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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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国封建，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割据，较早地由农奴制转入租佃制，并较早地实现土地自由买卖，生产力的比较快。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我国的农业生、基本手生产和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业繁荣，堪称为发达的封建社会。但也因为是发达的封建社会，封建的结构十分坚固，自给性完整，城乡矛盾不尖锐，而且很早就是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上层建筑比较严密。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比较迟，其发展也比较缓慢。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 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十六、十七世纪，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以前，也有个别的雇佣劳动从事商品生产的事例，但只能作为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指某一事物，不能用举例子的来证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在封建社会末期，生产、流通和社会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条件时才能出现。它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它的出现必然具有多发性，预示一个的到来。
用这个标准来考察，在十六、十七世纪，我国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可以得到确切证明的还只有苏州、杭州的一些丝织作坊和广东佛山的一些冶铁炉坊，它们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其他手工业中，有些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但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或其范围过小（如松江的暑袜业），可予不计。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即清代乾降、嘉庆年间，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发展。能够得到直接证明的，有如下一些手工业行业：

某些地方的制茶、制烟、榨油和酿酒业；
某些地方的制糖、造纸和木版印刷业；
江苏、浙江某些城市的丝织业；
江苏某些城市的棉布踹染业；
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
广东佛山、陕西南部的冶铁业、铁器铸造业；
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
北京西部和山东博山的煤矿业；
四川的井盐业、河东的池盐业；
上海的沙船航运业。
这时期，商人支配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形式。但是，除丝织业的帐房外，很少有包买商的形式。这里，我们排除了预买、放债、一般以原料换成品这种商人控制生产，即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说包买主五种形式的前三种。因为这种以买卖、借贷、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商人活动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例如在以棉花换布的场合是“较其中幅以时估之”，（《南浔镇志》卷二十四，记1809年左右事）即按市价估值，不过省运河秤银找钱的手续而已。和西欧的毛纺织不同，在我国最重要的手工业即棉纺织工业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是很值得注意的事。这大约与生产力有关，我国棉纺手工业中的“放纱收布”、“放机收布”等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形式，是在二十世纪初有了机制纱以后才开始流行。
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商人支配生产的主要形式不是包买商制，而是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这在农产品加工的行业中最为普遍。它不同于工场手工业的地方是，在商人雇主制中，商人的投资还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不过，在整个资本主义萌芽中，起重要作用的仍是工场手工业，采矿、冶铁、制瓷、制糠、造纸等都是，而以在四川井盐业中发展比较完整。这些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也主要来自商人，部分来自地主。从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工场手工业主，在明代后期还是主要的，进入清代，他们就让位给商人了。这里，我们排除了业主参加劳动、雇佣少量工人或学徒的这种小业主经济。这种小业主经济，在我国一直很盛行，过去常它作资本主义看待，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这是不科学的。

农业方面，在明代后期，曾有一些地主雇工经营的迹象，到清代前期，反而罕见。我国历代都有大量流亡人口，故自由雇工很早就出现。清代农业雇工增加，对“雇工人”的家长制的人身束缚亦逐渐解除。但是，不能从自由雇工直接引申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要求劳动者是受雇于资本，而不是受雇于土地主，虽然出卖部分产品，但还如马克思所说，乃是“伪装的”劳动力购买，其实质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因为他们出卖产品，是为了满足更高级的生活享受。富农经济，在清代颇有发展，力农致富之家屡见，他们大多在发家之后，即向出租土地过渡。他们在富农经营阶段，也多半是小业主经济性质，或如我们在近代所说的“旧式富农”性质。这种旧式富农的生产关系，基本上还是封建的，而非资本主义的。他们除出租土地和雇工外，绝少农业投资，他们的财富，基本上还没有转化为资本。
但不是说，农业中完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有直接证明的，大体有以下几项。
福建产茶地区商人租山或买园植茶；
福建上杭山区的寮主雇箐民垦山；
广东、福建某些地主经营的果木园；
安徽南部山区的富裕棚民租山垦植；
川陕富裕棚民经营的药厂和木耳、香蕈、香菌厂；
东北垦区富裕佃农招工垦植。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直接史料证明的，并不能断定其不存在。不过总可以说，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极其微弱的，以至在鸦片战争后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我们在评价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时，农业方面常可略而不计。
截至鸦片战争前，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稀疏地存在；它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难作数量估计。还应当提到的是，明、清两代，我国手工业的发展主要不是在城市手工业方面，而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方面，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这就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反而加强了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
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 这里绝不是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尔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不起作用，或者说，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可以忽略它。
本世纪初，曾有一种，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即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最初，这是因为，在〈资本论〉全面介绍到中国以前，人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含义，而以为资本主义就是那些有高大烟囱和蒸汽机隆隆作响的工厂。按照这种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象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说那样，是根源于文艺复兴，或其他精神上的原因。其后，人们理解到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历史，但在中国并没有找到一个象西欧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因而，外铄论又助长了否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论断，成为中国的托洛茨基理论的一个论点。  
历史有移植的资本主义。《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殖民理论》讲的就是这种情况。那时，欧洲的的殖民主义者要把货币、机器、生活资料连同工人一齐运到澳洲或美洲，才能建立工厂。而到那里后，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雇工，甚至带去工人不久也离开工厂，去当拥有自己土地的独立农民去了。“这进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
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一个“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她早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时，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就是收买原来的中国手工船厂泥坞建立的。后来在上海建立的外资船厂也是这样，它们并通过行帮，利用中国的技术工人，实行包工制。第一家洋务派军工业，即时861年增国藩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手工业工场，1869年采用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无论外国人、洋务派或商人，他们开始设立丝厂或棉纺厂时，都毫无困难地招到女工。因为妇女离家进厂，已由资本主义萌芽铺平道路，并于光绪初的一场廷议中解决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曾流行一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理论。这种理论，有的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偏见，有的是出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其结果，都是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中国的近代化，瞩目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停滞论破产。可是在六、七十年代，在国外，尤其在美国，又出现多种关于近代中国的“不发达经济学”。其中有些理论，如“传统平衡阶级”（Ｔraditional equilibrium stage）的理论，“高度平衡机括”（Ｈ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论，几乎是停带论的翻版。它们同样是把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寄希望于外国资本主义。所有这些理论，都忽视或根本否定中国封建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因而其论述，不是历史的，而是根据逻辑推理，或基于简单的“人与地”计量经济学，而绝少涉及生产关系的演化。  
近来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不同地方几度出现，兔起鹘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并无直接联系。在中国，也有人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中断了；近代工业的建立与萌芽并无继承关系。这种中断论，实无确切根据。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考察它的延续性和指向性。如果是后无来者，例如宋代利国监的冶铁等，就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
在西欧，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和北欧低地国家某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衰落了。这是因为东西方贸易航路改变了，或是因为荷兰的舰队败绩，为英国所代替。对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来说，这都是不可抗的力量，因为这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就是依靠海外贸易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例如佛山的冶铁业，后来衰落了，那是因为广东的铁矿枯竭了。云南的铜矿业，也是这样，至今不能恢复。再如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由于只伐不植，老林砍尽，并由于生态破坏，连同当地的药厂、纸厂，一起衰亡了。这都是不可抗的力量。有些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帝国主义商品侵略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常是被夸大了。其实这种破坏，主要是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民家庭手工业方面，而不是在独立手工业方面。据汝仁同志考察，在三十二个传统手工行业中，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有七个，继续维持的有十个，有较大发展并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有十五个；另外，还有新兴的手工行业十个。就是说，在我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在清代前期已避孕药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丝以及木版印刷是在鸦片战争后被摧毁了，其余（除上述佛山冶铁等外）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流。  
二 经济的解体和国内市场的变化
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并集中表现为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种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市场的扩大，是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然而，不同类型的市场，具有不同的作用。我国大体有三种市场。第一，地方小市场，如墟集贸易。它作为小生产者品种调剂的场所，从来就是自然经济的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后，它才具有某些商品的集散地作用。第二，区域市场，即通常“岭南”、“淮北”这些概念所称以及多数省区范围所示的市场。它是根据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和群众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因而区域内的流通，一般不反映农业的地区分工，仅在城乡交流上反映有限的社会分工。它对改变自然经济的作用不大，有时，区域自给的发展反而会招致封建割据。第三，跨区域的大市场，也称为全国性市场，类同于欧洲的所谓民族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需有这种大市场。这种市场上的流通，是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海外市场也是长距离贩运贸易，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不过，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海上贸易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依靠国内市场。过去论者常引用外贸材料，是因为海关统计较完备，而国内市场无资料可循。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国内的商品流通，作一些大胆的估计。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依次探讨一下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的性质、自然经济的分解、国内市场的变化。
鸦版战争前的国内市场 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上占第一、第二位的商品是粮食和棉布。粮食的商品量，如果除去地方小市场的调剂，也除去没有交换的为缴纳赋税或还债而交售的部分，约为二百零八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十，市场价值约一亿四千万银两。它主要是在区域市场内流通，属于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扣除漕粮），大约不过四十五亿斤，占总商品量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棉布的商品量约有三亿匹，（按土布每匹三·六三三平方码计），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强，市场价值的一亿银两。它是由全国近半数的农户家庭手织的（纺纱户还更多一些），因而也主要是在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内销售，进入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大约四千五百万匹，占总商品量的百分之十四。其余，茶、丝绸、糖等长距离贩运较多，但在整个市场上所占比重不大。[1]①
市场上最大量的商品是粮和布，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交换也就是粮和布的交换。这种交换，看起来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实际是农民之间的交换。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幅图景：几乎每两家农户中，就有一家从事织布，他织成的布，除自用以外，拿去和邻人换取口粮这实际是我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基本状态，也是这种经济下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双方都是小生产者，都是把自给生产的多余部分拿出来交换。其交换，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牟利。  
自然经济并不是指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在历史上，早就有盐民、渔民、樵民、猎户，他们也是商品生产，但不如称之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农民纺织户有类似之处，他们是因土地不足，才机杼代耕。在早期，如明末，棉布产品区的商品率还更高些，所谓“衣被天下”，因为那时北方的织户还很少。这种小商品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虽是为市场而生产，但实质上是使用价值的生产。
当然，以上是说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的主要部分，不是它的全部。我国早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也早就有了一定的破坏。不过，自然经济的解体，基本上还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始的。
自然经济的解体 我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耕织结合的分离，即通常所说洋纱代替土纱、洋布代替土布过程。其次是农产品的商品化，而这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
据徐新吾同志最近的研究，洋纱代替土纱、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最初是很缓慢的。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直至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并且主要是发生在非产棉区织户，那里原来是运进商品棉，现为商品纱所代替，因而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不大。但是，此后二十年，代替的过程加速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1913年，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包括国内生产的机纱）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七十三，农民家庭手纺业濒于瓦解。而在二十年代初，土纱的生产又一度略增，直到1936年，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的比重仍保持在百分之七十二，农民每年纺制土纱仍有一百三十万担。

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更为缓慢。到1894年，全国棉布消费量中，还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七；1920年，减退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代替，只是代替了农民手织业中的商品部分，并未触及农民自给布的生产。农民织户自给布的生产反而从1840年的二亿九千万匹增为1920年的三亿一千万匹，耕织结合的体系并未根本破坏，只是从自纺自织改变为买纱自织而已。从三十年代起，农民自给布的生产由于织户的减少而减少。到1936年，全国棉布消费量中已有百分之五十八点九为机制布，而土布和改良土布年产仍有三亿七千万匹。
纱、布以外，进口的煤油、染料同样对植物油、蓝靛的生产发生代替作用。这也主要是以新的商品代替原来的商品的性质；当然，农民原来的生产受到打击。其他进口消费品，则主要是销往城市，对自然经济的冲击不大。
再来看农产品的商品化。鸦片战争以后，农产品商品化加速。下表是根据徐新吾同志另一研究择录的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的估计。这是指在国内市场的流通量，包括运到口岸供出口的部分。其中土丝属手工业品，但系农民家庭生产，亦予列入。商品值是消费市场或出口地的批发价格，不是农民所得价格。为便于比较，本文以下所用货币单位均折成元，在这时期为银元。  
表一 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单位：万担）
种类|1840商品量|1840商品值|1894商品量|1894商品值|1919商品量|1919商品值
茶 叶|260.4|286.7|468.1|7454.5|334.7|8545.6
土 丝|7.7|1662.4|15.8|6566.2|13.1|10328.5
桑蚕茧|---|---|54.0|1482.0|194.2|6091.5
柞蚕茧|8.0|71.0|69.3|581.1|157.2|3708.2
烟 叶|…|…|172.4|2442.2|226.8|3447.1
大 豆|---|---|1989.4|2437.3|5738.5|17000.4
棉 花|258.0|2991.0|340.8|3950.8|790.0|20352.2
粮 食|233.0亿斤|19976.1|372.5亿斤|53660.8|526.8亿斤|147698.4
合 计||24987.2||78574.9||217171.9
国内市场的变化 据表一，从1840年到1894年的半个世纪中，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减除不可比的烟叶）增加了二倍，合年率不到百分之一点五。若按不变价格计，只增加百分之七十点六点六。说明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仍是很慢的。还可以看出，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外贸市场的扩大，而不是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果。丝和茶是当时占出口第一、第二位的商品，其商品值增加六倍以上，柞蚕丝和大豆则是这期间新增加的外销商品。
在1894年到1919年的二十五年间，农产品商品化的速度加快了。这几种商品的价值增加了一点七六倍，年率几近百分之五。若按不变价格，亦增百分之四十三点四。这期间，茶叶出口惨跌，丝亦由盛趋衰，而大豆兴旺；依靠外销的商品，受国外市场的选择，生产者不能自主。惟棉花颇坚挺。它和蚕茧、烟叶（精选烟为此期间新产品）的增长都是国内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结果。当然，从农民来说，又是以家庭手工业为牺牲的。粮食仍是占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农产品。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百分之十，1894年约为百分之十六，1919年增为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这时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也是进口工业品迅速增长的时期。农产品商品化和农村市场扩大的速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更远远落后于进口工业品增长的速度。这就招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市场危机。
三十年代的一些调查，农民出售的农产品达产量的一半以上。这显然是包括税赋、还俩、地方小市场的调剂和返销粮在内，是不足为据的。从消费方面估计，1936年粮食的商品量大约不过八百亿斤，占产量不到百分之三十；棉花的商品理可能近一百五十万担。其他经济作物，丝、茶处于停滞局面，大豆因东北沦陷而一蹶不振，惟新商品桐油跃居重要地位，花生亦发展较快。作者估计1936年这些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在四十五亿元左右，即从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间增长一倍强，约略保持年率百分之五的速度。
据韩启桐同志统计，1936年国内商品流通价值额中，工业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业品占百分之四十二，农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51年版）。这个统计限于轮船运输的商品，有局限性。它是指埠际贸易，亦即长距离贩运贸易。它说明，我国这种国内贸易，大部分是城市之间的流通，只有小部分是城乡之间的交换，所以农产品比较重较低。同一统计还显示，在埠际贸易额中，上海、汉口、天津、青岛、广州五埠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而西南各埠仅占百分之三。1933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约为工业总产值的六点一六倍，手工业总产值约为工业总产值的二点三五倍。（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修正值）而依上述统计，农产品流通额只有工业品流通额的零点七一倍，反映农产品商品率的低下；手工业品流通额也只有工业品流通额的一点二四倍，说明几乎有半数的手工业品是供应地方市场，未进入埠际贸易。市场的偏在和农村市场的狭隘，是显然易见的。  
大约在1894年以后，我国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即逐渐改变，形成了一个以上海等通产都市为中心的、从通商都市到内地和农村的商业网。工业品由通商都市流往内地，农产品由农村流往通商都市，而两者都是由通商都市(一般也是工业基地)这一头发动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主要决定于外商和都市厂商的需要。其经济关系，则是通商都市通过各级商人，剥削内地和农村。这是因为，我国殖民地型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产及其加工品的不等价交换，这反映在国内市场上，就是工业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而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工业品的价格，是由洋货的到岸价格支配，从通商都市到人地，各级商人逐级加价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也不是决定于农民生产成本，而是决定于通商都市的批发价格，也多半是决定于国际市场，如茶价决定于伦敦，丝价决定于巴黎。棉花和小麦主要是国内纱厂和面粉厂所用，但其价格也是决定于纽约棉市场和芝加哥小麦交易所。那里价格，反映世界性(包括比较先进农业)的竞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作用。其作用可以一例说明：1931年我国棉花比上年减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但这年纽约棉价比上年猛跌百分之三十七，因则上海连同汉口等专用国产棉花的纱厂，仍能抑制棉价，提高布价。粮食，在鸦片战争前除供应城市人口外，长距离贩运主要是输往东南经济作物区，换取农产品，这基本上是等价交换。现在，则主要是运往上海等通商都市，成为劳动者工资的物质基础，因而也受到国际市场和人为的价格控制。雇主为了压低工资，部是压低粮价。从1913年到1919年，上海批发物价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而米价下跌了百分之三点七；1921年到1936年，上海粮食价格指数经常比一般物价指数低百分之二十左右。  
总之，鸦片战争后，我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引起的，这就决定了商品的选择性，市场的偏在和价格结构的不合理。甲午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扩大国内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无力突破上述限制，形成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市场模式——从通商都市到内地和农村的具有买办性的商业剥削网，进行着不等价交换。
这种市场结构，加剧了城乡矛盾，限制了农业的商品化，限制了农村市场的扩大。三十年代，许多地区发生农村入超，即农产品的输出不能找偿工业品的输入，造成农村枯竭，购买力降低，成为市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还可以四川省为例，从1891年到1935年，四十五年来四川省的进出口贸易是逐步增长的。进口以棉布、棉纱为主，出口以生丝、猪鬃、桐油为主。在进口货中，以国产机制品为主，这与沿海地区有所不同；1925年以后，国产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上海一带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市场。但是，四川的贸易年年都有入超，并逐步加大三十年代每年入超达二千三百万元。本地产品不卟以抵付进口，市场也逐渐缩小，从1930年到1935年，贸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进口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1937年版)，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在不等价交换下，农村被迫力求自给，直到全国解放，仍保持着半自然经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