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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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一开始，所谓华夏族人就是以耕种为主要生产作业，衣食所资，基本上仰赖大田种植。他们是耕稼之人，与以养畜为主的所谓“戎”、“狄”部族相对比，有其特殊的生活习惯和。他们吃的主要是植物，即所谓“粒食”；穿的主要也是来自植物，他们的衣服是用麻和葛的纤维织出来的布制成的。他们虽然很早就知道了养蚕缫丝，并用来织成各种优美的丝织品，可是那仅仅供贵族们服用，也如同他们所饲养的为数有限的家畜，主要也是供贵族享用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基本上是靠了大田作物维持生活。这种情况后来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为了了解我国的，也有必要知道自古以来我们都种植的是哪些作物，首先是哪些大田作物，以及这些作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所占的比重，其间有什么消长变化。具体地说就是，在这许多世纪中陆续增加或引进了一些什么新种，培育出了多少新品种，以及其间消长变化的原因，如此等等。下面就是进行这样考查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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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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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一点。关于古代的大田作物，历代写下的农书里面自然都有论述；再就是在传说的物学专书，即所谓“本草”书中，也都讲到各种农作物。那是因为一般粮食以及其他作物的个别部分都被视为药品的缘故。此外有一点必须指出。先秦古籍中记载着许多作物的名字，而这些古籍，特别是的那些经典著作，是经过汉代和以后的儒生注释过的，可是他们的说法又不完全相同；后世的读书人各行其是，一直互相争辩不休。再加上不断有人又提出新说，这就加剧了这一问题上面的混乱，从而给做研究的人增添了麻烦。这里一上来想提出来一种看法，就是，如果想要在过去儒生的注释和相互辩难的基础上求得问题的解决，那永久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因为儒生们讨论这个问题，主要并不是通过查考实物、着眼于个别作物的生物学特征，而只是致力于寻找书本上的根据。他们讲究的是“师承”，只要前人有过这样的说法，他们就认为有根有据。所见不同的学者辩论起来，都会引经据典，单就这一点来说，人人都可以说是凿凿有据，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原来“训诂”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纷乱情况，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同一作物的名称，往往是因时因地而不同。古人不讲科学的植物分类，为每一种植物确定学名，因此自然是无从取得统一。这种方言上的歧异到今天依然存在。随便举个例子。山东人称甘薯为“地瓜”，四川人叫做地瓜的那种东西湖南人却又呼之为“凉薯”，而湖南的这个凉薯与作物栽培学上正名为甘薯者，彼此是绝不相干的。如果以上三个地方的人，只据当地名称互相争辩而不去查问一下实物，那必然是争不出个结果来，而只能是“后息者胜”。更何况那些“鸿儒”即使号称博学，也只是读得书多，一般是不大通晓农事的。像那鼎鼎大名、被尊称为“朱夫子”的朱熹，就硬说黍是“苗似芦，高丈余，穗黑色，实圆重”，显然误以为高粱，亦即南方所谓“芦粟”。像这样的纸上谈农的笑话并不是个别的。清代的普名学者程瑶田写过一篇《九谷考》，号称名作，据他考证，古籍中的“稷”就是高粱。他确实下了几十年的功夫，参考了大量的古人著述不说，还从南到北走过许多地方，多次亲自同老农讨论过，进行了实地观察，按说他的结论应该是可靠的了。可是别的且不说，如果高梁确实在殷朝时代已然是主要作物，到今天也还在广泛种植，何以秦汉以后很长时期连那些著作农书的人也都略而不谈?这是不大好解释的。他是个南方人、又是个做官的身份，找北方农民交谈，一则隔阂，再则封建统治下，一般最怕同官吏打交道的朴实农民，是不会认真同他畅谈的，还不是虚与委迤、含糊答应；除了这样想当然的情况，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是，他研究这个问题始终是以古代经师们的注解为主要依据，询问农民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他并没有跳出传统的“训诂”的圈子，所以仍然是劳而无功。总之，要想解决古代作物的问题，是不能依靠儒生们的训诂的，程瑶田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类问题上，著作农书的人究竟比那般白面书生有更大的发言权。儒生们注释起经典来，有时近似信口开河，像西汉时那位犍为舍人注《尔雅》，说当年伯夷叔齐在首阳山吃的那“薇”就是“衅”和“芑”，这也不知他是哪里听来的。也正是这个犍为舍人说“稷”就是“粟”，后世有些人信之不疑，因而引起了无尽无休的争辩。训诂家就是要从前代经师们的注解当中来解决农作物方面的问题。真正的农学家就不是如此。他们著书虽然也征引儒家的经典文字和注释，但一般是并不受其拘束。他们不在字面上纠缠，而是着重在认清实质。例如《王祯农书》中的“粟”，指的是现在北方的谷子、(其粒实脱稃后通称“小米”)可是讲“粟”的那一节里引了《吕氏春秋》中论“苗”、《氾胜之书》中论“禾”、《齐民要术》中论“谷”的各一段。论名称是各不相同，但实质上都是说的北方谷子。这是因为讲到具体的作物，农学家们是绝不会含糊的。还有学家，情况与此类似。医师下药治病，事关人命，当然必须对每一种药品的实质先弄清楚，所以他们也不能跟着那般经生们瞎说。当然也有例外。后来有的训诂家对李时珍颇有微词，其实李时珍应该称得上是个植物分类学家，他对几种大田作物就讲得头头是道，这是因为他虽然也照例引录前人的训诂，但还是从实质上做出说明的缘故。那些作物尽管是多有异名，究竟是长在大田里的实在的东西，一走到田里就会弄得清楚。可是那般儒生却宁肯翻破万卷，就是不肯走到大田里验证一下。就连讲究训诂之学的段玉裁也说，“草木之名，实多同异，虽大儒亦不能无误”。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样说，只是原谅“大儒”之“亦有所短”，而绝不建议儒生们去接触一下实际。其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经师。著名的《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吴其溶指出：“江左诸儒，足迹不至北地，徒以偏旁音训推求经传名物，往往不得确诂。”他又说：“愚夫愚妇展转相传，物以音变，音以地殊，凡古物在今不能指名者皆是也。”这是他从“务实”中得出来的认识。正是根据以上理由，下面的论述主要是依据传世的历代农书，并用传统家的本草书作为旁证。至于那些训诂著作，只是偶尔引作参考，换言之也就是有意地摆脱那种字面上的纠缠。
; 如果把传世的几部主要农书中所讲到的重要农作物归纳到一起，排出一个总表来，那么自古以来我国农作物方面的演变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而不会为名称上面的差异所迷惑。
; 下面就是试制的这样一张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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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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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古代农书具体讲到大田作物的，最早的要算是《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审时》篇列举了六种大田作物，那就是禾、黍、稻、麻、菽、麦。此外在《任地》篇里提到了大麦。这七种作物看来就是战国时代的主要大田作物。这样说的理由是，这几种作物确是提供了当时的统治阶层和一般人民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资的基本部分。“禾”就是现在我国北方的谷子，其粒实去稃后通称“小米”，是广大人民的主要食粮。“黍”的名称从古到今一直没有更改；它既是比较味美的粮食，也是酿酒的原料。在古代人的生活中，祭祀以及其他各种典礼极为繁多，酒的消费是非常大的，所以黍的种植在大田作物中所占的比重远非今日可比。稻米是供贵族阶层享用的细粮；那时黄河流域灌溉条件很差，稻的种植大约不是很多，但不可缺少。说到“麻”，有雌株和雄株之分，雄株曰“枲”，雌株曰“苴”，二者古代都种的不少。雌麻的籽那时也是供人吃的，不过在粮食当中不算是重要的。《诗·豳风》有“九月菽苴，以食农夫”这样的句子，大概是穷苦人的食粮之一。“菽”就是大豆，它的肥地的作用也许那个时候的农民还不很清楚，不过对那一般说来非常缺少肉食的华夏族人来说，大豆确是极有价值的食物，它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蛋白来源，农民喜欢种它，是完全有道理的。《审时篇》提到了“大菽”、“小菽”，据夏纬瑛先生说，不应理解为后来常见的大豆和小豆，而只是菽(大豆)的两个不同品种。《审时篇》中的“麦”，夏氏认为应该是小麦。大麦和小麦在那个时候好像种的都不很多。大麦可以制糖，其名曰“饴”，在没有甘蔗以前，做甜食主要是靠大麦。小麦也是细粮，所以与稻同样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吕氏春秋·十二纪·仲秋纪》说：“乃劝种麦，无或失时，行罪无疑。”汉儒说：“《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这自然只是一种解释，不过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禾是人民的主要粮食，受到重视自不必说。一般谷类都是春种秋收，麦之成熟在夏初，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接续民食，所以统治者要督促农民种麦，以求减少闹饥荒的机会。不过从《审时篇》里所讲的六种作物中麦列最末这一点来推想，它作为食粮的重要性显然比禾、稻要差些。这也许是由于那时还没有制作出来质量较好的磨，因而不能制出细粉，只是“粒食”，而单单是经过蒸或煮做熟的麦粒不如稻米好吃的缘故。查秦朝人写的《仓颉篇》(孙星衍辑本)有“麮”字，注曰：“煮麦也。”此外又有“甘麦”一词。汉朝人写的《急就篇》中有一句是“甘麮殊美秦诸君”。这“甘麮”或“甘麦”像是古代的美食。无论如何，麦总是细粮，熟的麦粒吃起来还是够香甜的，不过终究是不如稻米适口。总起来说，以上讲的这几种作物可信其为那个时期农民普遍栽种的大田作物。有了这些作物，再加上一些果品、蔬菜以及猎物、水产，还有蚕桑产品，用来供应贵族阶层以及维持广大劳动人民的低水平生活，大致可说是过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