外的偏远地区进行开发。澳洲政府会极有可能考虑产业转型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甚至在将来出台更多有利于向偏远地区投资或移民的政策。从澳洲的农业产业及供求状况看，近几年包括牛奶、红酒、水果在内的澳洲农产品越来越受中国消费者的青睐，代购业的兴起以及澳洲的部分商品因中国消费者的高需求而供不应求等事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些现象也反映出了澳洲农业由于缺乏对该产业的投入，而无法用现有生产满足中国等消费者的需求的事实。因此，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将向农业倾斜，中国对澳农业投资极有可能将扩大发展。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将依旧鼓励中国境内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以减缓因国有企业投资过多而引起的澳洲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全球化的深入，中国消费者对于国外商品，尤其是对澳洲商品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这些需求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扩大发展。在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投资领域进一步放宽而因现实性需求的减少（或对资源开采又有可能限制）对澳资源性投资相对要减少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将投资目光进一步放大。从中国对澳投资多元化的角度来看，虽然石油、金属矿等传统自然资源会随着开采而逐渐枯竭，对其投资的可能性也因此而逐渐减弱，但是，澳洲境内仍然蕴含着高储量的天然气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转型，中国社会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需求会逐步上升，对此类清洁能源的投资也极具潜力。
与此同时，随着近几年中国国内高铁建设进程的加快，国内高铁市场需求日渐饱而必然面临海外出口问题。而在澳洲，虽然空中交通运输比较发达，但地面交通系统，尤其高铁系统依然有待开发和建设。为了迎合逐年增长的旅澳游客数量，澳洲政府必然会加强建设高效的交通网络，虽然目前澳洲政府尚未提出相关的高铁建设计划，但是未来中国高铁企业对澳投资的可能性颇高，其投资潜力不可估量。此外，在汽车制造、核能源开发等方面，中澳两国也具有很广阔的投资与合作潜力。
综上所述，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潜力巨大，前景依然广阔。随着中澳自贸协定的进一步实施，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必将发生重点转移、多元化发展，从而有效地推动中澳两国经济更紧密的融合以及周边地区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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