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①

4565687

　　在农民生产和农民生活中，调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前，高利贷在农民借贷中一直扮演着霸主角色。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评价高利贷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往无论是小说、，还是学术著作，都将高利贷描画为面目狰狞，充满血腥，吸尽农民脂膏的恶魔。我认为，荷兰家斯宾诺沙(Baruch Spinoza)的话极富启示意义：“既不要爱你的敌人，也不要恨你的敌人，而是要了解他们。”本文将翻开的尘封，以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为中心，对高利贷与农家、农家生活的关系试做新的解释。
;
一、高利贷在农家的重要地位
;
农民对高利贷有着极强的依赖性，首先可以从农户的负债率证明。
1933—1947年，国民政府中央实验研究所曾做过多个省份农民负债率的，见表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①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0CZS009)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中博基1999[17])子项成果。
;
;
;
; 如表1所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抗战以前的1933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六省农户平均借款负债率为58％，借粮负债率为51％。抗战期间，农户负债率仍然较高。如1942—1944年，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个省份的借款负债率相继为55％、58％、58％，借粮负债率为46％、48％、50％。1945年，湖南、湖北二省的借款负债率为60％，借粮负债率为50％。到1947年，六省的借款负债率为60％，借粮负债率为49％。综合以上资料，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农户约一半以上是负债的。据1932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的，六省共有农户1815万余户，①按此计算，负债户约有908万户。
; 笔者还搜集到20—40年代比较零散而具体的49项统计资料②，其中有l3项负债率在50％以下，9项在百分之五六十之间，27项在60％以上，17项在70％以上。可见，在各地的实地调查中，农家负债率比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要高。
; 实际上，农民真正的负债率可能比公布的调查统计还高。院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员曾说，在调查借贷关系时“农民多不大愿意告诉人家”。③可见，这就很可能使调查者得不到全面数字，从而漏掉部分负债者的统计，使负债率降低。这种情形并非孤立现象，1936年陈翰笙调查广东农村时也说：“由于调查负债情况有一些特殊困难，因此这种调查所得的结果往往低于实际的百分比。”④所谓困难，显然与浙江农村调查员之所指是一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据实业部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页(F)计算。
;  ②参见李金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表1～4，复旦大学博士后报告2001年。
;  ③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1934年版，第133页。
;  ④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中国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
;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负债的农民不全是借高利贷者，但绝大部分为借高利贷者是没有问题的。从农民借贷来源而言，据长江中下游六省的统计，1934年，私人、商店、典当、钱庄等传统高利贷占农民借贷的92．5％，到1947年，在现代农村金融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接近60％，①至于其他地区，高利贷的比例肯定高得多。从借贷利率而言，仍以1934、1947年的统计为例，高利贷利率都在90％左右。②总之，当时的调查统计基本上能够代表高利贷的情况。有鉴于此，本文对后述资料不再解释。
; 除了负债率以外，从负债额也可证明农家对高利贷的依赖。
; 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各省农家负债额做过较大规模调查，见表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据《农情报告》1934年11月第2卷第11期；中华年鉴社：《中华年鉴》1948年版，第1260页计算。
; ②以超过年利20％或月利1．67％就算高利贷利率，参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
如表2所示，长江中下游六省每一借债农户平均负债122元。如前所述，六省约有908万负债农户，按每户平均负债122元计算，负债总额达11．1亿元。
; 我还搜集到20—40年代各地具体的调查统计资料①，1940年以前，借债额都是以货币表示的，各地平均每户负债157余元，比表1显示的每户负债额多30余元。1940年以后，借债额都以稻米或稻谷表示，如以稻米计，平均每户负债8．6石。
弄清借款额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更可看出农民对高利贷的依赖程度。
根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的调查，长江中下游六省共有调查户数938548户，除去收入不明者以外，剩余929194户，总计年收入144117112元，如此算来，平均每户收入额为155．1元。如上所述，六省平均每借债户负债额为122元，占家庭年收入的78.7％。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各地的具体资料也说明，负债额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例也较高。如1927年浙江杭州市笕桥附近，一村平均每户年收入248．9元，负债97元，占年收入的40％；另一村平均每户年收入123．7元，负债134元，已超过年收入。②1929年江苏无锡县11村，平均每户收入135．6元，负债额为167．6元，也超过了家庭收入。③30年代宜兴县第三区宋庄乡、葛渎乡和市桥乡，农民负债额占其家庭财产的75％。④
由上可见，直至民国时期，高利贷在农家的地位仍然极其重要，农民离不开高利贷。不论其性质如何，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再做其他解释。如果不顾客观事实，先入为主，简单否定，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①参见李金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表1—8。
;  ②据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606—607页计算。
;  ③据朱文强：《对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的再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④徐洪奎：《宜兴县乡村信用之状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37—46375页。
二、高利贷的金融调剂作用
;
; 任何长期延续和广泛存在的制度和习惯，都必定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并发挥某种功能维护这种社会经济基础。高利贷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借贷制度，也是如此，它之所以一直延续下来，关键是对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起着金融调剂作用。否则，也许它早就消亡了。
; 高利贷的金融调剂作用表现为生产用途和非生产用途两种，特别是后者。
; 卜凯对1929—1933年全国22个省农民借贷的用途做过详细统计，见表3：
;
;
; 如表3所示，如将六省平均，农民借贷用于非生产者的负债户、负债额比例分别为用于生产者的2．5倍、3．5倍。如以负债户、负债额总计各为100％，则负债户用于生产者占32．2％，用于非生产者占81．1％；负债额用于生产者占23％，用于非生产者占77％。正应了马札亚尔所说的一句话，中国“乡村中的借贷，多半都不是借来用以改良生产条件及保证良好的再生产过程。”①
; 为什么高利贷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上呢?其根本原因显然是由于农家收入太低，人不敷出，生活无着，只好求助借贷。1933年江苏实业志调查组就说：“农民每年之收入甚微，多数仅足供其简陋之生活，而无储蓄之可能。不幸一有意外发生，即不免陷于负债。”②
生产用途和非生产用途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各地的调查为此提供了证据。如江苏，据1934年12县的调查，用于各类借贷用途的负债户比例依次为：应付天灾24．7％，日常家用23．1％，疾病丧事18．1％，偿付旧欠12．7％，婚嫁喜事8．1％，购买或典租田地5．5％，经商亏空2．8％，兵匪讼事1．6％，农事亏空0．9％，购买牲畜、农具及修理费用0．6％，其他0．4％，借作畜本0．3％，购买种子肥料0．2％，纳租税捐0．2％，不明用途者占0．9％。③又如浙江，据1927年金华等8县的调查，借款用于购置土地房屋、种子、肥料和农具者分别占总额的9．8％、2．6％、6．8％、5．8％，用于家用、婚丧、赌博及其他者分别占44．4％、19．7％、3．3％、7．6％。④在江西，据1934年馀江等5县的调查，用于各种借贷用途的负债户比例依次为：日常家用43％，疾病丧事17．5％，婚嫁喜事8．9％，应付天灾8．4％，偿付旧债7．5％，购买田地及典租田地5．5％，购置牲畜农具及修理费用3％，经商亏空1．6％，兵匪祸害1．5％，其他0．9％，不明者0．6％，借作商本0．3％，纳租税捐0．2％，购买肥料种子0．1％，农事亏空0．1％。⑤又据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