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１１—１９世纪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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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革命性变化［①ａ］至宋代已趋完成，同时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即由分散趋向整合，由封闭趋向开放，由割据趋向统一。本文无力面面俱到地阐述这一进程的全貌，而是综合以往的相关考察，选择较为突出和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内容，试图展示１１—１９世纪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轨迹。
　　 一、市场资源配置与全国性布局的重组
　　唐代以前，全国农作物与手分布呈现强烈的自然均衡状态，各地的作物构成都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特征，远距离的物资交流很大一部分通过政府调拨手段来实现。商品流通在品种上多局限于名特产品，在时间上局限于丰歉调剂，在空间上地域延展度不大，尤其是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稀疏。“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这一民谚，直到唐代仍为商人恪守不逾，因为的巨大耗费会抵销商品地区差价所带来的商业利润。
　　宋代多种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几个地区之间的商品粮流通突破了丰歉调剂的模式就是其显著的表征。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太湖平原米谷供给杭州、浙东以至福建，长江中游各地的商品粮顺江而下销江淮，两广米谷供给福建及浙东，北宋时南方米谷通过官府及私商运至汴京。同时与全国市场相配合的专业化商品生产在一些局部崭露头角。如纺织品有，河北东路、京东西路一带蚕丝传统产区，成都平原的蜀锦，两浙路的湖州、杭州、越州的绢与罗，江西抚州的纱，福建、蜀川等地的麻布，都开始跨区域流通。此外，洞庭山等地的柑桔、福建的荔枝、四川遂宁的糖霜、江州的鱼苗等各地的特产，都形成专门化的商品生产，远销四方。［②ａ］但总体而言，市场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及其对全国范围内经济地理布局的影响相当微弱。
　　这些变化在明清继续深化和扩大，在作物引种推广、产区重组优化的过程中，各地农作物的商品生产、手工业品的加工制作，经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作用，自然均衡分布状况被打破，全国范围内的区域性商品基地出现。这种变化以蚕桑丝织业、陶瓷业、稻米业最为突出。
　　蚕桑丝织业是我国的传统作物，唐宋以前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明清则发生了深刻变化。最为悠久、产品质量上乘的华北蚕丝区已基本上退出商品生产领域，陕西、山西绝少存在，河北、河南及山东仅稀落残存于少数地区，如山东部分州县的山蚕。另一大传统产区川西平原清代也在相当程度上衰落了。而江南蚕丝业则一枝独秀，并集中于湖州、嘉兴及杭州府的狭小的地域内，湖丝以其优良质地广布全国市场，鲜有竞争对手。珠江三角洲是明中叶以后新兴的蚕桑区，但其质量远逊于湖丝，即使在当地也不敌湖丝。丝绸织作，也是江南技压群芳，产品覆盖全国，集中于苏州、杭州、江宁和湖州、嘉兴等府的城镇。
　　陶瓷，唐末至两宋金元时全国各地名窑遍布，百花齐放，从元代开始至明清景德镇一枝独秀，逐渐垄断了全国市场，其他除了江苏宜兴紫砂、广东石湾瓷器等少数窑场外纷纷凋零，尤其是北方的窑址退化为低级陶窑，其产品仅在当地小范围内流通。［①ｂ］
　　以稻谷为代表的粮食作物，虽然各大区域都有生产，但有的已不成为主业，几大商品粮基地形成。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江西及安徽大部分地区，珠江中上游的广西，华北的河南、山东等地，都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河套、、东北等新兴的商品粮基地崛起。与此同时，江南太湖平原，由宋代的最大商品粮基地一变而为明清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市场，珠江三角洲亦由商品粮的输出地转变为输入地。
　　其他作物与产品大都发生了类似的产地集中与布局优化过程。棉花种植集中于江南、华北、湖北三大产地，明代华北棉花南运江南，清代江南棉花部分海运福建等地，湖北棉花西入四川。棉布织作以江南最盛，其市场明代广布南北各地，清代有所缩小，但高质量棉布仍畅销全国。清代华北棉布在当地及西北占据优势，并辐及东北市场，湖北、四川棉布则占领西南市场。苎麻与麻布产地局限于南方的江西、湖南、广西、及闽粤部分州县，市场化不显著。此外，蔗糖以台湾、广东、四川及福建为集中产区；果品基地以闽粤的亚热带水果和华北的温带水果为主，市场除本区域外，均以江南最大；铁器以广东佛山、山西泽潞的产品市场最广；造纸以赣闽浙皖山区为最大基地，产品运销四方。
　　经济地理布局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在有限的土地上，如果以原有自然状态下的低效率生产，那么总产量无疑不能养活日益增多的，必须借助于市场手段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优先发展能够充分利用地力与自然资源的物与手工业，从而使各自的生产效率提高，社会总产量相应增加。以最大商品粮基地湖南和最大棉桑基地江南而论，湖南自然条件宜于水稻种植，而人口密度远远低于江南，人均占地远多于江南。湖南相对粗放经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水稻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江南，每户可出米４０—９０石，比松江等地高出数倍。同时湖南等地生产少，生产成本较低，即使在湖南水稻生产集约化上升后，湖南米价仍大大低于江南，从而可以不远千里来到江南与当地米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使得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生产率最低而生产成本最高的松江、太仓等大批不宜稻的沙地、及太湖南部不甚宜稻的低洼地退出水稻种植。这些土地用于种棉植桑，则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②ｂ］这就形成湖南水稻种植区、江南桑棉种植区的劳动分工，而这种分工促进了各地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生导向作用，价格机制开始有效地调节全国商品的地区平衡，这在商品粮市场中较为明显。乾隆曾说，“浙西一带地方所产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广客贩米船，由苏州一路接济。向来米船到浙，行户接贮栈房，陆续发粜，乡市藉以转输。即客贩偶稀，而栈贮乘时出售，有恃无恐。是以非遇甚欠之岁，米价不致腾涌。向来情形如此。”［①ｃ］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州米运至浙西，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销售网络，完成向最终消费者分散的功能。米谷贩运常年稳定，货源充足，因此行户能够“有恃无恐”。即使在偶然稀落的情况下，也不致造成价格的大变动。康熙五十五年的一个奏折也反映道：“苏州八月初旬，湖广、江西客米未到，米价一时偶贵，后即陆续运至，价值复平”。［②ｃ］李煦此语表明，苏州米价深受长江中游米谷输入的影响，而米谷运输较稳定，米价的大起大落通常只是偶发现象。不仅销地市场如此，产区亦然。嘉庆《善化县志》说，“湖南米谷最多。然不以一岁之丰歉为贵贱，而以邻省之搬运为低昂”。这就是说，湖南产地的米价，决定性的因素主要不是自然丰歉原因，而是市场状况。
　　经济地理布局的优化，又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和资源配置。如高唐州有“水陆之便，故缯绮自苏杭应天至，铅铁自山陕至，竹木自湖广至，瓷漆诸器自饶、徽至，楮币自浙至”。［③ｃ］乾隆《安邑县运盐城志·风俗》所记，也典型地反映了全国市场对各地方市场影响。山西解州运盐城，唯产食盐，然“商贾取处，百货骈集，珍馈罗列，凡于无物不有，是合五方物产，即为运城物产”。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周流，以苏杭等地棉布、丝绸及日用杂货等各种手工业制品最为显著，可谓无远弗届。在明清各地方志中，苏杭杂货的记载，俯拾皆是。江西“民间所用细布，悉从苏松芜湖商贩贸易”。清代山东兖州府，“服食器用，鬻自江南者十之六七矣”。广东英德县墟市，“苏杭杂货齐备”。远至塞北，亦不例外，宣化府大市中，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为商贾竞相争占；宁夏的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