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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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包产到户的实行和私有资本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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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安徽凤阳县农民冒死按下手印，实行包产到户[1]。不甘于受奴役的农民开始自发地挣脱人民公社的桎梏，相对于落后僵化的人民公社，即使是小农也足以冲破这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樊笼[2]。1979年，全国只有1%的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上升到14%，1981年为45%，1982年为80%，1983年则达到98%。[3]到了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赢得了全面的胜利，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寿终正寝。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了人民公社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靠耕种自己的小块田地为生。这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使农村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产：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为30477万吨，1984年达到40731万吨，棉花总产量1978年为216.7万吨，到1984年猛增到1625.8万吨，油料总产量1978年为521.8万吨，1984年增加到1191万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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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短短的几年里，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使他们对土地充满了希望。他们原本指望依靠土地发家致富，可是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只经过十几年就产生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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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即小私有制是他们之间进行等价交换的必要条件。这在“只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也是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小农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促进作用，大量地和短暂地发生在人民公社解体、资本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农业尚未从属于资本生产统治的转型期内。在这种条件下，小农经济生产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只是把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的剩余产品更多地拿到上去交换。这时，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还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普遍的生产方式。有关包产到户可以使农民发财致富的幻想，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稳定、势必为后来农业所扼杀的、临时性的、无法持久的初期繁荣上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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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本身是不稳定的，随时都在分化，包产到户造成的小农的理想王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短暂的历史现象。随之而来的就是剧烈的商品竞争，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日益加快，小农的生产条件不断恶化[6]，农民开始分化，生产开始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则落入无产者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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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愚昧和落后，使他们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承受的一切苦难、他们的分化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新生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一切现象都表明，改革开放新生的商品经济正在侵蚀、瓦解着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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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地平均分配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农民直接在他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全部产品，并以实物形式向国家交纳剩余产品。这样，独立进行生产的农民就有可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满足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的某些剩余，这就使得各个农民的经济状况出现很大的差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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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典型，1984年，农村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99元，比1978年的134元增长1.68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递增17.9％。但这只是开始有点结余。据农区调查户的概算，收支相抵后，人均剩余资金只有42.3元。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数额，但分别很不平衡。在近半数的农户还入不敷出的同时，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典型调查，1984年，农村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99元，比1978年的134元增长1.68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递增17.9％。但这只是开始有点结余。据农区调查户的概算，收支相抵后，人均剩余资金只有42.3元。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数额，但分别很不平衡。在近半数的农户还入不敷出的同时，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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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富裕农民获得去直接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的可能性也已经存在，从而少数富裕农民积累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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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8个省、市、区的272个村庄的37422个农户，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其中，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占其总数的3.5％。专业户的平均收入为7408元，相当于一般农户的6.1倍。在专业户中，出现了一批平均纯收入在万元以上的大户，即“万元户”，占农户总数的0.56％。1984年同1983年比较，一般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增加23.6％，专业户增加51％，“万元户”增加62％。这些收入较多的农户雇工也多。家庭纯收入6000～9000元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3％，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50％；家庭纯收入9000元以上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1％，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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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包产到户的推行，农民的分化就出现了。随着与地租合一的实物赋税和劳役转化为货币[10]，农民的分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因为，这一方面使农民遭受剥夺[11]，另一方面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只有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农民变成了雇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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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为了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平分了全部土地，反而产生了资本，加速了农民的阶级分化。有人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富裕的根本原因，这一论点完全不对。我们的农民为了获得相当少的一点收入，就必须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在土地上，而且他还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收入上交一部分[12]。平均分配土地只不过使农民摆脱了人民公社的束缚，确立了个人的人身自由，从而能够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变成“支配自身”的“自由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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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得到了“解放”，这是他们每一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从此，他们成为自身劳动力的主人，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外出赚钱谋生，而资本家们也就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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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使得乡镇企业[13]尤其是私营企业迅猛发展[14]。它的崛起，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奇观。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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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类调查中可以发现，八十年代初时，当内地的私营企业还是星星点点时，1983年、1984年在沿海地区已大量涌现出私营企业，1987年底中国大陆雇工8人或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达15万户，1988年发展到22.5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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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表中也可大致了解各地私营企业的创业时期，温州上海一带的私营企业有一半多是1984、1985年创业的；据安徽省农村工作委员会对该省5556户私营企业创业时间的调查，在1984年至1987年创办的私营企业占93.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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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创业时间分布表(％)
创业时间
安徽5556户
温州上海120户
全国农村97户
9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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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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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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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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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以上
6.62
19.79
25.8
3--4年
34.82
43.76
40.2
1--2年
58.72
20.8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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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克思，《中国现阶段私营企业探索》第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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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的崛起，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奇观。马克思和列宁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任何形式的土地平分都是纯粹的十足的资本的革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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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尽管其初衷不是为了实现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和重建部分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历史的进程已向我们展示：这场改革实际上在中国农村发育了商品经济机制，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为私营经济的重新产生提供了历史的前提”。并且“货币财富在私人手中日益积聚”，形成的主要途径是农村专业户、城乡个体户通过自身积累，逐步扩大经营规模、发展为私营企业。“根据私营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包括资产所有制、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形式，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剩余产品的来源与归属”等“诸多质的规定性”，“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仍然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