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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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九世纪末洋务派向西方寻求的“机船矿路”，到本世纪五十年代的“优先重”，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产业政策规定优先投资的“卡脖子产业”、“瓶颈产业”，时间已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的跨越了几个。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近建设的历程中，有一个长期未变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就此作一些回顾和。
近代中国寻求“机船矿路”的足迹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中国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创建新式工业。历史的时序使中国的近现代化自萌动之日起就步履蹒跚，不由自主。当时，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矿”主要指煤矿，“路”指铁路。为了制造“机”、“船”，修筑铁路，钢铁的生产也突出出来。
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是追赶时代的。可以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从封建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开明派部分地捕捉到时代脉搏，认识到这些基础产业和设施对中国“求强”求富“的重要意义。然而，它们是一些投资高的产业，其中除了铁路以外，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出的项目。因此外国资本不肯在中国设置机械制造、钢铁冶炼等厂矿；中国的私人资本则功力不足；官办又管理混乱，风气腐败，不能正常生产；及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机船矿路“建设归于失败。中国的机器制造厂和船厂于甲午战争后陷于停滞，中国机械采煤的大矿，如开平、抚顺等均被外国资本控制，铁路也遭同样命运。到1911年，中国机械采煤生产的500万吨煤中，440万吨是受外国资本控制的7个大矿生产的；中国已有的9292公里铁路中，3718公里是外国资本修建的，3300公里是外国贷款修建的。[1]贵州青豁铁厂创办人潘露积劳致死，该厂夭折；张之洞一心一意创办的汉阳铁厂逐步被日本贷款控制，最后因亏累不堪，全面停顿。[2]本世纪二十年代时，中国工业略有发展的唯有纺织工业。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工业受到摧残，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大后方开办了一些兵器制造、修理厂，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很有限。成渝铁路则自清末筹建至国民党时代终结近50年没有建成。  
情况表明，洋务派“机船矿路”建设的失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成定局。而中国“机船矿路“兴业难的遗憾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据1950年统计，中国大陆手工业生产产值约46亿元，全部工业生产总值7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8％左右。其中棉纺织业的生产总值占五分之一还多，煤、电、钢铁三业各占6—8％，此外，在工业产值中比重较大的为纸烟、油脂、面粉等。在70亿元工业产值中，机械、能源、原材料的产值不足三分之一。[3]1949年全国铁路(包括省)于支线共计仅有26 857公里，其中东北1l 066公里，大部铁路已被破坏，京汉线中断达12年之久。
正是由于“机船矿路”等基础工业和设施在国家近现代化过程中十分要紧，而发展起来又屡遭挫折、倍感艰难，以至无数志土奋斗不息，矢志在新的条件下攻克这一难题。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立志修5万公里铁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等决心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
第35条 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第36条 关于：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运航空。
在这个曾经起过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中，把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奋斗目标，把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作为建设重点。而当时所谓重工业，主要为机械、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这与近百年前的“机船矿路”何其相似。今日看来，这种酷似，来自对国情和对中国高速工业化途径的一种共识，其中有继承也有发展。
对于这种历史的延续或继承，我国学术界在很长时间注重不足。五十年代和宣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时，学术界在论证政府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积极的工业化方针”的过程中，曾用斯大林的一些片面观点解释我国的经济方针，归结为“只有通过内部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4]等，在实践中还出现了某些更加片面的作法。相反，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人们痛定思痛，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时，又有的同志把五十年代前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等一概笼统归咎于“照搬苏联模式”，忽略了其中一些作法的历史内在联系，以至把一些本来在当时具有客观必然趋势的作法也斥之“照搬”而加以否定了。  
事实上，一个国家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而要走它时代的道路。五十年代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针下基本成功地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是由于经济建设投资的方针基本适应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
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
五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第一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用通俗的表达方式—“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生动地表明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建立外交关系“和“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方针。从此，中国的工业化有了政治独立的前提。中国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遵照《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创建国家工业的基础了。这是与鸦片战争以后100年来发展工业不同的第一前提。
其次，持续了12年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和朝鲜战争的逼近，使得五十年代的经济建设与稳定市场、应付战争负担并行，形成了当时所谓“边打、边稳、边建”的财政经济方针。在经济建设结构中，军事工业占着很大比重，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布局等方面，都不得不将国防考虑放在重要位置上。
第三，经济基础具有底子薄、资本集中、发展极不平衡三大特点。底子薄是生产力落后的通俗说法，直接表现为生产能力低，产量少。以1949年以前产量较高的1936年为例，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为电力7．9度(美国同期为1144．5度)，钢0．9公斤(美国为376．3公斤)；棉布为7。34米(英国为70．38米)。以1949年部分产品中国的人均占有量与1950年的印度相比，印度人均占有电力为中国的1．8倍，钢为13倍，棉布为2．75倍。1949年中国的农产品按人均为209公斤粮、0．8公斤棉花、4．75公斤油料。[5]这样低的人均占有量，决定了农业收入中可以用于积累的部分很少。资本集中是指资本集中于国家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着全国银行总数的70％，全国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着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以及43％以上的轮船吨位，还掌握着十几个规模巨大并具有垄断性的公司。[6]据1951年开始的全国清产核资情况统计，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91．6亿元，折旧后残值129．8亿元。[7]而1948年全国12．3万户民族工业企业资产净值仅20．08亿元。[8]足见资本集中的程度。资本高度集中于国家的历史背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迅速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奠定了基础。发展的极不平衡突出体现在各地区和各城市之间差异极大。1949年，沿海地区集中了60—70％的工业产值，工业生产力沿着海岸和长江航线分布在城市之中。少数近代化的城市和大量封建的落后的并存，少数大城市以广大农村衰败为依托畸形发展。这种状况为新中国的建设同时带来了机会和挑战：一方面，尽管就整体看，中国是一个以手工劳动、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但是在那些畸形发展的城市中，存在着近代工业、商业、、邮电通讯、交通等产业和配套设施，集中着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这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环境要求决策者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发展战略，不可简单划一。  
(二)五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结构和特点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一般常从劳动与资金的质、量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入手分析。对于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的供给丰富，资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就突出了。而技术进步与资金投入也息息相关。因此，如何筹集资金，通过基本建设投资，使生产性固定资产得到有效增长，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关键。
从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出发，当时建设资金主要是通过内部积累取得的。1949年至1957年国家财政收入共计1736．93亿元，国外贷款仅占财政收入的3％，内部公债的比重也很小。
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与农业有关的收入大约占45％；[10]直接来自轻工业部门的(其中大部分与农业有关)占21．3％至26．8％；商业部门的(其中大部分也与农业有关)占16．4％至23．5％；重工业部门的占8；4％至22．4％。财政收入中直接来自农业部门的占总收入的39．2％至12．8％，比重逐年下降，总计约298．18亿元。[11]此外，对国外贷款主要也是以出口农副产品来偿还的。由此可见传统产业与工业化的密切依存关系。同期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用于农业的各项资金总额为123．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为99．6亿元，如加上地方各级对农业的各项投资、拨款，大体相当于从农业直接征收的财政收入[12]。由于这个时期农业对城市提供的积累与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相对合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农业、轻工业都相应有所发展。 1953—1957年，城市工业通过税收和价格“剪刀差”从农民提取的资金约占农业国民收入的18％，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8％，农民生活消费年增长率为5．1％，工业的年增长率达28％。[13]此外，原有工业初步恢复投产以后也为国家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以东北的工业为例，1950年国家从东北地区国营工业收入得到的利润和折旧费，约占东北地区国营企业收入的一半，到1951年，东北地区工业内部积累的资金，就相当于国家对东北的投资数。[14]  

在基础薄弱、资金紧缺、面临封锁和战争威协的环境中，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集中进行。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资金匮乏，1950—1952年3年基本建设资金总额仅78亿元，却百业待兴。在供求悬殊的情况下，投资由国家重点实施。3个基建投资重点是：(1)铁路、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三年新建铁路1320公里，包括难度较大的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等，修复铁路1万余公里。新修公路2万余公里，通车里程年均增长8．9％。建成了塘沽新港。邮电通讯里程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99％。(2)水利。3年水利投资额分别相当于旧中国年水利经费最高水准的18倍、42倍、52倍。[15]完成了荆江分洪工程和治理淮河一期工程，显著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3)能源、原材料工业。1951年以后，工业投资显著增加。1952年对工业部门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0．8％，其中对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5业的投资约占工业投资总额的70％。[16]这个时期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投资的重点在东北；华北区地方国营工业和市政建设投资比重较其它地区大；华东和中南水利建设投资较高，在工业投资方面，华东主要是改建、扩建机电工业，中南主要为棉纺织业和有色金属；西北、西南主要投资于铁路。这3年的建设项目以恢复、改建为主，新建为辅，设备、工器具购置占投资的比重较低；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所占的比重较高。  
经过1949—1952年的经济建设，大陆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恢复，但是基本经济特征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1951年至1955年，在国内资源情况不明，统计资料缺乏，没有经验的条件下，中财委和国家计委用了5年时间制定和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的特点是：(1)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重工业投资比重加大。1953—1955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平均为6．24％、5．86％和31．97％；1956—1957年平均为7．95％、6．86％和40．2％。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由1951、1952年的50％左右上升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85％。其中后两年进一步达85．43％。[17]重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冶金工业、机械工业、能源工业等基础工业。这种结构既与我国基础工业薄弱有关，也源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国防工业建设的突出地位。尽管1956年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压缩了5亿多国防建设投资用于加强基础工业，5年中国国防工业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仍占重工业投资的14％。(2)突出铁路交通、地质资源勘探和建筑业的投资。这3个方面都是大规模建设的先行行业，5年中这3个方面基建投资121．27亿元，相当于同期工业基建投资的1／2，占同期全部基建投资588．47亿元的20．6％，是各个经济建设时期中比重最高的。其中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为59．16亿元。新建铁路33条，比1952年通车里程增加22％，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一倍。  
从而基本上适应了大规模基本建设的需要。(3)调整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在内地建成一批新的工业基地。
从上述对冶金、机械、能源工业和铁路交通设施大幅度倾斜的投资结构，令人很容易联想起半个多世纪以前所谓“机船矿路”的求富、兴业路线，何其相似乃尔!上一次功败垂成，此次又将如何?
(三)五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实施和效益
1950年统一财经以后，大陆的基本建设投资开始实施集中统一的管理体系。1950—1952年，基本建设投资管理经历了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无规章到有规章，由无专业机构管理到有专业银行管理的过程，开始建立“勘察设计、施工”的基本建设工作程序，确定交通银行和东北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办理拨款和实施监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专业银行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的。1953年以后，对基本建设投资实施了“全统全包”的集中统一管理。投资决策于中央，五年588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中央直接管理的占86．5％，中央财政提供的资金占79％；主要设备和70％的材料由国家集中统一调拨分配；施工队伍由国家统一分配任务。
这种集中统一的投资管理体制有利于集中全国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保证重点建设。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中央削减了177个非急需项目，保证了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重点工程所需的人、财、物力。当时中央对计划执行中出现的偏差调整也比较及时得力。1953年和1956年的基本建设年度投资中出现过两次“小冒”，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中央及时采取了削减计划、抽紧资金、压缩基本建设物资分配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措施，依靠行政指令的权威作用，经济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实现了较高的投资效益。1953—1957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18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达83．6％。这5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新中国接收的固定资产的4倍。这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10．9％，国民收入年均递增8．9％，财政收入增长11％。5年内有595个限额以上(大中型)建设项目建成投产。这使中国最薄弱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得到了加强：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飞机、汽车制造业和现代化军事工业，开始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炼铁炼钢能力比1952年提高了几倍，新建铁路干线3616公里，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从而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国工业化终于全面起步了。  
为何今天着力改革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当时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呢?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首先，当时经济基础薄弱，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威胁，国内阶级矛盾比较突出，年轻的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首要问题是“求存”、“求强”，只有早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为了尽快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到投资多、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去，只有实行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其次，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干部政治激情高涨，官僚主义比较少，从而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投资运行机制比较灵敏、有效。此外，当时摊子较小，项目较少，集中管理相对难度小，以及主要的国外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加速了我国的集中进程。这些具体历史条件使得集中的管理体制的积极作。用发挥充分，消极作用受到抑制，效果较好。此后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1957年，随着英国、西德等欧洲国家援引“例外条例”发展与我国的对外贸易，美国等国对我国实施的“全面封锁”已经破产；随着一大批国营大中型企业于六十年代相继建成投产，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相对自成体系的工业；同时，国际上以技术为代表的新的高科技产业崛起，迅猛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我国需要改革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时，却经历了20年的挫折和动乱，以至错失良机，加大了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发展快的国家和地区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