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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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战争的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防，也不可能打赢现代战争。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现代战争。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还不如说是两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较量。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虎视眈眈已久，中国绝不可能等到自己的经济发达了再与日本对抗，而必须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做出自己的回应。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步步升级。中国人民一致呼吁和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一直把“剿共”作为第一要务的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结束，其“心腹之患”可以说暂时去除之后，开始比较积极地就抵抗日本侵略做了诸多方面的准备，经济方面的准备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就其准备的力度而言还很不充分，许多工作只能说是刚刚展开，但我们应该肯定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对于迟滞日本侵华步伐、抵抗日本侵华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 ; 华北事变以来的局势
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政府一心一意希望国联主持正义，制裁日本，但当时英美各国从没有主张用武力制裁日本，国联本身对日本形不成多大的压力。九一八之后，日本不断没有以占领东三省就满足，而反加快它的侵略步伐，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把战火引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长江中下游地区。十九路军顽强抵抗，粉碎了日军企图在四小时内占领闸北的梦想。也恢复了中国军队能够抗拒日本军队的信心。1932年，日本关东军又向热河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32年7月，关东军从锦州向热河进攻。8月，占领南岭。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国联要求国联制止日军侵占热河。国内的广大民众已认识到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的希望，要求国民政府平息内争，一致对外。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内有蒋汪矛盾，外有共产党在湘、鄂、赣、豫的迅速发展，不可能调集精锐部队对日抗战。1933年1 月，日本就占领了山海关，2月占领了朝阳，并进一步进攻由山海关至察哈尔省东部城沿线的各军事要口，深入冀东，包围平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但由于国民政府的消极抵抗，１９３３年３月，热河沦陷。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被迫撤退到发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南、以西地区。包括热河在内的整个东北四省都为日本人所占领。冀东、平东地区成为所谓的缓冲区。《塘沽协定》签订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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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政府的重化工业建设，奠定了抗战时期国防工业的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化程度非常低。据，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工矿业的产值为２０．７６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１０％左右，与日本相比，差距很大。1933年，我国的钢产量为３万吨，而日本为３０９．７万吨；我国的生铁产量为３．５万吨，而日本为２０３．１万吨；我国的煤产量为９９８．３万吨，而日本为３０００万吨。全国范围内符合工厂登记法规定的标准即使用机器、雇工３０人以上、资本一万元以上工厂仅有３９３５家，工人４５万，而日本有１０６００５家，工人２９３.7万人。特别是关系国防的重化工业，基础更差，重工业部门占工厂总数的１６％，资本总额的４．４％，工人总数的７．３％。我国每年所需的机器，平均有７６％依靠进口，车辆船舶８３％依靠进口，钢铁９５％依靠进口。化学、光学仪器、石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工业不仅不发达，有些甚至是空白，比如制造水雷的硫酸、硝酸等化工原料的生产明显不足，制造火炮的特种钢材和制造枪炮壳的铜材以及光学仪器、通讯设备的生产几乎为零。
为了满足抗击日本侵略的需要，必须加强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建设，加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抗战奠定经济基础。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庭瑶等代表说：“国家如无重工业，更不可以言国防。” （6）1935年6月，在国民党中执委员会上，王祺、付汝霖等四位委员提出了《关于集中全力从事于国防重工业建设》一案，提出要确立国防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选定国防工业区域，筹款贷款，集中力量建设国防之设施。冯玉祥提出：“钢铁、、煤油、飞机、汽车等重工业，实为经济建设之根本，国防设备之基础，此而不备，无论军事经济永无独立之时。……应请大会，确定原则，积极开发资源，从事兴办，其有为政府财力所不及者，则尽量运用人民经济才力，及筹借外资，积极举办。”（７）
在日本的战争威胁之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吁之下，国民政府也不可能无动于衷。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画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８）国防设计委员会分成七个组，在1932年底－1934年，全国的资源和工业情况，所拟定的每一份调查报告都专门阐述该项调查与国防的关系，并研究设计与国防有关的工业建设方案，提出了战时管制粮食、燃料及铁路等方案。比如，国防设计委员会原料与制造组分别就关系国家战略资源的煤炭、石油、金属矿产的蕴藏、开采与冶炼情况进行了调查，还从事了与国防有关的工业技术的研究，进行了烟煤、天然气提取汽油的研究与试验，在冶金方面进行了用铁砂制炼上等军用钢，用离心力法铸造枪管弹壳钢的研究，在化工方面进行了硝化淀粉炸制造技术的研究、化学战争攻防器材制造技术研究等等。1934年9月，各项调查统计工作基本就绪。在此基础上，1934年9月10日，国防设计委员会增设了“计划部”。从1934年9月到1935年4月，计划部着手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四川水力建设计划》、《运输动员与统制初步计划》、《粮食存储与统制计划》等。
国防设计委员会所做的上述工作，实际上就是国防经济潜力调查和战时经济统制的预案制定，是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动员和经济统
制的总设想，也是以后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建设和战时经济体制的雏形。蒋介石1935年在四川时就说：“全国总动员的基本前提是组织与统制。”“中国这样广大的土地，这样广大的，这样纷繁复杂的事物，要有组织，能统制，就必须先有一个精确详明的实地调查统计作根据。因此，调查统计是组织与统制的中心任务。”（９）国防设计委员会所制定的诸多计划表明，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有所准备的，对建立战时经济特别是战时工业也是有所筹划的。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战时经济动员和经济统制有些就是按这个计划实施的。比如，抗战开始后成立的燃料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就是按照战前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中所提出的预案实施的；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在四川所建设的龙溪河水力发电站，也是按照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四川水力建设计划》实施的。
实质性的国防重工业建设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从此，资源委员会这一军事组织担负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任务，这就表明以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具有作为战时国防体制的一个环节的性质，资源委员会也就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部门。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在国防设计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初对国内各项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并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奠定我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有，分别成立钨业和锑业管理处，统制钨、锑，同时建设年产钨2000吨的江西吉安钨铁厂及年产锑4000吨的湖南模范炼锑厂。开发年30万吨的湖南湘潭和马鞍山钢铁厂，开采湖北大冶、阳新和四川彭县的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铜2400吨。开办湖南常宁水口山和广西贵县铅锌矿及厂，年产铅、锌各5000吨。开发江西高坑、天河、湖南谭家山和河南禹县煤矿，年产共150万吨。建设煤炼油厂和重油提炼厂，同时开发陕西延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建设电气工厂、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工具机厂、造船厂及纺织机厂、电工器材厂、水电厂等。根据资源委员会估计，国民政府实施这个创业计划，大约需要经费24000万元，流动资金6000万元。他们原来设想由政府拨少部分款，其余利用外资建设。（１０）1936年夏，国民政府从年度预算中先拨了1000万元，作为资源委员会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资源委员会也与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商定，从钨业管理处及锑业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