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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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商直接的数量迅速增长，1979－199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3060亿美元，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10％，占新兴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总额的30％[1]。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外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国民总产出、出口、和就业，提高了国民和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推动了中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迄今，中国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方面，成效并不显著。“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实施的结果是中国单方面出让市场，随着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优势将更加突出。
一?引进外资的背景、过程和状况
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由于建设资金和技术引进所需的外汇极度短缺，政府提出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增强出口能力，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2]；同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经验，作为经济必要的补充。这一政策与六十年代末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引进外资的“双缺口模型”理论恰相吻合。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储蓄不足和贸易逆差，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来解决投资和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为确保引进外资，中国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例如对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减免关税、对三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免二减三，以及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等。同时，为防止外资对国内企业构成冲击、保持对外资的控制，中国又颁布和法规，限制独资企业，坚持中方在合资企业里的控股地位，外资企业产品应达到较高的出口比例等。这些政策措施首先吸引了大批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的港澳台资本，迅速扩大了国内的就业和国民收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缓解了西方国家对华投资以内销为主而产生的外汇平衡压力。1992年以前，港澳台资本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0％左右。
来自西方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美日两国占到约20％，产品销售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以弥补国内短缺。中方坚持在这类合资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力图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日资在西方国家的对华投资中比重最大，投资的领域最广，但日资企业限制技术转让的意图十分明显。美资企业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强，技术转让相对积极。为了引进先进技术，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为此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在中美市场准入谈判中，中国承诺将大幅度降低关税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潮，1992－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增长了3倍多。这段时期为抑制通货膨胀，中国实行了和货币的紧缩政策，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对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见表1）。
但在过去的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最终需求的增长，造成全社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产品的严重过剩。1997年10月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几乎与此同时爆发的东南亚危机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1998和1999年来自港澳台和日本的投资加速下滑，美国和欧盟（欧盟1998年除外）的投资乘势扩张。但是受危机滞后的作用，1999年外商来华投资比1998下降了11.3％。为阻止经济下滑，中国采取积极，国内投资增加较快，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降至1998年的13.11％和1999年的10.47％。由于社会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出口因贸易依存度较高深受外部的影响容易大起大落，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在宏观决策机制和投资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投资的效率十分低下，势必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加入世贸、进一步扩大引资规模，以推动改革（国有部门和官僚体制）开放（保持经济增长）的深入，似乎是唯一的途径和依据。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及产业投向
按照中的“属地管辖权”原则，外商投资企业必须登记注册为东道国的企业法人，接受东道国的行政和法律管辖。一般来说，东道国为了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工业布局的合理化，都努力将外资引导到经济落后的地区或部门。东道国的民族企业因其经营环境深受当地资源条件、生产要素投入、技术水平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影响，经营目标往往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趋向一致；而外商投资企业不会自觉服从东道国政府的产业和宏观调控，它执行的是母公司的全球战略，以实现母公司市场控制和全球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经常与东道国的引资意图南辕北辙。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市场之前，都长期推行过进口替代政策，运用政府力量和市场保护扶持了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的支柱产业，如中国的汽车工业和工业。这些产业往往集中了国内一流的设备和人才，占有的市场份额高，有稳定的利润以支持扩大再生产，在不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之前，并不轻易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介入。而对这类企业背后的广阔市场，外商往往抱有极大的投资兴趣和热情[3]。
在“趋利”动机的推动下，外商往往优先选择在、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好、靠近消费市场和投资收益高的地区进行投资。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是“先东后西”，让沿海等基础条件好的地区享有各种优惠政策，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东部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外来投资。政府寄希望于财富效应的西移，最终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但地区差距的缩小绝非自动可以实现，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距，从1983年以来呈现不断扩大之势，90年代以后，这一差距更表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无论在人均GDP，还是在人类发展指标上的差距都相当巨大，中国最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相比，几乎相当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更促使外商投资企业将资金投向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的东部发达地区（见表2），而基础条件差、资金严重匮乏的西部地区无力改善投资环境，更加难以吸引外资，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就愈加迟缓，从而形成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上的“马太效应”。这一巨大的地区差已经并将继续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投向上，结构失衡问题比较突出。截至1999年，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中，工业占到59.56％，房地产公用事业投资占24.44％，而牧渔业仅占1.76％，交通及科研、技术服务业合计仅为2.75％。在重点投资的第二产业中，加工工业的数量又占了较大比重。这类企业大多是港澳台的中小资本，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和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国内能源、原材料供应的紧张。而且，相当一批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带从事原料、化工和塑胶制品的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但这类中小型加工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少参与争夺国内市场。日资企业和少量欧美资本、以及1992年后大举进入中国的美国、西欧，主要是瞄准了中国国内市场。它们大量投资中国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额占全国同行业的比重增长迅猛，占领了很大的国内市场，一些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例如，早在1996年电子及通讯设备类的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已占到全行业的62.3％。
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出现下降，除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应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