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体制转轨与产业发展：相关性、合意性以及对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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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若干行业体制转轨和行业的实证，为渐进式转轨提供新的解释，或为已有的解释提供新的证据。主要结论有：改革是可以渐进的，非国有的大量进入并不是改革启动和保持增长的必要条件，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产权改革和形成竞争性的产权市场成为渐进改革合乎逻辑的内在要求；渐进改革方式具有普遍意义，其它转轨国家改革前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所有制结构和垄断性的生产结构，不会成为与渐进式改革不相容的初始条件；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区别是相对的，用规则标准衡量区别清晰，用行为标准和绩效标准衡量，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对两种改革方式优劣的评判，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和能容纳主要事实、合乎逻辑的。;
一、转轨过程的行业案例：现实及理论意义
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迥然不同。直到改革开始10余年后的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以下方面仍然明显偏离甚至背离正统经济学的教义：国有仍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城乡集体企业继续在没有清晰界定产权的环境中运行；不同类型的企业面对不同的、财税和预算约束环境；部门的改革仍然达不到对企业形成财务硬约束的程度；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大大超出市场经济所允许的限度。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完全”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却能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率。中国的改革方式及其成就已经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被为“渐进改革模式”。   
在解释渐进改革模式的优越性时，学者们的角度各有侧重。有些学者认为，市场制度只能通过摸索、实践和适应性的制度创新逐步发展（Murrell，1992；McMillan;＆;Naughton，1992）；还有学者认为，在非国有经济没有发展到能创造较多的资源之前，价格和贸易自由化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McKinnon，1993）。国内学者更侧重于强调渐进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及其对改革进程的，认为渐进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方式，在改革初期允许新体制成份成长，又不触及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阻力较小。当改革“渐进”到新体制部分占较大比重时，才具备了对国有企业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条件（例如盛洪，1991；樊纲，1993；刘世锦，1993）。
有些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虽然成就显著，但并没有普遍意义。因为这种改革方式是由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决定的。中国面临的类似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部门转移的问题，即工业化问题，对转轨国家来说并没有一般意义，例如在前苏联这样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就行不通（Sachs;and;Woo，1994）。还有学者认为，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在改革初期，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没有为“新体制”的生长留下什么空间，不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将生产要素从其中释放出来，在旧体制外形成新体制并保持高速增长是无法实现的（樊纲，1994）。还有学者强调中国改革初期的分散生产格局对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影响，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初期具有高度垄断的生产结构，不首先对生产结构进行彻底改革，而是先放松价格管制，其结果可能是并不能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垄断企业还会通过抬高价格获取高额利润（Granick，1990）。   
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渐进式改革只适合于中国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大多数转轨国家改革之初面临相似的困境，即扭曲的产品和要素价格、高度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缺乏激励的微观经营机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相似，因此中国的经验对其他转轨国家应该具有普遍意义（林毅夫等，1994）。
总体上看，这些讨论要么属于理论假说，要么使用整个经济的汇总数据。这些讨论提供了许多富有洞察力和启发性的观点及新的理论视角，使人们了解到改革全景和理论背景。但是，分行业的研究较少见到。最近几年我们对若干行业的转轨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在改革启动和推进、改革中增长、绩效和产业组织变化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差异。为什么同时处在转轨过程中，不同行业会有如此不同的行为和绩效？本文总结这项研究的一些主要发现，希望能对理解中国体制转轨的实际过程、转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和中国转轨方式的共性与特性有所帮助。①
二、改革起点：竞争性市场结构与分散生产格局
1．潜在的竞争性市场结构
改革之前，中国是否已经存在被认为是渐进改革前提的潜在的竞争性市场结构？本文的行业研究表明，改革前夕，中国的工业结构已经是高度分权化的，的确存在着潜在但强大的竞争力量。只要允许企业和地方政府有利润动机，会很快形成激烈的竞争格局。   
改革前夕电视机工业潜在的竞争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地方工业和国防工业。1978年，虽然全国电视机产量只有51万台，但全国电视机生产厂已达63个。一部分是60年代末期以来为形成地区性工业体系而迅速增加的地方企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部分企业在70年代转向生产收音机、电视机等消费类产品；另一部分企业是军工企业，在军品生产任务减少后转向生产电视机。多个厂家的存在，使电视机行业在快速增长初期就具有了竞争性市场结构。
轻型汽车行业在1979年至少已有13个生产厂家存在，到1980年已达28家。这些企业由三部分组成，少数是中央所属企业，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所属企业，这些地方汽车制造厂多数由原来的汽车修配厂或农机厂转产形成；再有一部分是原军工系统的企业转产形成的。
电冰箱行业和洗衣机行业在改革前规模很小，但在很短时间内生产规模迅速增长。到1979年，至少已有20多个厂家在生产和试制电冰箱，到1980年，已有40多个厂家分布在23个省市。洗衣机行业在1979年已有30多个厂家在生产或试制，到1980年，生产厂家已增至100家以上，分布在24个省市。企业构成中，轻工系统所属的地方企业约占一半，其余一半主要来自机械、电子、航天、航空、兵器和船舶6个行业，有中央所属企业，也有地方所属企业。   
电视机行业和轻型车行业在改革初期及其后10年左右的竞争中，绝大多数专业主机厂都是国有企业，电冰箱和洗衣机行业呈现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在改革初期竞争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就有较多非国有企业参与，在电冰箱行业中约占1/4，在洗衣机行业中约占1/2。
2．技术的“公共产品”性质与分散生产格局的合理性
在研究改革起点时我们发现，在讨论中国改革前后的产业组织特点时，需要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即传统体制对技术扩散、经济规模等问题的重要影响。
改革前的中国工业中，政府要求企业之间要具有“主义协作”和“先进帮后进”的精神，企业间的无偿技术转移很普遍，输出先进技术的企业有时还会派技术人员去引入新技术的企业，帮助其掌握技术，“扶上马，送一程”。改革之后较长时期内，这种技术扩散方式在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下仍然存在，使“先进技术”这个在市场经济中决定规模经济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中成为“公共产品”，这是改革前和改革初期中国制造业形成分散生产格局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使这种分散格局具有了技术经济方面的合理性。;轻型汽车关键技术向多家企业的扩散很具典型性。1966年，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始生产BJ130轻型货车，被认为是先进车型。1975年由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北京市共同举办“全国130型汽车经验交流会”，共有47家组装厂、零部件厂家参加，会议要求全国“2吨小型汽车以BJ130为基础，按同一图纸生产”。北京汽车二厂通过无偿提供图纸、技术帮助和零配件规范化，支持了各地该型号车的生产。国内轻型车使用最多的492Q系列发动机，也经历了类似的技术扩散过程。492Q发动机是60年代由现北京内燃机总厂的前身北京农业机械厂在原引进的苏联技术的基础上开发的。当时的主管部门农业机械部要求将这一技术向农业机械系统的其它生产厂家扩散，扩散过程全部是无偿服务，北内提供全部图纸和其它需要的资料，还派出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驻在某些引进厂，传授从铸造到设备维修整套生产工艺管理过程。;其它行业存在同样的情形。由于最能体现规模经济的关键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新进入的企业无需支付研究与开发费用，再加上其它因素，许多行业都存在新进入的中小企业与原有大企业相比，在成本上相差无几甚至更低的现象。轻型车行业的案例表明，无论企业新老或是生产规模大小，各个厂家生产的492Q发动机的价格很接近。不仅如此，由于新设立的中小企业没有技术开发费用和债务、人员等负担，足以抵销产量较小的不利影响，其单位产品的价格还可能低于老企业，效益高于老企业。根据198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在载货汽车行业，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和市属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分别为39.63％、51.7％和60.83％。有调研显示，同样生产中型载货车，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单位产量投资为1.2万元/辆，第二汽车制造厂为2.8万元/辆，而年产量只有3000辆的石家庄汽车厂和年产量只有6500辆的凌河汽车厂，单位产量投资仅为0.6万元/辆和0.5万元/辆（鲁志强，;1991，载王慧炯、陈小洪主编）。   
总之，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我国制造业生产结构的分散格局，反映出当时的体制特征。在特定的体制背景下，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合理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合理的选择。照搬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某些教条，评判转轨初期的产业组织结构是不恰当的。
三、所有制结构与增长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从总体上看，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整个工业高速增长作出了主要贡献。70年代末期以来，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企业所占的份额以每年近3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非国有企业的产出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从1979年的19.0％上升到1996年的71.5％。
顺理推论，在行业研究中应该能够看出，一个行业中非国有经济的成长速度应该与这个行业的增长速度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增长速度相对较快的行业，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应该相对较高，反之亦然。但是这种推论却得不到相应的数据支持，分行业所有制结构与增长速度并没有表现出强相关性。下面利用1985年和1995年两次工业普查资料，分析各个主要工业行业的增长速度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
表1是1985年到1995年期间主要工业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上升的行业，增长速度快于全部工业的平均速度，所占比重下降的行业慢于平均速度。因此，可以将工业行业分为两组，一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另一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同时，两组行业中非国有经济比重，如表2所示。为了有可比性，我们将石油开采、煤炭开采、石油加工等和禁止或限制非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如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垄断性公用事业行业剔除。  

表2显示，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分行业增长速度与这些行业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没有呈现出正相关性。相反，增长较快的行业，非国有经济平均所占的比重反而略低于增长较慢的行业。几个具体行业的研究也没有显示出非国有经济对高速增长的主导带动作用。电视机行业、电冰箱行业和轻型汽车行业，改革以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整个工业平均速度。但是，在他们增长速度最高的80年代，却是靠国有企业作为主导力量带动增长的，国有企业的产出不仅在行业总产出中一直占有2/3以上的比重，而且在各年新增产出中也占2/3以上的比重。直至80年代末期，这些行业中排名前10位的企业，多数是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