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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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的化和进入了快车道。然而，尽管彻底的民主革命为现代化扫除了中国大陆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障碍，却不能扫除调中国的贫穷落后、人均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不利因素。新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快速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制度变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探索的结果。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领导人和全国人民50年的艰辛探索和奋发图强，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主义建设道路。温故知新，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和展望明天，这是本书的出发点，也是本书欲达到的目的。
一、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历程的简单回顾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1978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为分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社会变革目标，千方百计地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当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发现事与愿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优越性。在第二个时期，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又开始从第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过渡。可以说，50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就经济体制的演变而言，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间，一方面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1949到1952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经济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在中国大陆全面贯彻实施的三年，党和政府仅用了3年时间，就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覆盖面很广的供销合作经济，实现了“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即国家通过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海关自主、实行“贸易许可证”和“结汇制”，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恢复时期的三年，虽然实行的仍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市场和重工业，党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实际上为1953年以后大陆迅速平稳地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从1953年开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同时走上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其结果，一是在经济落后、资金和人材短缺的条件下，为加快工业化步伐，被迫选择了一条实行进口替代和压缩消费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二是为保障上述战略的实施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即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将资源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在当时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其消极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这就是，一方面这种发展造成全面“短缺”和经济紧运行，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和引发周期性的波动；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鉴于苏联暴露的经济建设教训，曾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业化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探索，可惜这种探索因体制弊端还未充分暴露以及“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
总的来说，这七年既是新中国凯歌行进、意气风发、成就巨大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因缺乏经验，解决的，由民主革命时期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转到更多地信从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和模式，其标志就是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转而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辉煌与误区同在，是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历史的突出特点。

(二)1958－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1] ；从1958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4339．39亿元，是一五计划时期新增固定资产的8．82倍。从1958年到1978年，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为：炼钢2911．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新增炼钢能力的10．34倍；煤炭开采36510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5．73倍；发电机组容量4859．5万千瓦，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9．68倍；石油开采1097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83．64倍；化肥1132．53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22．57倍；水泥4614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7．66倍；棉纺锭830万锭，是一五计划时期的4．13倍；机制糖234．8万吨，是一五计划时期的3．79倍；自行车318．6万辆，是一五计划时期的6．37倍；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18458公里，是一五计划时期的4．43倍；新建公路153316公里，是一五计划时期的1．84倍[2] 。从上面数字可以看出，除公路增长较慢外，其它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靠增加投入和牺牲消费来维持的。  
从就业结构来看：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4．6%，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1958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由1957年的84．6%下降为1978年的82．1%，20年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在从就业结构来看，1957年全国农业劳动者共有19310万人，到1978年，农业劳动者增加到29426万人，而同期农业总产值仅增长84%，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少。如果考虑到197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7年下降4．55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95．8倍，农业剩余人口问题更为严重了。
人民收入增长很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3] 人均食品消费情况：1957年人均粮食612斤，棉花5．2斤，油料13．2斤，肥猪0．11头，猪牛羊肉12．5斤，水产品9．8斤，到1978年，上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仅为粮食637斤，棉花4．5斤，油料10．9斤，肥猪0．17头，猪牛羊肉17．9斤，水产品9．7斤，多数增长不大，少数还有所下降。1978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仅为4．4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为8．1平方米。[4] 在次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总得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鉴于同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国在此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兴高采烈，中国终于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当时称“生产关系”)到底是解决了，还是加剧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将异议和不同声音压了下去。单一公有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以集权和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为后来20年的“左”的错误种下了根源。
人口增长过快，是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灾害的，使人口在1960和196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1960年底比1959年底减少人口1000万，1961年底又比1960年底减少348万。从1957年底到1961年底，4年内全国总人口仅增加120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63‰，是建国以来最低的阶段。1962年以后，全国出现了一次空前的补偿性生育高潮，1963年达到顶峰，全国人口出生率高达43．6‰，当年人口比上年增加1877万。其后又在较长时期内居高不下，直到1973年党和政府将人口发展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切实抓紧计划生育工作，才使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到1978年的13．53‰。到1978年底，全国总人口以由1957年底的64653万人增加到96259万人。20年里人口增加了近50%。[5]  

(三)1979-199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79年至1998年，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是从前28年奠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上起步发展的，虽然前进的起点比较高，但继续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束缚，又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因此，1984年以前，我国经济以1978年的“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首先，纠正和清算了前20年“左”的错误，根据我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在经济发展方面，着手调整整顿国民经济，理顺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关系，制订以翻两番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原有体制最薄弱、受压抑最重的农村经济为突破口，并取得巨大成效，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与此同时，还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
1984年“六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成为建国以来效益最好的五年计划。受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鼓舞，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全面展开。但追求提前翻番的传统思想和实际存在的新旧体制磨擦，使经济在繁荣中走向过热，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以及原有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都使整个社会处于躁动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是稳定经济为主还是继续加快改革，意见不一，对改革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分歧也很大，于是，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价格“闯关”和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曲折。但是，这种曲折，对于80年代的发展来说，毕竟是瑕不掩瑜，只是前进中的问题，高速发展下的副作用。  
经过80年代的迅速发展，到90年代初，我国已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经过治理整顿，社会供求比较平衡，客观上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制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正确决策，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1992年到1998年的7年间，由于及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大力推进改革，积极平衡总量，切实调整结构，使“八五”计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的五年计划。同时，这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到１９９７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提前实现了原订于2000年才实现的翻两番任务，基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1998年，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的高速度，并且适时采取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内需的措，为1999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可以说，经过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党和政府长期追求的“高增长，低通胀”目标，国民经济已经走上良性循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