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新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1949—2004)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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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2003年GDP增长9.1％，GDP总量达到11.6万多亿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国际经验反映：进人人均1000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加快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战略起点，也是矛盾凸现的时期。①在化、城市化加快过程中，资源约束的矛盾正在突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各种利益摩擦也在加剧；就业、“三农”、累积，等等。这表明我国步人一个新的增长阶段，面临重大战略调整。在这样的时刻，回顾经济上的增长与发展，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现存的矛盾与摩擦，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了解“路径依赖”可能带来的障碍。从而对于适当地把握战略和政策均将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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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已有连篇累牍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关于阶段划分标准不同。例如从五年计划的角度、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党和国家关于经济重大决策的角度、中外经济关系变化的角度，等等。不同标准所划分的阶段多少和起点终点也有所不同。在这些标准的背后，实际上均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生产要素形成与配置方式的制约。
面临新的增长与发展阶段，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尝试从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形成(简称要素形成)、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简称要素优配)、知识和技术创新(简称要素创新)三个层面，大体概括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大体以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界；后两个阶段大体以20世纪末一21世纪初为界。每两个阶段之间的界限，不像重大决策颁布或五年计划起止那样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阶段划分是指其主要特点的变化，各个阶段之间有所交叉和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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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52年，新中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时，零星的工业、占工业产值72％的手工生产、残缺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与任何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也面临工业化所需生产要素匮乏的所谓发展性短缺问题。这些生产要素包括货币资本、有一定素质与技能的职工、工业原料和土地、机器设备、以及能源、等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中国在遭受了割地赔款、经济掠夺和多年战乱之后，就更容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即：低收入导致低储蓄，而低储蓄又造成低投资，从而无法跨人工业国家的行列。
  我国的要素形成阶段，由于底子薄、基础差、遭受国际封锁，经历得十分艰苦。为了建立大国所必需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建设，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强化积累、压低消费，来保证建设与开发。在体制上，以单一的公有制取代了多种经济成分；在决策上。以国家和集体的公共决策取代了企业和个体的选择。在要素形成的初期，在冷战的环境下，这样做在整体上有利于在稳定国内的同时强制建立和强化比较劣势的部门和行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阶段可能是难以回避的。同时，由于经验的缺乏和认识的僵化，我国在实施单一公有制过程中走了弯路。在经济体制上放弃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探索。从“批反冒进”、“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文革”，从经济体制到具体政策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也导致“要素的优化配置”与“要素形成”两个本来可以同时并举的两个方面不能理想地楔合。②   
  尽管如此，在1953—1965年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调整时期，我国在能源、冶金、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以及航空、航天、、原子能利用等新兴产业方面填补了一系列空缺，成长起大批的技术专家和技术工人，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工业化的有效积累和外交领域的得力斡旋，我国的国际环境有了根本的好转，为引进先进技术和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
在遭受了“三年困难”、“文革”等巨大的挫折之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驱使举国上下解放思想，奋发探索。为新时期的到来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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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立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要素优化配置明确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78年底开始，以思想解放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改革开放的先河。接着，我国对20世纪50年代初起逐渐形成、曾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弊端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渐进的、但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
  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前提。20年来，随着所有制观念的不断更新和突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需要，通过政策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和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并且正在逐步建立规范的产权制度。大量生产要素经过市场配置，由资金、人力、物力转化为可以流动、增值的资本，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