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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市场是近年来中国史坛的热点，江南市场是其最高形态的表现，更受学者青睐。“
江南”地域范围具有较大的伸缩性，通常是指明清八府一州之地，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
海、嘉兴、湖州和杭州9市。;李伯重对此作了界定（《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经济史研
究》1991年第1;期）：这一范围的江南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
来，其内部是一个——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还同属于太湖水系，各地相互发生紧密的联系。这个地
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由于长期的发展导致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
被视为一个与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当然，由于它不是正式行政区域，所以明清人的使用也比较随
意，造成某种混淆不清。
自宋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注：江南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为
人熟知的直接表现是人才与重赋。范金民等对此进行了探讨，《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
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考证，;江南进士占明清全国15％，其中拥有明代状元的1／4和清
代状元的半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清代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明
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全面探讨了江南重赋现象及其社会经济。卜国
群《试析明代苏松地区的田赋量》（《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考证，;明弘治年间苏松两府以相当于
全国1／44或1／59的耕地，承担着国家1／9左右的税粮。）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
地区的记载之盛也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因此，在以往数十年的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坛上，这一地区享
有特殊的地位，既是重点又是热点，研究成果之多，水平之高，也超乎其他地区研究之上。
明以前的市场研究，由于资料有限，专门侧重于江南地区者不多。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
出版社1990年版）涉及市场，刘兰兮《宋代江南市场初探》（《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集》，经济日报出版
社1986年版）对明以前江南市场作了开拓性的考察，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对江南为主体的两浙区域市场作了重点论述。而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佳作迭出
，精彩纷呈。本文希冀对这一热点、重点领域的学术史回顾与，对江南市场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
对中国传统市场的认识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市场发展的经济背景
江南人口（注：关于江南人口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沉重的人
口压力，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而且越是富裕的地区，人口增加越快。李伯重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认
为清代前中期最富裕的江南，人口成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而大大低于同时期全国平均成长率。为避免生活水
准下降，江南人已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详见《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
》1996年第1期）、《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新史学》第5卷第3期，台北）
。）、田亩等基本经济数据。李伯重综合学界成果作出估计，人口：1620年为2000万，1850年为3600万，从事
农业的农户分别为310万户、530万户。劳力分别为620;万人，1060万人。万历时江南农田数为4500万亩，可作
为明清耕地总数。（《“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
第4;期：《“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李伯重对江南农户经营方式的演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别具一格的探讨，取得突出的成果（注：李伯重
从为人忽视的角度入手，探讨了一些耐寻人味的问题。如他指出，“男耕女织”这一很早出现的农家劳动安排
方式，直到清中期才在江南发展成为支配性的模式。与其他可选择的劳动安排模式相比，“男耕女织”具有相
对的优越性，是近代以前江南农家劳动安排的最佳模式。详见《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
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
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在《明清时期江南
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
提高》（《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等文中，;李伯重揭示了江南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演进，劳动与资本的投入
，在蚕桑业超过水稻生产。农业经营重心从集约程度较低的生产部门向较高部门的转移，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
，使得整个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有较大提高。在《“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
96年第1期）一文中，他指出，;“人耕十亩”这一农户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的出与普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产物，;人地比例的变化只是次要的原因。;他还撰有专著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the;
Yangzi;Deltea,;1620-;1850,Mcmillan;Press（London）1996。），限于篇幅，;这里仅引用其计量的
成果。户均耕地明清分别为8.5亩、14.5亩，;清代前期接近户均十亩。明末江南水稻亩产量为1·6石米，清中
期为2·3石米。关于农户经营方式及其对江南经济与市场的影响，不少学者都有研究。（注：如：罗化《明末
清初嘉湖地区经营式农场效益高的主要原因》（《中国历史》1989年第2期），;史建云《从棉纺织业看清前期
江南小农业经济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丛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
经济发展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文史哲》1994
年第5;期），《清代江南经济发展实况蠡测》（《财经科学》1987年第5期），;项文惠《明清杭嘉湖地区农业
经济结构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
家庭与乡村经济》运用蔡雅诺夫的小农经济和西奥多·舒尔茨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体系，
其内核过密化经营的思想对农村市场的研究颇有启发。该书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后，在国内产生较大
影响，引起广泛讨论。
洪焕椿对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作了全方位的考察，他的长篇论文《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的发展及特
点》（《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全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八大优势和特点，
认为从嘉靖到乾隆（16—18世纪），江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重大的历史
性转折。他的另一长篇论文《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和市镇经济的兴盛》（同上）总结了明清江南农
村传统经济的优势：以农为主，农副相兼，农工相兼，农商相兼，把农村经济推向农、工、副、商相结合的综
合发展道路。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清前期苏州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国农史》19
88年第2期、1993年第1期）等文认为，江南农村经济结构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商业性农业得到较大发展，市镇
的发展程度与当地经济成正比。陈忠平《论明清江南农村生产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提
出，粮食生产以外多种生产活动、;种植业以外多种行业生产活动的多样发展，导致江南农村生产走向综合
化、专业化、商品化的趋势。蒋兆成对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作了综合研究，其专著《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
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涉及农业经济与生产力、土地制度与经营方式、赋役制度、官私手及城
镇与商业经济等多方面内容。
江南地区水陆的发达在全国首屈一指，这是江南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学者对此都有足够的评价。陈
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流通与水运业的发展》（《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以不甚为人熟知的日用类
书中商业书的有关记载，勾勒明清江南的水陆路程，尤其是水运业的发展及其对商品流通的影响。
江南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也存在其历史局限性，李伯重相继对明清江南的燃料、木材、铁、造船业
等进行了逐一剖析（注：详见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燃料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
第4期），;《明清江南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明清江南社会生产
中的铁与其他贱金属》（《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明清江南生产工具制造业的发展及其特点》（《
浙江学刊》87年第4期）等。），;得出发人深省的结论。江南使用的传统燃料主要有薪炭、芦苇、秸ｊｉē＠
①、煤。燃料供应的紧张，决定了江南工农业生产只能是一种低燃料消费的生产，如纺织业、奢侈品及工艺品
生产等，并对工农业生产各方面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木材供给的有限对江南造船业、建筑业的制约也十分明
显。明清江南对铁与其他贱金属的消费较之以往并未出现明显的增加，也看不出有任何增长的迹象与可能。人
均铁消费量之低，说明铁仅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及供日常生活所需，即使在传统也是较低的消费水平。
其严重匮乏对于当时江南社会生产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低下、工业分散、劳动力相对过剩、商人资本无出路、科
技进步缓慢等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无疑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把没有煤铁工业视为明清经济成长的致命弱点和不
能像西欧那样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不无道理的。
二、消费经济与要素市场
江南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准。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作了精当入
微的分析。;在农户每年生活消费的支出中，粮食支出约占55％，副食支出约占21％，食物支出共占生活消费总
支出的76％，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一种温饱型的消费水平。生活消费支出高于生产消费支出是又一特点，农民
的生产投入，仅占农民口粮支出的1／3左右。生活资料的自给半自给也是江南农民消费的特点。李伯重则考证
江南粮食消费人均每年3.6石，其中明代米3.3石，清代米3石，1620年和1850年江南稻米消费总量分别为6600万
石、10800万石。19世纪中叶江南稻米输入约为1500万石。（《“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
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王家范对明清江南消费经济进行了探讨，《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大学报》1998
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清江南存在突出的高消费现象，同时也伴随大量的低消费。在高消费结构中，性
与奢侈性的消费比重畸高，消费结构具有传统的病态特征，消费行为仍保持着传统的等级性与政治性色彩。在
《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一文中，他考察了明清江
南最低生活消费标准，对江南突出的高消费行为的政治经济影响作了探究。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消费
结构关系探析》（《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论述消费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人口压力所
造成的消费需求结构，消费主体、消费水平、消费品结构、消费行为结构、奢侈性高消费风气等。王春瑜《论
明代的江南园林》（《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考察江南园林具有商品化和消费文化的特点。
关于要素市场，洪焕椿《明清苏州城镇手工业作坊和劳动力市场》、《清代前期苏州手工业工匠的货币工
资和罢工斗争》（《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出版）等文，探讨了江南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工资状
况与矛盾斗争，认为苏州城内已出现一个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市场，为数相当可观。而孙竞昊《明清江南劳动力
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江汉论坛》1997年第1期）则认为，;明清江南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得很不成熟，不具
备近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性能，关键的原因在于劳动雇佣关系没有冲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
郑志章《明清时期农业雇工经营的利润问题》（《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版）推算江南农业雇工利润率，明清之际为30％，清末为25％。罗仑《明清之际嘉湖地区雇工经营的生产力比
较》（同上），认为雇工经营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较之佃户经营有成倍增长。马学强《试论明清江南社会经
济“内变迁”与劳动力转移》（《史林》1993年第1期）也涉及到相关问题。
江南土地市场也较发达，一般学者是把江南结合全国各地的情形进行分析的（注：如龙登高《11—19世纪
中国地权市场分析》（《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一些学者则从土地制度方面对土地市场有所涉及。（
注：如林金树《明代中后期江南的土地兼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民田的数量与科
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蒋兆成《论明代杭嘉湖的官田》（《杭州大学》1992年第
1;期）。）章有义《康熙初年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8期）提出，;人们设
想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支配下地权不断集中在必然性值得怀疑，长洲地主与农民占地的比率，近三百年一直稳定
在65∶35。马学强《明清江南城镇房地产交易与地权问题》（《杭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则论述了市
场中一个为人所忽视的问题：城镇房地产与地权交易的特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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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4 18:2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