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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财富，但是财富的拥有并不等于投资的实现。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其他的条件。而在这一方面，洋行买办和买办商人，显然占有其他财富拥有者所不具备的优势。
让我们先从一个突出地引人注目的现象谈起，这就是外国在华中的华商附股活动。
在整个19世纪下半期的外国侵华的各项企业中，从新式到铁路、航运、保险、银行、码头、堆栈、以至房地产，几乎没有一项没有华商的附股活动。土地上第一条外国经营的铁路——吴淞铁路，长江航线上的第一艘外国商轮——琼记洋行的火箭号（Fire Dart），通商口岸的第一家外国保险公司——宝顺洋行的於仁洋面保安行和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汇丰银行中，都有中国人的附股活动。一些主要的外国侵华企业，如航运中的旗昌、太古和怡和，银行中的汇丰、大东惠通和中华汇理，地产中的业广、码头堆栈中的公和祥以及所有的保险公司，全部纱厂和其他重要工厂，都有中国人的附股和投资。[72]
这些依附外国企业的华股，有的在企业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最先侵入中国的航运业为例，在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中，第一批的1650股，华商竟占了935股。[73] 同样，在北清轮船公司中，也有三分之一的股份由“和北方贸易发生联系的中国人认购。”[74] 在资格更老的旗昌轮船公司中，“中国人是最大的股东。”单是在公司100万两开办资本中，中国人的股份，差不多占去60～70万两。[75] 出现在航运业中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于其他行业之中。例如，在银行业中，大东惠通银行的资本，中国人占去了十分之八，“洋量只握有少数几张股票。”[76] 在工业中，中国玻璃公司的华商股份，占公司资本总数的78％以上。[77] 宝兴洋行的烟台纩丝局，在改为股份公司以后，“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出资”。[78] 怡和洋行的怡和丝厂，在创办章程中，就规定中国人的股份，占60股中的29股，[79] 即将近总数的一半。实际上由中国人购买的， 据说占60％。[80] 而1877年一个英国人计划在上海设立一个棉纺织厂，计划刚一提出，就有中国人要求单独“包认公司股份的四分之一。”[81]
总之，洋行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在整个19世纪，是一个大量的现象。根据远不完备的初步统计，整个19世纪，在中国通商口岸中，所有华商附股的外商企业，共有六十二家，实收资本在四千万两以上。[82] 如果华商附股平均能占有四分之一，那么这些外商企业中的华商股份，也将达到一千万两。这在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数字。
这些狂热的附股者，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不妨逐一加以检索：
在航运业中，首先是“华股居其大半”的旗昌轮船公司。这里的华商, 都是一些什么人，人们从出席公司历届股东代表大会的名单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以第一届大会而言，在九名出席大会的中国股东中，有三人是旗昌洋行由广东带来的买办。[83] 其余六人，有的和洋行关系密切，后来也钻进了买办的圈子。如大股东陈怡春（竹坪）后来就担任旗昌轮船公司的总买办，并且和怡和洋行有密切的交往。[84] 进入70年代以后，除由广东带来的“老朋友”之外，又增加了一批“新交”，他们主要是上海的买办。如上海宝顺洋行的前买办，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旗昌轮船公司股东的行列。[85]
在旗昌以外的外国轮船公司中，情形也完全一样。怡和洋行的买办何东，是怡和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之一。[86] 以大英轮船公司买办郭甘章为首的中国股东，在整个19世纪，一直是省港澳轮船公司的一支稳固的支持力量。[87] 在上海最早的一个外国驳船公司——荣泰驳船行中， 中国的重要股东就有怡和的买办唐茂枝和宝顺的买办郑观应， 唐茂枝还兼任这家公司的董事。[88] 而公正、 北清和华海三家轮船公司，则是另一怡和买办唐廷枢的资本活动的主要场所，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在这里活跃一时的并不限于唐廷枢。例如在华海，怡和的另一买办阿魏（译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不但极力促成公司的成立，而且还包揽了公司的大宗股票。[89] 在公正轮船公司中，上述大英轮船公司买办郭甘章和公正自己的买办李松云，同为公司的股东代表。[90] 而宝顺的买办郑观应，则自称为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并且担任了公司的董事。[91] 唯一找不到买办活动的确凿证据的，是太古轮船公司。然而，太古的老板冷士 （J.S.Swire）在公司成立之初，就没有放弃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认股者的期待。而在公司成立以后，又通过太古的坐舱，对华商货运极尽兜揽招徕之能事 。以至这些坐舱“均归货多之揽载行所荐”。[92] 所谓坐舱，实际就是买办。既然买办都可以引荐，那么跟着买办再引荐一些资本进来，当然更符合老板的期待而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同样，在保险业中，那些引荐资本的中国人，绝大部分也是买办。华南两个最老的外国保险公司——谏当保险行和香港火烛保险公司，一个有怡和买办唐廷枢自己的附股，一个则有唐廷枢的引荐。[93] 在以后的年代中，这两家公司的华股，实际上大部分握在怡和买办何东和何甘棠兄弟的手中，而何东既是谏当的董事，又是两家公司的中国经理处的代表。[94] 上海两家最久的外国保险公司——保家行和杨子保险公司，在拉拢洋行买办的资本方面，也并不逊色。特别是扬子保险公司，它的后台就是以长于此道闻名的旗昌洋行。他们有一套吸收和利用洋行买办资本的经验，而受他们使唤的中国买办，也不会放弃自己附股和引荐资本的机会。
银行业同样如此。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是银行的大股东，这是人所共知的。80年代以后，在汇丰之外，许多外国银行，如有利、大东惠通、中华汇理等，都出现了大批的中国股东，他们有的登上了重要股东的名单，有的担任了股东大会的代表或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这些人物许多都是洋行乃至银行自己的买办。 如大东惠通的重要股东魏宝记和吴芝堂，一个是怡和洋行的买办，一个是地亚士洋行的买办。[95] 进入中华汇理顾问部的许春荣，先是泰和洋行的推销员，后来又是德华银行的买办。[96] 而汇丰银行的大股东罗寿嵩，则出身于一个买办世家，是一个从70年代中期起就继承了父亲衣钵的汇丰本行买办。[97]
在现代工业中，情形亦复如此，以外商企业重镇的棉纺织工业而言，在1895年成立的四家外国纱厂中，都各有中国股东两人进入公司发起人组织的临时董事会。[98] 怡和纱厂的五名正式董事中，有中国股东一人。[99] 鸿源纱厂的八名正式董事中，有中国股东三人，另有四人是公司股东大会的代表。[100] 老公茂纱厂的五名正式董事中，有中国股东二人，另有两人是股东大会的代表。[101] 这些人物的身份，绝大多数仍然还是买办。例如美国鸿源纱厂的董事朱葆三是平和洋行的买办，[102] 德国瑞记纱厂的两名临时董事中，一个是曾经先后担任过怡和洋行翻译和信义洋行买办的孙仲英，[103] 另一个就是纱厂的主办者瑞记洋行自己的买办吴少卿。[104]
在其他各类工业中，由买办出面附股的，也不在少数。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植之于烟台纩丝局，[105] 中国玻璃公司[106] 和上海电光公司。[107] 另一怡和买办吴懋鼎之于天津气灯公司[108] 和天津自来火公司。[109] 公正洋行买办李松云之于中国玻璃公司，[110] 上海电光公司[111] 和中国制造熟皮公司。[112] 禅臣洋行买办曹子俊之于中国制造熟皮公司[113] 和上海五彩印画公司。[114] 另一禅臣买办梁金池之于美查兄弟公司。[115] 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之于瑞纶丝厂。[116] 以及协隆洋行买办陈可良、[117] 宝顺洋行买办徐润、[118] 麦加利银行买办韦文圃和柯化威洋行买办郑秀山等[119] 之于中国玻璃公司，禅臣洋行另一买办陆敬南和大福洋行买办袁承斋之于五彩印画公司等等。[120] 这些买办，不少是企业中的重要人物。例如在“资本几乎全部是中国人的”烟台纩丝局中，唐廷植担任了总董事的职位。[121] 在中国人的股份占78％以上的中国玻璃公司中，唐廷植、李松云、陈可良都是它的发起人，单是唐廷植、陈可良两人的股本即占60％。[122] 在天津气灯和天津自来火两公司中，吴懋鼎都是它的发起人和董事。[123] 在上海电光公司中，唐廷植和李松云两人，一个充当华的代表，[124] 一个担任公司的董事，[125] 是公司最大股东之一。[126] 此外在美查公司中，粱金池是它的董事之一。[127] 在中国制造熟皮公司中，李松云和曹子俊是它的发起人，[128] 而曹子俊、陆敬南、袁承斋又是五彩印画公司的董事。[129]
以上我们用了较多的篇幅，比较详尽地叙述了洋行买办附股外国企业的实况。目的在于说明洋行买办之所以最先投资新式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先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是他的资本最先享受了这种剥削方式的“果实”。他的资本运动，和他的主人——外国资本家的资本运动，保持着亦步亦趋的关系。作为外国资本家在华进行贸易掠夺的工具，买办在分取佣金之外，还建立了自已的商业机构，从中分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当外国的活动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流域，从贸易活动扩大到投资活动的时候，买办也亦步亦趋地把自己的资本投向生产领域，附股外国企业，就是它的第一步。不言而喻，它的下一步就是从附着于外国企业向自办企业的转化。
众所周知，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买办以及和外国洋行联系密切的商人资本，既大量地涌向外商的企业，又是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资本的主要支柱。洋务派官僚控制的几个大一点的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和上海织布局等等，或者是由这些人创建，或者是在他们主持之后，才能有所。开平煤矿是唐廷枢一手创建的。开办之初，招股虽然比较困难，但是很快就进入一个比较顺利的局面。由于他的哥哥怡和买办唐廷植的“巨大势力和努力奔走”，[130] 认股转夥，1883年开平股票出现了50％的升水，一张面值百两的开平股票，在市场上可以开出一百五十两的价格。[131] 由此可以想见入股的踊跃。轮船招商局是以有沙船世家背景的朱其昂开办的。尽管朱本人是旧式沙船商人出身，但是招商局创办之初，却得不到沙船业主的支持。在拥资 以千万计的沙船商人中，可得而确认的，只有郁熙绳一人入股万两，[132] 大部分沙船商不但不进行投资，反而群起阻挠，“势同水火”。[133] 李鸿章之所以改派唐廷枢、徐润接手，很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要从招徕买办投资上另辟蹊径。 而一经唐、徐入局，招商局的一百万两股本，便陆续招足，[134] 局面迅即改观。同样，上海织布局在官僚子弟龚寿图等人主持之时，招股工作根本无法进行。而一当“久居沪上，熟谙洋务商情”的买办郑观应等人执掌实权以后，入股者纷至沓来，很快超过了所要招募的数额。[135]
洋行买办的资本，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资本的主要来源，这是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原始积累的一大特点。 历史是辨证地发展的。“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但同时又“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136] 买办资本是民族资本的对立物。但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产生的民族资本，却又不能割断与买办资本的联系。相反，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 大量地存在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这和上面所提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的主要条件一样，这对我们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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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4 18: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