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李约瑟问题的一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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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没有产生的深层次制度根源是诸子均分制的土地继承制度。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将中国历史的演化锁定在一条特殊的轨道上。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开端，就已注定中西文明将有不同的路径选择。历史的选择也使中国无法内生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只能是外生，即靠外部输入，并采取渐变的形式。今天，沉重而脆弱的历史包袱使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得不面临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将不得不支付巨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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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 ;资本主义;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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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李约瑟问题，就是指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广泛研究，在探讨过程中他们给出了许多种解释。本文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在中国历史开始起步的时候，由于制度安排的偏差，就已埋下了中西文明注定要分岔的种子，这个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就是中国土地继承制度（这里指广义制度）中的诸子均分制，这项独特的制度安排，构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最主要的制度因素，从而锁定了中国历史的大致趋势。下面谈谈作者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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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继承中的诸子均分制是在我国历史的初期形成的一种传统，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其含义主要是指“地产继承实行诸子均分而非由长子独自继承。一般情况下，无论是贵族或平民，嫡长子在土地财产的继承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权。”[1]并且地产也具有运动的、非垄断的性质，土地可自由买卖。与此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地产继承是长子继承制，即土地作为遗产只能由长子继承，不是由诸子均分。并且地产具有非运动的，即“安定的垄断”[2]的性质，也即土地在法律规定上是不可以买卖的。诸子均分的土地继承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
1、土地制度尤其是土地继承制度安排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关键变量。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都有自己的核心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是社会系统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会成为核心要素，知识的性质将会决定未来知识社会的性质。而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土地始终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任何一项关于土地的制度安排都将事关全局，对社会影响巨大。所以寻找中国历史变革的因素，就不能离开对土地制度变革的研究；否则只能是舍本求末。而土地的继承制度又是一项具有遗传和放大效应的土地制度安排；所以，研究诸子均分制应是找出李约瑟问题正确答案的一个切入点。
2、土地继承的诸子均分制是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持续影响的一项制度安排。据考证，早在战国时，就已有这种制度。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制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3]到了汉代，兄弟分财异居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汉代一般平民的家庭结构，以父母妻子三代人和夫妻子女两代人组成的小家庭为主要形式，这与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原则有密切联系。这种诸子均分的土地继承制度可以说是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贯穿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并不断得到强化和贯彻。如唐代法律就明文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宋刑统》照抄并详解了这则令文。到了明代又进一步规定：“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所生，止以子数均分”，《大清律例》的条文也与之相同。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进行了人民公社化改造，但这只是一个时间很短的插曲；目前中国的家庭承包经营其土地继承的原则仍是体现了诸子均分制精神的，即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对于家庭财产的分配都有同等的权利。所以，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制度安排，但没有任何一项制度安排能从古至今以一贯之的方式坚持下来，唯诸子均分制例外。正因如此，所以我们在寻找影响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原因时就不能不涉及诸子均分制。
3、诸子均分制的土地继承制度是引致中国产生小农经济结构的直接制度根源。诸子均分的直接结果是土地越来越细碎化。晁错说：“今农户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4]这是汉初典型的个体小家庭。这种家庭的诸子成年以后，如果分家，则每家的地产就必然要少于百亩。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提供了一份景帝时期局部地区农民占有土地状况的珍贵资料。[5]廪簿所记25户，能田者69人，105上下。土地共617亩，户均土地24.68亩。土地最多的一户才有田54亩，最小的则只有田8亩。多数的户，占有土地约20亩或30亩。从郑里廪簿的记录看来，农户的土地比晁错所说的一家百亩要少得多。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尽管土地面积通过垦殖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地产的不断均分，使得土地经营规模的总趋势是越来越细小化。到了清代，中国人均土地不足2亩；而目前，我国人均土地才1亩左右。这种土地不断细小的结果，限制了的规模经营，从而也使中国农业不可能走上西方农牧混合经营的路子。有些学者认为西欧的农牧混合结构与东方尤其中国的单一农业结构的不同，是造成中西发展道路不同的根本原因。如自然科学工作者陈平教授认为，在革命前的游牧业、农业和农牧业三种经济结构中，只有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具有适当的稳定性和进化度，给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资本主义首先在具有这样经济结构的西欧出现、生长，最终打破封建社会的壁垒。中国早在西周后就形成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至今仍然具有其主要特征。这种结构的恶果主要表现在：自然生态破坏，农业劳动生产率递减；人口不断膨胀，以至导致周期性土地危机，从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阻碍分工、抑制交流的超稳定结构。整个社会内外缺乏横向联系，社会体系不是网状而是一种垂直结构。因此，虽然极不稳定，但经济结构却超常稳定，这是长期阻碍分工协作的大生产方式和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6]这种观点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其实，如果仅从小农经济这个层面上看，问题的答案应当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社会本质是小农社会，中国社会的种种特性无不打上小农的印记。但问题的实质是，是什么原因是中国演变为一个小农社会，而不是西欧的农牧结合模式？从历史的起点来看，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偏差。从继承制度看，中世纪西欧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使西欧庄园不能变小，从而有利于实行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采取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所以牧场、庄园很大。拿破仑法典规定遗产均分，法国小农经济遗留至今。这里也许有的同志会问，照此理由，为什么法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里是其他因素的作用起了主导力量；再者，中国所处的内外与法国不同，所以不能把法国和中国放在一块来比。任何一项制度安排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起到主导作用。不管怎样，法国的遗产平分制对法国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诸子均分制的制度安排应是中国产生小农经济结构的直接制度根源。
至于环境方面也应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但不应成根本的因素。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认为，欧洲的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水、旱、雹等自然灾害和瘟疫等的侵害也较亚洲为小。对此，他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推导出亚洲国家是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这种观点无疑带有偏执的因素。诚然，中西地理环境是不同的，但地理环境的不同能否决定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却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有许多国家地理环境不同，但这些国家却走上了大致相同的资本主义道路。如日本的地理环境就不同于西欧，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虽有洋务运动，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应是肯定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对经济结构的选择应是有很大影响的。在中国，地理环境方面的作用也是形成小农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相对于制度安排来讲，环境方面的影响是被动的，而制度安排更显示了人类的主动性。所以，诸子均分制的制度安排更显示了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