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当前宏观经济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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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    由于国际及增长迅速减缓，200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比去年大幅度降低，降幅达20个百分点以上。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00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国有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去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002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具有12多亿，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为20.1%(2000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份。但中国人口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于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   二、积极政策淡出时间要推迟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测算，积极的财政政策对1998、1999、2000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都在1.5－2.0个百分点左右。利用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效率也比较差，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存在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2001年春季形势讨论会上说过，存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除了银行存贷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外，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目前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失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等，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环境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为产业、技术升级和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与增强创造良好的条件。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今年社会投资增速比去年还低，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60%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个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   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必须依靠内需，目前内需的增长尚不能完全弥补外需的不足。在此情况下再考虑上述三个条件，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明年还要继续实施。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现在物价形势较稳，货币政策可适当放松，这个“闸”还可以运用，不过要相当谨慎。一是由于加入WTO在即，要考虑金融风险的问题；二是要防止将来出现通货膨胀。   在货币政策运用上，要大幅度增加对、和农民的信贷投入；加大金融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加大对西部基础产业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优势产业等的信贷投入；继续做好国债项目配套贷款，促进在建项目加快建设进度；加大对民间投资的信贷支持。同时，要加强信贷监督，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责任制，实行监管责任追究制度；明确金融监管人员在监管被监管对象的市场准入、业务运营、风险监测、风险处置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违反金融监管责任制的处罚措施，并实行责任追究制；利用高科技手段，建立不良贷款登记系统，跟踪监督每一笔不良贷款情况，防止出现新的风险。
  三、也谈“供给方面”的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经济学界最近有人士提出，还应当采取发挥企业活力的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在供给方面实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思是值得注意的。   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降低税负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000亿元以上。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如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差距，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等。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更直接启动社会民间需求，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问题，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经济不太景气时期往往是企业重组的频发时期，我们亦应抓住时机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应进一步推广，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