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近代蒙古族的半农半牧及其生态文化类型

2028034

　　[提要]
欧亚草原的蒙古各部都在近代化浪潮下发生了从纯游牧到半农半牧的变化，这种变化因生态条件和所接触的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地处中亚的西部蒙古族以绿洲灌溉农业和沙漠游牧为特色，放牧时一般分三季营地或定居游牧；俄罗斯文化圈内的喀尔玛克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部分地接受了俄式农业和畜牧业，游牧业发生了集约化但保持了季节营地；汉文化圈内的外蒙保持着传统的游牧业和灌溉农业；在内蒙，游牧业与汉式农业的融合程度很差，蒙民或完全汉化，形成无游牧业的集约化农业村庄，或仍守着“漫撒子”式农业和游牧业的结合。
关键词：
半农半牧 蒙古
游牧——“nomadism”，是草原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因游牧民的生活来源大部分取自于畜产品。从世界范围看，纯粹的游牧民或游牧业是很少的，因牧民往往不能单依赖畜产品生活，往往要采取半农半牧的方式以适应生存。这种方式悠久。在中东，以色列的祖先以撒，就是一位农牧兼营的高手，他既打井经营畜牧业，又在农业上有百倍的收成，这是近四千年前的事。[1] 与世界上的其它民族相比，蒙古族倒是一个长期坚持纯游牧的民族，到近代，在与世界文化交流和的压力下，他们逐步采用了农业生产方式。采用农业后他们一般不放弃原来的游牧方式，形成了众多的半游牧半农业的生产型态。这些变化的背景极其复杂，因为其中包括着许多和的因素。这些因素太多，以至很难一一做出和判断。在文化变迁的中，遇到这样的往往很刺手，因为文化的是在一个宏观的条件下完成的，只有较为宏观的比较研究往往才可以看出一些眉目，而区域史过程往往不能揭示这一过程的基本轮廓。  
值得庆幸的是，蒙古族是一个世界性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其种族分散在广大的欧亚大陆草原上。[2] 从成吉思汗的起，迁出蒙古高原的蒙古族在一个非常大的生态地理的范围内游牧，不但受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了中亚和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在古代，蒙古人在中亚和的高加索地区建立了王朝，实行了统治，并与当地的不同种族融合。对于这些已经与其它民族融合的蒙古族，就像已经汉化了的蒙古族一样，现在已经完全与原来的形态不一样，早期的游牧业和发生改变时期农牧业形态已经难以考察，但16世纪以后那些仍在欧亚草原活动的西部蒙古族在近代的变化仍是可考的，特别是额鲁特蒙古各部和布里亚特蒙古，其生产方式受中亚和俄罗斯文化特别大，他们在接受农业的同时，他们又不放弃游牧，便形成了一种半农半牧的形态。同时由于在俄国文化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时期有各样俄文史料以资考证。蒙古高原的变化可以用汉文和俄文史料共证，蒙古草原上的农业很早就存在，到蒙古帝国时期，纯游牧型态占了绝对的优势，因为他们很容易从汉人那里得到粮。到近代，外蒙的部分地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存在着灌溉农业加游牧业的型态，在内蒙，由于可以在非灌溉条件下经营农业，半农半牧区的农业始终是粗放的“漫撒子”农业加传统的蒙古游牧型态。

一．中亚——新疆文化圈
中亚地区的游牧和农业环境是干旱和沙漠，内蒙西部和新疆也应包括在内。绿洲农业是灌溉农业，畜牧业是游牧业。雨量在200-250毫米可以支持一般的农业，100毫米以下的地区必须要有灌溉作支持。[3] 与随处可以游牧的蒙古草原相比，中亚的游牧路径往往要穿过沙漠，游牧营盘相对固定。由于环境的压力，长期盛行半农半牧。内蒙西部、新疆和戈壁沙漠地带的生态环境与此类同，纯游牧难以持续，这里的蒙古族也不得不接受农业。中亚地区历史上充满了各种游牧民的语言和文化。统治者的出身也经常变化，经常在定居民和游牧民之间转换。与内蒙古泾渭分明的农区和游牧区相比，在中亚地区的农业区和游牧区的环境是不断交替出现的，因绿洲、草原和河流是断续交替的。各种民族很容易不断地接触游牧民和农民。在不断地与农业和游牧业接触的过程中，许多人会选择半农半牧。
蒙古族在13-14世纪进入中亚以后，建立了王朝统治，后期也逐步被当地文化同化。喀萨克（Kazakhs）[4] 蒙古在中亚活动，但尚未完全同化，近代的喀萨克大约有400万左右。他们分布在干旱和沙漠地区，许多地区雨量不能支持农业，只能支持游牧业。但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在近代化和定居的压力下，他们开始接受农业。特别是在北部生态条件较好的地区是这样。[5] 尽管中亚地区和新疆在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但农业和游牧业却是因生态条件的限制而基本上类同，农业是灌溉农业，游牧是几个固定营盘的绿洲——沙漠游牧。  
在阿富汗，有一混血的蒙古部族，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分布在卡布尔以西地区。人口大约有100万，当地人称他们为哈之拉“Hazara”人。语言是接近于塔吉克语的一种波斯语，语言中包括了大量的蒙古语词汇，可以看出，这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他们保持了原有的蒙古族特点。其居住的村庄有堡垒，是永久性居住的村庄，游牧类型是定居游牧。在山地环境中，他们在定居游牧的基础上形成半农业半游牧。农业分两种，谷地的灌溉农业和坡地旱地农业，都很精细。夏季则以蒙古包形式外出放牧。这一地区的西部，哈里路德河两岸，有半游牧的察哈尔阿玛克（Chahar Aymaq）蒙古部族。这个察哈尔蒙古族当与内蒙的察哈尔蒙古同源，阿玛克Aymaq一词明显源于古代蒙古社会基本单位“爱玛克”。这批人发生了农牧分离，有专事农业的人群出现。部分人半农半牧，部分人仍以游牧为生。人数大约在30-50万之间，分4个部落。吉马斯弟（Jamshidi）部部分人有脱离了游牧，从事旱地农业，形成农业与游牧业的分离；梯马尼（Taymanni）部落有农牧分离，一部分河谷灌溉农业，一部分仍然以游牧为生；弗路兹——库（firuz-Kuhi）部落和哈兹拉（Hazara）部落处于半游牧和农业状态。游牧特点仍然是夏季游牧包游牧，冬季住在永久性的村庄内，住圆顶房子。他们的畜群是绵羊、山羊和牛。嗜好也与原来的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一样，喜好喝茶。[6] 与清代内蒙的察哈尔蒙古族相比，他们的农业是自动分离出来的，而察哈尔盟的农业是在汉人的压力下形成的，且已经完全汉化。

新疆有喀札克蒙古族和许多清代西迁的蒙古族。直到民国时期，新疆的大多数蒙古族仍然不行农业，固守单纯的游牧业。但在蒙古族游牧的地区有许多适合农业的地方，土壤肥沃，灌溉条件也好。到近代，许多蒙古族在湖泊和河流附近实行农业。额鲁特蒙古的一部——札哈沁旗，实行半农半牧。这个旗的王公一般在阿尔泰山的南部居住，冬天在乌里雅苏河岸越冬。游牧民的移动也应是这样，两处都有农田。与札哈沁族相邻的是准噶尔旗下的札萨克三旗，他们有的在阿尔泰山的北侧的沙起达湖边耕种放牧，有的在苏哈河边耕种放牧。另外，塔尔巴哈台的蒙古人也有少量的农业。1920年以后，在特克斯河流域的伊犁额鲁特蒙古开始经营农业，以后又有焉耆的土尔邑特蒙古也开始进行农业。与内蒙游牧民的雨水农业不同，新疆的农业收成很好，伊犁地方有20-30倍的收成，塔尔巴哈台有12-15倍的收成。在焉耆，土尔邑特蒙古的农业地在海东河流域，位于天山山脉的南面，这里的河流平原由黄土和黄砂土组成。土尔邑特蒙古长期将此地作冬牧场。很明显的是，这里的农业技术受汉人影响，因汉人很早地侵入此地进行农业开发。到民国时期，移民已经很多。在汉人的影响下，蒙古人开始仿效汉人实行灌溉农业。以后，迪化也有农业的发展，吐鲁番、玛纳斯、奇台和乌苏等地也都相继有农业的兴起。1925年，阿尔泰地区也开始有农业的扩展。以后，他们也用灌溉种植牧草，农业推动了游牧业的集约化经营。尽管如此，去新疆的蒙古人在新疆的农业经营仍是很慢的，因为他们因文化的传统长期固守游牧，与在同迁新疆的满族人有很大的不同，满族人有农业传统，很快适应了那里的条件，采取了近似汉人的农业技术特点，而蒙古人却迟迟不采取农业。[7] 青海地区的蒙古人一般也不经营农业，只以纯游牧为生，尽管在河流和湖泊周围，也有零星的农业存在。[8]   
1949年以后，随着定居的推行，新疆蒙古族的半农半牧更加增多，且是灌溉农业+游牧式的混合。天山附近有灌溉条件好的地区，许多蒙古族在那里进行半农半牧。现在的新疆蒙古族自治州，即巴特拉蒙古族自治州，位于天山山脉的北侧，蒙古民的游牧是分三季营地的季节游牧。日本研究人员1989-1991年在此地进行过游牧业调查。这个州现在有汉、回、维吾尔、喀札克和一般的蒙古族。其它民族基本上倾向于定居，只有蒙古族仍倾向于游牧。无论是一般蒙族还是喀札克蒙古，都愿意固守蒙古族传统的游牧习惯。牲畜主要是绵羊和山羊。与蒙古高原的平地游牧的不同，由于特殊的山地条件，他们的游牧却像中世纪欧洲的山地游牧“transhumance”。[9] 季节营地在海拔高度上有差异。夏营地在塞里木湖的东北的大片草原地带，海拔2000米；冬营地在山区，海拔1300米；春秋营地在博罗塔拉湖，海拔700米。冬春移营距离为90公里，夏秋移营距离为30公里。一些营地有固定住处，形成固定放牧，但夏季却以蒙古包形式外出游牧。在小营盘镇，不但有喀札克蒙古和一般蒙古人，还有新疆本地的维吾尔族和汉人等，人口25000人。农业地在小营盘镇附近。大多部村庄已经以农业为主业，只有3个村庄以畜牧业为主。既使在这3个村庄内，也是半农半牧的。在所调查的几户蒙古人中，他们也是半定居者。在镇周围，他们家庭中有人在那里种地，作物是向日葵和苜蓿草，另外一些人外出游牧。由于孩子在镇上上学，为了照顾家人，他们才在镇上盖房子并经营农业。但他们的家却不是固定在镇上，冬营地上的居所才是他们较为长期的驻地。春秋营地和夏营地都用蒙古包放牧。总之，他们的生态活动间空很复杂，在镇周围有房子和农业地，在冬营地有房子和牲畜圈，到春夏之季则移动放牧。这种形式还不是典型的定居游牧与农业的结合，定居游牧与农业典型结合是在冬营地定居并经营农业。这种半农半牧十分复杂，是一种对现在生产体制和体制的生态和文化适应。[10]  

总之，中亚和新疆地区的半农半牧有两种共同特点，一是灌溉的生态条件，二是汉文化和中亚民族的文化的影响，三是保持着几个营盘的游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