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三阶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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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代手与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关系
上面的,着重在量的方面的考察。下面就中国近代手工业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生的关系看一看三阶段过程的特点。
作为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典型例证，人们经常提到的是缫丝业中第一家丝厂——继昌隆。它之所以率先地由“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广东原有的手工缫丝业， 是机器缫丝厂得以产生的基础，笼统地说，是可以这样看的。但是具体地进行分析，有两点需要明确：
首先，继昌隆成立之前广东手工缫丝并没有完成小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悠久的广东，原有手工缫丝业，都是一家一户的家庭手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的老妇，”[1] 这是广东手工缫丝的普遍情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手工缫丝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历史记载。这就说明两者的距离还是不小的。据说创办继昌隆丝厂的陈启沅在创用蒸汽大机三数年之后，又改创缫丝小机，以便农村手工业者小本经营。[2] 这种足踏小机，介于原来农村广泛使用的原始手机和继昌隆丝厂所创立的蒸汽大机之间。这就不但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不小距离，而且说明缩短这个不小的距离，不在工厂出现之前，而是在工厂出现之后，在这里，如果按它的正常涵义理解，三阶段论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真正的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演进，是在继昌隆丝厂内部完成的，上面说过，继昌隆丝厂的所谓汽机，最初只是用于蒸汽煮茧，并非用蒸汽发动机器缫丝。工厂叫丝偈 或叫鬼絚，不叫工厂。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厂，是在丝偈成立多年乃至将近二十年之际。这个区别于手絚、踩絚的鬼絚，是陈启沅在引进西方近代缫丝技术和操作方面改革的结晶。它“在缫丝过程中，增加丝的加‘拈’工序。即将缫出的两根丝加‘拈’合并，然后再分别绕上絚。加‘拈’是陈启沅引进的法国共拈式缫丝区别于土法缫丝的重要操作特点。经过加‘拈’的丝，大大增加了丝的‘抱合’力，提高了丝的伸强度，这就有利于丝织的进行及丝织品质量的提高。其次，条纹规格化，这在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缫丝生产中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在工场或工厂集中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3] 这就很清楚，继昌隆之前，广东手工缫丝业中，没有出现手工工场。继昌隆是兼手工工场和机器工厂二者而有之。事情还不止于此。没有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手工缫丝，可以一跃而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反之，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手工业，则又不一定能循序而进入机器大工厂。与缫丝毗邻的广东丝织业，就是一个对比相当鲜明的例子。在19世纪80年代初，在广东首先发动机器缫丝的南海一带，组织在手工行会锦纶堂之下的手工丝织机工，不下万余人，机张至少在五千以上。[4] 它们的生产组织，是否都已达到手工工场的规模，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它们显然已经脱离个体手工业阶段，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行会组织之下，已经出现机工和东家的对立，没有一定的规模，这是不能出现的。然而，终19世纪之世，我们还没有看到广东出现过一家丝织工厂。不仅如此，在手工缫丝进入机器缫丝之后，丝织机工还进行过激烈的反抗，出现过丝织工匠捣毁缫丝机器的离奇事件。这件事，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很清楚，资本主义三阶段，就广东丝业而言，缫丝业没有经过第二阶段，就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而看起来似乎经历了第二阶段的丝织业，却长期没有进到第三阶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恐怕是难以得到园满的解释的。  
当然，出现在广东的情况，并不能概括全国。例如，后起的丝业中心，以上海和苏杭为重点的长江三角洲上的情况，就与以广州、顺德、南海为重点的珠江三角洲迥然不同。那里的缫丝厂是以外国资本的缫丝厂为前导，以洋行买办或新式商人资本为后继的模式出现，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而出现在苏州、杭州和上海的丝织工厂，则是三阶段发展的典型。
上海的新式缫丝厂，滥觞于1859年的怡和洋行所设的上海纺丝局（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建厂的开始阶段包括建造两个藏茧的仓库和一个厂房，其中安装了锅炉和蒸汽机，以及100台缫丝车所需全部铜管和木卷筒。大部分设备要在香港造好，而且还要把装备这些设备的熟练工人一同带到上海来。1861年5月丝厂建成。1861年春，该厂开始在本地居民中招募和训练劳动力，并聘请了四个法国教师。”[5] 见之于《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的这一段叙述，清楚地说明了它在中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部资料翔实的著作继续写道：“与广东早期出现的近代缫丝厂仅用蒸汽煮茧不同，上海早期缫丝厂是用蒸汽机来运转缫车，蒸汽是煮茧缫丝的热源，同时也是缫丝的原动力。”[6] 这种情况不只限于外国资本的丝厂，也同样适应于中国民族资本的丝厂。中国自办的第一家缫丝厂，由祥记丝栈老板兼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所创办的公和永丝厂，在1882年创办之初，乃是委托公和洋行代为经理的。[7] 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是明白无误的。  
和上海的新式缫丝厂相反，包括杭州、苏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丝织工业，却显示出三阶段过程的鲜明烙印。在上海，在19世纪的50、60年代，已经出现了使用抛梭木机的零星织户，辛亥革命后，绸业商人开始从国外引进的改良手拉铁机。1915年出现第一家使用电力丝织机的肇新绸厂。[8] 在杭州，创办于1912年的纬成公司，先是向日本引进仿法式手拉机10台，继而于1926年购置电力丝织机13台，“开始向近代动力丝织厂转化。”[9] 而在此前近半个世纪，作为丝织小手工业主和包买商的蒋廷桂，先是与自己的兄弟合买一张木绸机，自己织绸， 后是向日本选购新式的铁制绸机， 建立了一个包括几个车间的手工工场。至于苏州，这一轨迹更加明显。 有的者以确凿的事实，作了具体的陈述。认为苏州丝织业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演进，是从1912年开始的。“这一年苏州纱缎同业秘密筹划，认为改进织机是当务之急，公推永兴泰文记纱缎庄主谢瑞山负责引进铁机等有关事项。当年， 谢瑞山向上海日商小林洋行购到武田式手拉铁机二台， 附带200针提花机龙头， 即派专人去上海铁机制织技术。次年将铁机运回苏州，并按式仿制铁件，正式安装使用。”[10] 这就是苏州历史上的第一家绸厂——苏经绸厂。 此后数年间，这种绸厂，风起云涌。1914年苏经正式投产时，铁机不过一百台，六年以后（1920），苏州城乡内外各绸厂的铁机，已有一千余台。[11] 再过一年（1921），“苏经绸厂资方首先向日本洋行买进一台电力织机，利用夜电开机试织，取得成功。”[12] 如果说，1912年开始筹划的苏经绸厂， 还只能算作一个手工业工场， 那么，1921年以后的苏经，则是名副其实的绸厂，完成了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任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在这里表现得再具体不过了。

然而，这位研究者在具体陈述苏州丝织业三阶段的经历后， 接着正确地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虽然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有自己的特点，就苏州丝织业来说，它由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产生之后。”[13]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指出这一点，对理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环境、历程和它的历史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是这样，即使就苏州一地、丝织一业来说，情况亦复如此。就苏州一地而言，它的两大现代工业，即棉纺织工业中苏纶纱厂和缫丝业中的苏经丝厂，它们的设立，都早于苏州使用电机的苏经绸厂将近十五年的时光，而这两个现代工业企业，迄今人们还没有发现它们有资本主义三阶段的前史。事实上,整个苏州，在1896年对外开埠以前，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并没有真正起步。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都是在开埠的次年才开始筹建的。开埠的，对苏州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就丝织这一个行业的本身而言，苏州丝织虽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放料代织的家庭手工业劳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光，“土法木机，沿袭了300多年而很少改进。”而在1912年以后的短短十年中，就连续跨越了两个台阶，由家庭小手工业迅速越过工场手工业一跃而为现代工厂。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在中国古老的木机旁边，已经有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新式机具。具体到苏州的丝织手工业，则是先有日商小林洋行的武田式手拉铁机，后有津田式和重田式以及其他国家进口的电力织机。没有外国新的生产工具的引进，不要说现代化工厂，就是手工工场，在很多场合下，也难以实现从家庭手工业的脱胎而出。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无论是否经历了资本主义三阶段，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决不是忽视了中国的内部因素，也不是把中国资本主义这一进步生产方式的产生记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功劳簿上。中国是在内部资本主义因素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条件下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的关键，是外国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如果说，这是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的一枚果实，那么，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言，这是一枚苦果。因为它决定了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坎坷，决定了它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三十多年前，一位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手工业的处境进行过考察的资深研究者曾经对此发表过一段议论，他说：“在中国，事情的发展甚至是这样离奇特殊，作为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中间环节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前，而是产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后。它的大量发展，要等到20世纪初期，在大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时间上比大机器工业落后了十几年至二三十年。”[14] 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这还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即使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产生而言，按照这位研究者的意见，也是一个错乱离奇的倒挂。  
六十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另一位对河北乡村手工棉织业进行过考察的研究者也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他说：“五十年来发现于北部乡村中的商业资本的活跃，不是发生于中国条件之刺激，而是发生于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 ……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而发生，同样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毁灭。”[15]
为什么出现这样离奇特殊的现象?“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固然因为破坏了中国的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阻止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沿着半殖民地的崎岖道路，艰难曲折地求生长，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了。”[16]
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见。与此相对立的，还有另外一种意见，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所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17]   
一个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一个是外国的侵略不可能一刀斩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意见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对立的方面，仍然是明显的。
这里涉及到怎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这个问题，需要另辟一节,专门讨论。
（三）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因和外因问题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可以 “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但不能“斩断这个进程。”这个提法是比较含蓄而模糊的。究竟“改变进程的方向”和“斩断这个进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区别的?或者说：“进程”的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这些特点中包括不包括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本身产生的特点呢？这也是不很明确的。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经济史学家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说：“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自然导致外铄论”。[18] 什么是外铄论？“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孤立的”。[19]   
这一论点，是针对中国托派宣传的“理论”的。[20] 托派的错误，在于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于把帝国主义的入侵说成是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于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们是内因论者，但不拒绝外因的分析。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的社会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同样，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产生，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内部社会条件所作的分析。这里并没有违背历史，也没有违反辩证法，更非外铄论。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国近代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开始，另一方面，却又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说得和正常的资本主义一模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 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之成为创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主人，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不但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所证实，也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实践所昭示。

当然，一般地说：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也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许多研究者都拿矿场为例，来论证这一点。有的认为原来手工开采的旧矿场为新矿场“提供了矿址”，“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提供了资金”，“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有的据此更进一步肯定：“若说新式煤矿全部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然而，即使在这里，也不能忽略中国的特点。 就拿手工矿场为新式矿场提供矿址而言，新矿址固然多有在旧矿址之间开采，这是事实，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新式煤矿一－开平，当李鸿章委派曾经担任过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筹办之时， 那里的确是遍地布满旧矿，应该说，这是手工采煤的一个集中之区。但是，这些手工开采的煤矿，当时是一种什么局面呢？据唐廷枢报告说：这些煤矿，从明代就已开始，土人见煤即锄，锄至有水之处，又须戽水，至锄煤、戽水均有不堪之苦时，势必弃之。这种随开随弃之矿，能给新的开平煤矿提供多少技术、经验和资金，这且不说，但是在开平和原有手工煤窑的关系上，唐廷枢有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其煤井均系民业，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21] 对于这一点，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官僚和资本家对“民业”的“巧取豪夺”。且不管是不是巧取豪夺， 也不去深究旧矿的出售， 是不是“乐意”；出售的旧矿，是不是“已弃”。但新矿开张、旧矿出售，这总是事实。实际上，二者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中国第一代新式煤矿，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起到1890年大冶煤铁矿止，十五年间，前后共出现过十四所新式煤矿。从这十四所煤矿成立的情况看，由原有的手工采煤的煤窑向机器采煤的煤矿转化，在它们之间，是不存在的。这十四家煤矿，绝大多数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没有一家是原来用手工采煤的所谓土窑的业主。很多地方的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反而陷入进一步的衰落。基隆煤矿矿区之内，原有手工煤窑九十二处，[22] 基隆开办以后，“概令封闭停工，不准再行开采。”[23] 开平煤矿矿区，原有煤窑，不下百处，[24] 开平开办以后，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 原有土窑开采之煤， 也不许随便销售。[25] 这就是说，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不是利用本身原有的条件，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现代煤矿，而是被迫中断它应有的发展前途。

由此看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手工开采的煤窑，在中国新式煤矿出现之前，它们既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它们更难于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上述十四家新式煤矿之一的山东峄县煤矿的主持人朱采说：“假令官窑停止，此等寻常土窑能筹巨款接办乎？”[26] 在朱采看来，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实际上是否定原有土窑向新式煤矿转化的可能性，亦即否定煤矿业中资本主义三阶段发展的可能性。朱采是新式煤矿的当事人，他发表这个意见，时当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第一个高潮的1883年。他的话免不了有夸张的一面。但是，这个当事人对当时客观形势的估计，今天看来，倒是切合中国的历史条件的。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而这种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我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客观事实。现在就本题所讨论的范围，试作一扼要陈述：这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谈：最直接的是外国机器的引进，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最初出现，其所使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的新式煤矿， 即使“全部在土窑基础上建立”，也要“先买抽水机，再添卷扬机，最后改建井筒”。才能进行生产。没有国外进口的抽水机、卷扬机，再多的土窑基础，也是无法实现机器生产的。不但机器大工业如此，就是直接转化的大机器工业的手工工场，它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的也是来自国外的引进。闻名于纺织界的宁波通久轧花厂，就是一个例子。人们通常说它“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1887年有人投资五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立了机器轧花厂。”似乎中国近代机器轧花工业是由中国自生自长的手工工场发展而来的。但是一查历史，就能了解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个手工工场，从一开始（1884）就是从日本购买“四十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而成立的。它成立三年以后(1887)，才又集资五万元成立公司，又从日本大阪购进“一些较大的机器和发动机器所需的锅炉与发动机”，并且“聘了几个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因为怕老百姓或官吏们的反对，所以表面上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过了五年（1892）又从日本添购了一批纺纱机修建新厂房。又两年（1894）,将旧公司扩大为资本30万两的新公司，这就是后来存在了23年的通久源纱厂。[27] 这个轧花厂和后来纱厂的主持人， 是一个从来和中国传统手工业没有任何联系而和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关系至深的一位由商而官的士绅。[28] 人们一望而知，这和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工业，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形，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 也时有所见。 例如火柴制造厂的最初产生，也是以手工工场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些工厂， 不但有的生产工具来自外国， 而且化学药剂乃至柴梗盒片， 也由国外输入。[29] 此外， 在手工皂烛业、 卷烟业、棉织和针织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30] 而在手工棉织业中，更为突出。仅在1904～1906这三年中，手工织布业之使用进口足踏铁轮机以取代原有的木机者，见于史籍的，就有四川的重庆、山东的潍县、广东的汕头和河北的天津。[31] 这些虽然只是见于记载的个例，然其范围之广，已可概见。

所有这些，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不仅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在许多场合下也都离不开外国机器（包括动力机和非动力机）的引进。也就是说，当中国现代机器大工业已经取得初步发展之时，按中国自身原有的整体经济水平衡量，甚至连工场手工业，都不见得完全能够独立地发展起来。这个事实，恐怕主张三阶段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其次是外国技术的引进。机器引进之后， 机器于生产的技术， 基本上也是由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创建时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外国技术人员的聘用。就拿上面刚刚谈过的矿冶工业而言，煤矿中的开平，从勘察到开采都离不开招聘的外国技师。知名于中国路矿的金达（Ｃ.Ｗ.Ｋinder）、马立师（Ｍorris）和薄内（Ｒ.Ｒ.Ｂurnett）， 都是开平煤矿的著名矿师。开局两年之内，开平雇用的外国技师，前后共达十人。[32] 金属矿中的三小银矿，筹办的第一步便是“雇用外国矿师六人，安装机器，建筑洋楼。”[33] 矿冶工业如此，制造工业亦复如此。上海织布局在它的《招商集股章程》中，有一条特别规定：“领袖工作，宜雇洋匠督教。”[34] 公司延聘的美籍织布工程师丹科（Ａ.Ｄ.Danforth），实际上是工厂的主宰。不但工厂如此，使用进口手工工具的手工工场也多照此办理。例如火柴工业中的厦门自来火局，就“雇用日本匠手督理其事。”[35] 卷烟工业中的成都卷烟厂，“系日本人教授”。[36] 皂烛工业中的杭州洋皂厂，“延得东洋专工”，方能开始试造。[37] 至于改用铁机的织布工场，聘用外国技师，所在多有，不必缕述。

最后，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第三种情况，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外国在华工业在生产上的联系。经常为人们引证为手工工场直接向机器工厂转化的上海发昌船厂，它在1866年的产生，是作为外国在华造船工厂的附属工场而存在的。它“在生产上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生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实际上是“中断了这些手工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使“这种转化一开始便具有半殖民地的明显特征。”[38] 还应该看到， 这家船厂成立的时候，长江已被西方侵略者强迫开放，上海和日本之间的航运，也在迅速增长。这给上海港口的外国航运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航运发生直接联系的船舶修造业，自然成为外国资本家注意的焦点。在1860一1864五年之中，上海一共成立了九家船厂。两家最大的外国船厂——祥生和耶松，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内设立的。发昌船厂成立于60年代之初，它开始时虽然采取了附骥外国船厂的形式，但毕竟反映了这个形势对华商资本插足于船舶修造业的刺激作用。
所有这些，说明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远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指出这一点，在于充分看到外因对内因的作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又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所以发展而又不能发展的根据之一。当然，这是要到本书终了之时才能作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