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积极财政政策下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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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论文依据： 长期以来的理论分析表明，在衰退时期，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较长，政策的传导环节较多，而且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如政策明显，体现政府的调控意愿和鼓励方向也不如财政政策那么直接，因此各国都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手段，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拉动和消费的增长，刺激经济的回升。同时，现代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发展表明，古典主义预算平衡或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早已为功能财政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理论所取代，在同时注重“自动稳定器”(主要指累进所得税制和福利制度)作用的基础上，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运用显得更加频繁，也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和理论发展趋势。因为在科技进步影响、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市场竞争格局变动，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即在国内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减轻经济波动的任务和必要性，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明显了。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在民间投资和大众消费需求趋减的形势下，政府就不宜再保守于财政年度收支平衡的目标，而需通过增支、减税等补偿性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来刺激需求，保持和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 再则，理论分析表明，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导致抑制社会投资的所谓‘‘持出效应”，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需对这种“挤出效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一般说来，在有大量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利用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非但不会导致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增加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和增强创造良好条件。所以，只要把握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和“度”，就可以避免含义上所说的那种“挤出效应”。;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   自1929—1933年的第一次经济大危机开始，特别是在所谓凯恩斯理论盛行之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就频繁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工具。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教训。纵观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运用史是一部在经济萧条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运用史，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 ;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判断。 这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之所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年代，有众所周知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由于当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厄运。从50年代到1973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以实行普遍减税、大量增加事业投资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刺激效果。然而，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其间的1995、1996两年虽略有复苏，但仍具有内需不足的问题。但此时的日本政府，却做出了经济形势已经走出谷底的乐观判断，采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税种税率、缩减财政赤字等紧缩措施，导致经济状况大大恶化，于是在1997年之后，只好又被迫转而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综合经济对策”；可见，形势的正确判断，时机的准确把握，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必须抓住影响经济增长、抑制需求扩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综观各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一般应注意如下两点： 一，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竞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发达国家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固然有用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发等等的大量投资性支出，同时，政策特别是降低所得税税率的做法，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对低收人者的财政救助措施等，又能对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二，使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市场的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往往总是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层面的结构扭曲(如收入分配体制障碍、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等)，以及供给层面的结构失调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结构调整或结构转换，才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近些年来，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滞胀”阴影，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的竞争力，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美国国家财政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其支出结构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投入，来实现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等，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