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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论我国台湾与东南亚地区上世纪经济社会状况给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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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4 16:31: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论文关键词:我国 产业升级 转型
  论文摘要:珠三角地区目前出现的某些困局,可能就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先兆。而事实上,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台湾与东南亚经济困难的再版。文章叙述了我国台湾在客观的逼迫下,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在思考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问题时仍不乏启示作用。
  
  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全面铺开和原先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等方面优势的逐渐失去,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以及出口、模仿性的经济正在出现相对竞争力下降的趋势;二是以制造业为龙头的化主导模式正在失去魅力,而其负面的效应正日益凸显;三是体制造成的“搭便车”、“搭错车”现象也是多有发生。
  
  一、从某个角度讲,目前珠三角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先兆。
  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要素的珠三角地区,如今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增加以及劳工荒、电荒、油荒等难题。2007年12月10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珠三角上千企业倒闭:成本上升致企业外迁”,2008年1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新年后的元月,入冬的珠三角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阵痛: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这里。而据新一期《商务周刊》记者的调查走访,目前东莞出口加工企业的普遍情形是,年前还在开工的企业,春节一过就关门了。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或许上述报道会有些不实之词,但无论怎样,珠三角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聚集区,现在确实遇到了近30年来少见的困境。这既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又似在情理之中。
  实事求是地讲,珠三角曾经的辉煌,正是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象征。珠三角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其改革开放之初的“排头兵”地位,在当时占了“天时”,也即商机。随后,“地利”促成了珠三角的高速发展,临近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涉洋相望新加坡,附近有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以及沿海港口,无疑,这些都使商业性质的贸易往来有了基本的保障。至于商业气氛,即一种商业文明、商业,则构成了珠三角发展的“人和”因素,其中包括客户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以及人才资源(包括劳动力)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然而,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要素的珠三角地区,经济形势目前至少已不容过于乐观,而那些更不具备这些要素的地区或经济体可能更无法面对新一轮的挑战——投资成本增加以及劳工荒、电荒、油荒等难题。
 
  二、事实上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台湾与东南亚地区经济困难的再版。
  上世纪的60到80年代,是我国台湾与东南亚地区经济从起飞到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美国和日本,若干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生产成本,因工资上升而提高,这引发美、日等国的竞争力下降,于是它们不得不逐渐放弃原先形成的生产结构,而我国台湾、香港等发展中的地区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则以其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恰如其分地填补了美、日等国的这一空缺,并逐渐形成了以纺织、制衣、鞋业、塑胶、人造绒维、、电工器材等以美国为主要出口的来料加工工业。以此为基础,我国台湾在70年代,又发展出钢铁、造船、石化三项重化工业。这一时期,台湾工业的特色是:劳动力高度密集;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
  这种以代工、模仿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80年代尚能顺利进行,到了90年代,由于工资及土地价格巨幅上升,新兴工业的兴起,台湾地区的相对竞争力出现大幅下降的走势,台湾地区遭遇发展瓶颈,何去何从,台湾地区面临选择。此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将产业基础转移到劳动力、土地成本更低的内地;一条是留在本岛,在劳动力、土地等成本要素高涨的压力下实现转型。
  冷静客观地分析我国台湾十几年来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它已逐步完成了从以代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到以科技创新为主的技术密集型工业的产业转型;完成了过度依靠美国市场到全球化的市场转型;完成了从制造业导向到服务业导向的结构转型。其演变过程大致如下:
  其一,两条路都走,催生台湾地区产业转型。十几年来,虽有不少产业资本在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驱动下,争先恐后地外迁,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产业资本留在了台湾本岛。这些产业在艰难中忍受着工资和土地成本的压力,忍受着产业升级的风险;而对于整个台湾社会来说,则更要忍受着经济哀退停滞这一转型成本。然而,也正是这些压力,促进了台湾地区产业的升级。
  其二,主打服务业,实现经济结构转变。一些学者和民众把台湾的失业问题归咎于台商西进,有失公允,应当说这与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有关,是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它应属于转型成本。
  在台湾地区第三次产业转型时期,产业资本逐步转移的自由曾受到限制,政府干预产业资本投向,和社会资源介入产业升级,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积极;同时,经济结构也逐步由追求资本利润的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的消费升级。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产业结构的重心,是台湾地区经济结构的另一大转变。目前,台湾地区的服务业已经具备以下比较优势:(1)资讯服务业基础雄厚,且已融入全球供应体系;(2)位居亚洲枢纽地位;(3)台商全球布局形成跨国服务业市场;(4)人才素质高,资金充裕,创投资事业发达,企业家精神旺盛,等等。这些优势,有助于台湾地区发展成全球加值服务中心,并创造更多的服务业就业机会。   
  
  三、伴随着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人民币的升值、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行政支付成本的提高,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遭遇的困境,已在内地开始显现,文首谈到的珠三角经济现状,其实就是一个信号。
  一个国家的财富模式,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竞争力。欧美人甚至印度人将财富选择了集中投向资本、产业资本和金本,从而创造出了日益强大的,并正在逐步控制资源的全球分配走势。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却没有能够成长起世界级的大公司和世界级的企业家,更没有相同幅度地提升国人的福利层次,比如教育、社会保障、科技研发等。这个现实与我们的财富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一定的关系。
  一个人、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所能够支配的东西归根结底不会超过你所拥有的。当一个人在打牌、网游、侃大山上花费太多时间,他在苦读、冥思、劳作上花的时间就一定有限;当一个公司在仿制、回扣上花费过多心思,它在研发、设计与品质管理上花费的时间就一定少;当一个地方的官员在广场、门面工程、不动产上花的财力过多,他们花在生产、工艺、技术、研发上的财力就必然有限。
  一个简单易明的道理是,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富则国富,而青年富足强势的必由之路是教育。在中国经济迅速攀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同时,中国的竞争力排名却呈下降的趋势,而且落后于同是发展中大国的印度,这不能不让我们对包括财富流向模式在内的一系列现象进行深刻反思。
  其次,两岸“三通”势在必行。其实,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内地、台湾都必须要走的路。在这方面,内地可以利用台湾地区转型的经验。另一方面,近十几年来,客观世界逼得台湾地区的产业必须就地升级,但升级成不成功,企业能不能存活,还必须看这些企业是否能在高科技市场与世界列强竞争。因此,台湾地区关闭和内地的来往途径是没有前途的。内地这么大的市场,世界各国大企业趋之若鹜,台商由于文化上的优势,在内地拥有更大的竞争力。台湾的产品不往内地卖,而去欧美市场竞争,无疑于舍近求远,存活率会低很多。这样,提出两岸共同市场的设想,对于台湾地区来说,就十分重要了,也可以理解了。
  
  参考文献: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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