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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macro-history）、「数目字」（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是黄仁宇先生成学以来所极力宣扬的史学概念，前者是这种史学概念的统称，后者则是这种史学概念的实际操演。何谓「大历史的观点」？黄先生直指称是：「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所谓「技术上的角度」，则正是他强调的「数目字管理」概念：
，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的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可以繁复。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以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 [2]
我认为这段话能相当程度掌握黄先生所提「数目字管理」的精蕴。这段话包括两个重要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将历史发展区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两类不同的「国家社会架构」：「农业组织」为主的社会，配合一种「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国家」，两者是以「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相连结；「商业组织」为主的社会，则配合一种「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两者以「注重加速交换」相连结。第二个层面则以「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归并、观念上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者间的相互支持，做为「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的基本特征，这种特殊的「国家社会架构」，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或是「现代化社会」。
以「数目字管理」来检视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其中「经济、法律、道德」间的互动内容，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也正是黄先生强调的「大历史观」。他相信，以「数目字管理」、「大历史观」考察人类历史，不仅能藉以标订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更能拨开纷纭历史表象、直捣社会贫穷问题的核心， [3]进而为包含二十世纪中国在内的其它落后国家开出妥切方：避开无谓的「资本主义、」路线争议，减少完成改造「国家社会架构」的时间与痛苦，早日跻身「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国家」之林。 [4]
因为黄先生相信上述史观的实用性，他建议在大学设立「大历史」课程，帮助「历史家伸张他们的眼光深度并放寛视界」，写出一种「宏观的研究」：「能够报告读者，何者变化为短时性的，何种改革有永久性」，藉以修补现今史学训练过于钻研「小题目」的习气。他对他的史学同僚提出以下呼吁：
有些同事可能认为这种建议过于急燥、过于浮泛。而我所恐惧的，乃是与他们顾虑的相反。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前无古人的里。世界的变化如斯的迅速，今日有很多家、战略家以及企业家甚至者，都不待我们的真知卓见采取行动。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5]
细绎本段文字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卓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在为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一书作序时，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怀是十分迫切的……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预设或同意他对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情。这部《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正是作者的理智和情感交织而成的作品」。 [6]我认为，「理智和情感交织」，正可贴切说明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最大特色。
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情感层面， [7]以及他在对日抗战期间由补给过程体会的中国实况，本文都无能力谈及，只希望能对他「数目字管理」概念做些分梳，配合明清与政府间的演变关系做些相关讨论，进而重新省思这个「数目字管理」概念的价值与问题。
（一）「数目字管理」中的经济、法律与
黄仁宇先生标举的「数目字管理」概念，有两个主要学术根源，一是他对明代中国制度与政治社会的专力研究， [8]二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密集阅读与师友讨论。 [9]前者精华具体表现在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1974，中译《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与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981，中译《万历十五年》）两书；后者则表现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986）与《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1991）。四种书文可视为黄仁宇先生形成与论证「数目字管理」观念的代表作。本文开始即指出「数目字管理」概念具有两个主要内涵：一是将人类历史发展区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两类不同「国家社会架构」，前者是「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后者是「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二是以「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归并、道德观念上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要素的相互支持，做为「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的基本特征。将这组概念落实到历史上，黄先生分别以明代中国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而以1689年清教徒革命以后的英国为「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为了更方便说明这两种「国家社会架构」典型及其意义，黄先生有时也将前者形容为「金字塔倒砌」（a pyramid built upside down）、「间架式管理」（schematic design）， [10]或是「濳水艇夹肉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 [11]后者则径称为「资本主义」。
黄先生将明代中国做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主要与他专研的明代财政制度有关。他指出：明太祖创设的「洪武型财政」是种「收敛性」财政制度，与唐宋帝国「扩张性」财政制度大不相同，同时，明朝「政府之中层机构缺乏后勤能力」，也远比唐宋帝国严重， [12]政府集中掌握的财税资源规模受到很大限制。黄先生强调，洪武型财政基本上是种「大而无当的结构」（monolithic structure），缺乏总揽其成的国库制度，中央财政主管机构户部以及全国各地税收机关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可由户部统辖调度的「分支财库」，也因而在财政制度上缺乏暂时集中财税收入的有效「中层机构」，只能纯任各级地方政府以「原额主义」缴纳税粮，各地税收记录主要只是上报户部交差了事的「官样文章」（superficiality），不反映真实税收数字的变动。因为是采用「原额主义」缴纳税粮与计算报销，即使民间经济成长带来商业部门税收增加，政府基本上也不必主动因应，无需针对农业、商业税收比率结构调整财政制度，充份呈现一种「被动性格」（passivity），全国财政的主要目标乃放在「维持政治现状，而非反映经济社会的动态」。而维持这套财政制度的主要手段则是将「文化与政治的支配」（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ominance）强压在「一种大而无当而又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a large and self-sufficient economy）上，可以完全不顾「商业压力及外来的竞争」（commercial pressures and competition from outside）。 [13]
明代「洪武型财政」至少产生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财税资源无法集中而影响全国基础设施的成长，二是不重视商税收入而使政府施政与法律无法因应商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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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4 16: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