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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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海洋是相对于内陆经济而存在的，海洋经济乃商品经济，而内陆经济则是经济。海洋经济是外向型、开放型的，其发展方向乃一体化经济；而传统上内陆经济则是封闭型的，其发展方向乃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晚清，则有一个从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内陆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
　　一
　　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四五十年代魏源等人的感性认识；2、六十至九十年代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3、甲午战后至清末张謇等人的成熟认识。
　　1、四五十年代魏源等人的感性认识
　　鸦片战争这一千古未有之奇变，引发了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大裂变[1](P44-48)，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包括龚自珍、包世臣、林则徐、徐继ｓｈē＠①等，以及因奇异的人生旅路而引发遐思的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洪仁ｇāｎ＠②，这些人在鸦片战后致力于对传统农业经济、重农抑商的批评，并表达了对海洋经济即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的向往。
　　经世派思想裂变首先表现在农商关系上。徐继ｓｈē＠①生活在崇奉农本主义的时代，但他却大胆地称道西方致富致强的原因在于，在《瀛环志略》卷4中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在这里，徐继ｓｈē＠①流露出了对我国传统重农抑商的不满。在《瀛环志略》卷2中，徐继ｓｈē＠①盛赞古代中国海外拓荒的传奇人物虬髯客：“倘有虬髯其人者，创定而垦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欤！”效仿西方以商立国，走海外殖民的致富之路，崇尚海洋经济，就是徐继ｓｈē＠①的主体思路。魏源也认为要处理好经济问题，就必须解决好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于是在《圣武记》卷14中提出“缓本急标”论：“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先于食。”魏源主张改漕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认为这样可以有四利六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遍、漕便[2](P416,411)。
　　就经营方式而言，经世派也有新的认识。龚自珍在他的晚年，较为明显的产生了具有倾向的经济思想。如他对拥有少数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富农经济，就予以了肯定[3](P196-197)。魏源还提出允许官民自办工厂，鼓励私营，这都极有利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至于洪仁ｇāｎ＠②，由于香港经历的影响，他也产生了相类似的看法，这在《资政新篇》中触目皆是。
　　经世派的海洋经济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于外贸方面。
　　包世臣在鸦片战前基本上是以自然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对外贸易问题，但到了鸦片战后，他已敏锐地觉察到洋货对国货的冲击，并表示了严重的忧虑。他在《安吴四种》卷26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则木棉亦不可恃……”这种对英国海洋经济侵略后果的认识，在当时是比较早的。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认识，其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不拘泥于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林则徐认为，发展对外贸易，于民于国均有益处。在《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他指出：“利之所在，谁不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又说：“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4](P885)林则徐不从使用价值角度而从交换价值出发去看对外贸易，这是他高于别人之处，也反映了他对海洋经济的向往。
　　在对外贸易上，魏源主张扩大进口范围，如大米、武器、铅、铁、硝、布等有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防的物质均可输入，并运用贸易差额理论予以分析。对于国外贸易，他认为应由私商来操作，国家可派军舰护航，以保护之。在此基础上，魏源进而提出了海权问题。他在《海国图志》中宣示中国已经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海国时代，于是急而提出四策：创设新式海军，倡导海军现代化；发展与航运；经营南洋作为藩镇；倡导海洋风气，转移国民观念。为了转移国民重陆轻海的观念，他着重强调了三点：利用轮船改良漕运；训练文武大吏多习于海事；改良科举，开创水师（海军）特科培养海军人才[5](P219-233)。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西方海国依仗着其发达的海洋经济，向外扩张，气焰之盛，几乎如日中天。在此大背景的折射下，魏源较明确地提出海洋经济思想，并详予阐述，在当时实为难得。
　　以上我们主要论述了以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的海洋经济思想。在认识到他们思想中的可贵之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其中一些传统遗留有清醒的了解。如汤鹏在《浮邱子》卷10中主张要“严中外之防”，“毋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损中华之利而苟予之”，这是一种变相的“绝夷舶”思想；龚自珍对于对外贸易虽反对闭关锁国，但他又说：“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人”等[3](P170)，则又反映了他的传统的重食轻货思想；在林则徐的观念中，始终潜存着农本思想，他认为“天朝”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之所以鼓励除鸦片之外的所谓正当贸易，也有军事角度的考虑；至于魏源，农本思想之根依然深固，1852年他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于卷61中仍说：“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上述经世派的种种不足，反映了他们在海洋经济问题上的认识感性色彩浓重。
　　2、六十至九十年代中叶郑观应等人的明确认识
　　从六十年代洋务运动的发生到九十年代中甲午战争的爆发这30多年时间里，海洋经济思想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早期改良思想家的身上，即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其中以郑观应为代表。这些人的海洋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明确批判重农抑商；第二是宣传重商、商战；第三是流露出重工思想。
　　对于重农抑商的批判，王韬的言论最为典型。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他指出：“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6](P85)在《兴利》中又称重农抑商“迂拘”，“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7](P45)农本的思想荡然。
　　很明显，早期改良思想家的海洋经济思想是以批判农本商末为起始，而落脚点则在于重商、商战上。
　　关于重商，马建忠有一段论述：“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8](P31)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改良思想家在重商的思想基础上，竟提出了“恃商为国本”[7](P300)的口号。如郑观应曾指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土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9]（三编，卷一，P2）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也有类似言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上述内容说明了早期改良思想家的重商主义倾向[10](P10-13)。
　　关于商战思想，较早提出的冯桂芬在《校ｂīｎ＠③庐抗议·筹国用议》中主张加强发展出口贸易，并称出口大宗丝、茶为“富国之大源”，开商战思想之先声。其后，马建忠、薛福成、陈炽等应者纷起，而集大成者则是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商战》中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蔽国无形。”“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早期改良思想家重商思想的发展，其对工业的重视程度在上升。如陈炽就曾指出：“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11](P82)通过中西比较，陈炽认识到我国传统就是重农抑商，这与西方迥异，国用出于农，则重农，出于工商，则重工商，理固依然，无足怪哉。但至今以后，国家的根本命运、经济命脉，必系之于工商。“转移而补救之，固亦匪难也，无他，劝工而已矣。”[11](P201)。工商二事……此富国之基也。”[11](P137)薛福成也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12](P482)。
　　总体看来，早期改良思想家们的海洋经济思想与经世派相比要明确得多，可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在看到其进步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早期改良思想家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商业、贸易极为重视，但对工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此外，对海洋经济的总体把握上还显得零碎而不全面。
　　3、甲午战后至清末张謇等人的成熟认识。
　　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是创巨痛深，知识界受此刺激，其对海洋经济的认识较之早期改良思想家更进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强调以工立国；力主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着意于体制改革，以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
　　封建顽固派主张以农立国，早期改良思想家要求以商立国，而甲午战后的知识界则倡导以工立国。康有为对于以农立国论调批评道：“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13](P226)。对于以商立国，他指出：“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基因于此，康有为力主将中国“定为工国”[14]（光绪24年9月21日）。与康有为意见相一致的是梁启超，他在《变法通议》中提出“以工立国”。康有为与梁启超是率先鼓吹中国工业化的著名思想家。
　　继康、梁启之后致力于重工的乃张謇。他宣称：“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那么，农工商三者，哪一方面处于核心地位呢？是工业。对于商业，早在1895年，张謇就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人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对于农业，张謇虽然说过：“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15](P13)但这里所说的“农为本”是农业为工业的基础的意思，即提供工业原料，总体看来，“工固农、商之枢纽，”“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16](P36-40)张謇不仅有此认识，而且付诸行动。他于甲午战后创办大生纱厂，一举成功，“这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17](P129)。
　　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维新思想家如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经济自由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在于反对官督商办，但客观上却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斥保护关税政策是“病国之道”，认为自由贸易乃“天地自然之理”。严复在《原强》中着重强调了个人经济自由：“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谭嗣同的经济自由理论包括“人我通”、“中外通”两个方面，其中“人我通”是指人与人之间“其财均以流”，而“中外通”则是指中“通人我……之一端”[18](P327-328)，经济一体化倾向十分明显。
　　孙中山是经济一体化问题的者和总设计师，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必须致力于引进外资，对外开放，以营造有利的外部。对于那些反对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几种论调如“依靠国内自筹资金而不必借外债”、“借外债足以引起瓜分”、“让外商赚钱中国吃亏论”、“借外资有回扣损失”等，孙中山一一予以了批驳。他还指出，就整个世界而言，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因此必须克服惧外，走出闭关自守的藩篱，以溶入世界性经济之中[19](P135-146)。
　　甲午战后知识界之所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严复出于经济自由的需要，认为政治权利乃其保证与前提。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也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孙中山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
　　从以上所论可知，张謇、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海洋经济思想比之早期改良思想家明显要系统、成熟、完整的多，至此，晚清海洋经济思想步入到它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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