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张謇与民国初年的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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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张謇在出任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时期，十分重视对传统的现代化改造，开创了近代中国改造传统农业的新阶段。他把改造传统农业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欲求制造额之加多，必先扩张其原料之数量，并改良其品质”的理念。在实施过程采取了奖励发展工业原农业，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用科学方法改良和引进优良品种，提高农业生产率；以现代的方式促进农垦事业，发展经营性农业等有力的措施，并通过制定有关法规使这些措施化和法制化，为此后的各界和政府的改造传统农业事业所继承发展，从而开启了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的新气象，指出了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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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謇 ; 改造传统农业 ; 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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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起始于清末的戊戌维新和新政时期，但是比较全面的展开是在民国成立之后，张謇任农商总长之时则为之打下了基础。这不仅表现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措施趋于全面，而且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改造传统农业的法规，制定和实施了振兴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张謇在担任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时，在力促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改造传统农业，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性理念。所谓传统农业，就是以世代相传的生物和自然生产要素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以封建租佃和小农经营为生产方式的农业。这种农业，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知识贫乏，生产技术原始，土地和凭借自然，生产发展缺少外部刺激，生产方式封闭僵化，使扩大再生产难以进行，商品化程度和经济效益低下，劳动力投入巨大。因而不仅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大量的资本积累、广阔的商品、充足的原材料和大量的劳动力，而且不能在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现代化的包袱和障碍。因此，要发展工业化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对此，张謇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特别指出了两点：一是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农业提供充足而优质的原材料，“农产品为各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殖之，则工商业之发展永无可望”。“欲求制造额之加多，必先扩张其原料之数量，并改良其品质”。[1]“我国家欲求商业之发达，必先求商品之增加，欲求商品之增加，必先求原料之充足。即如扩充纺织，而吾国之产棉不足供也；扩充制糖，而吾国之蔗与甜菜不足供也；扩充织呢，而吾国之羊毛不足供也。”二是国家收入的增加要以农业为本源，“财用之源，视乎税入，税入之源，系于农产。”[2]于是，他要把对工业所采取的“保育主义”“移之于农业”，“施之于植棉、植蔗、植甜菜、畜美利奴（美国）羊”，由政府给予奖励和补助，“以引起其增殖改良之兴味”，[3]从而改造传统农业。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提倡多种经营，奖励发展工业原材料农业，把改造传统农业与工业现代化密切结合在一起。上文已经提到，张謇从发展棉纺织工业、制糖工业和毛纺织业出发，主张采取奖励措施大规模发展植棉、种蔗、种甜菜和牧羊业。他的计划是：“每年扩充植棉地至二十万亩，计费（即奖励金额）三万元；改良棉种至一万亩，计费一万元；增殖（植）制糖原料地十万亩，计费三万元；改良羊种十万头，计费二万五千元。”[4]1914年4月农商部正式颁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对不同的扩充和改良者给予不同的奖励。规定：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1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3角；凡种植制糖原料者，蔗田每亩补助蔗苗银3角，肥料银6角。甜菜田每亩补助甜菜种银1角，肥料银3角；凡牧场改良羊种者，每百头奖银30元。[5]并从鼓励规模经营和推广普及出发，拟采取视养植规模之大小及养植者之不同而实行递增奖金和重奖农家养植的办法。他指出：“希望农牧产之发达，必主乎多数。但大农与小农、多数与少数之收效，有难易之不同，则奖励率即不能无高下之差异，今更说明于下：扩充棉产，奖重大农，非大农不能有此扩充能力，故就所拟奖率平均之。万亩之奖为千元，合每亩一角；五万亩、十万亩之奖，合每亩一角二分；二十万亩之奖，合每亩一角五分。改良棉产，奖重小农，小农之致成绩也难，而开通风气也普。故个人之奖，每亩二元；农会、农校等之奖，每亩一元五角；至公司则专事于此，成绩更易，故每亩奖一元。扩充改良制糖之原料，利在大农，故奖率之递增，与扩充棉产略同。牧场之改良美利奴羊，少数之繁殖难，多数之繁殖易。故改良三百头之奖，每头合三角三分零；改良一千头者，每头奖三角；改良一千五百头者，每头奖二角六分零；改良二千头者，每头奖二角五分。”[6]充分体现了其奖励政策的科学性、系统性和严密性。
张謇所提倡的农业多种经营还包括林木业。他认为，证诸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林木业的兴衰与否，不仅关系到农业的水利条件和生态，而且关系到某些工业的原材料供给，“今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童山濯濯，所在皆是。非独电杆路枕，购自外洋，即民间构造，亦不尽为华产。”[7]为着改变这种狀况，1914年11月3日，农商部颁布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森林法》，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水患”、“涵养水源”、改善“公众卫生”、保护“航行目标”、“利便渔业”、“防蔽风砂”等治理水利和改善生态环境；并奖励造林，“个人或团体，愿承领官荒山地造林者，得无偿给予之”，“自承领之日起，得免五年以外，三十年以内之租税”。[8]1915年6月30日颁布的《森林法施行细则》和《造林奖励条例》，更具体地规定了提倡和奖励造林的办法，对造林在200亩至3000亩以上，并成活满5年以上者，分五级给予四等至特等的荣誉奖励；另特别规定：“凡经营特种，于有重大关系者，或胜造船筑路等各种大工程之用者，农商部认为有补助之必要时，得按其面积株数，核给奖金。”[9]显而易见，这些奖励政策，不仅旨在提倡农业的多种经营，而且旨在为工业开发和提供原材料，为农业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主张以科学的手段改造传统农业，提倡科学兴农，改良和引进优良品种，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适用、优质的原料。张謇提倡农业的多种经营，不是一般的推广种植面积，而是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在推广种植面积时，以是否有适宜的自然环境为依据。对棉花、甘蔗、甜菜的种植区域规定为：“植棉区域：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植蔗区域：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甜菜试种区域：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等省。……植棉区域、植蔗区域內，每省以若干县为适宜植棉植蔗之地，由农商部派员会同各该省地方官分别勘定之。”然后才由地方官“设法招垦，扩充植棉植蔗。”[10]
对于农业病虫害，张謇力图采用科学的方法防除之。1914年3月18日，农商部向各省区发出征集植物病虫害及防除病虫害科学方法的训令，同时颁发《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和《征集植物害虫规则》，力图通过科学的研究，采取科学的方法除害灭病。其训令指出：“在昔，科学未明，往往骤遇天灾，诿为大数，徒事祈禳，何补凶荒。……惟我国于病虫害一事，向少研究，霉菌检查及植物组织、解剖等事，既非预习于平时，自难收效于顷刻。前于本部直辖农事试验场，特设病虫害科，采用欧美成法，实地研究，办理以来，确有成绩。顾兹事体大，尤需全国一致进行，办理始能有效。”因此，特向全国征集病虫害，以备检查研究。“再，各省农事试验场、农学校等，如于此项科学，夙所研究，获有成绩，仰饬随时报部”，[11]以备推广。
张謇在推广农业多种经营的同时更重视牧品种的改良。1914年2月28日，他古今中外农业兴衰之由，指出改良品种的重要性说：“我国自古重农，米麦生产之额，甲于世界。比因四方俶扰，灾祲频闻，农耕事业渐次衰败。重以民知蒙昧，墨守旧法，于选种、保种、传种之事，恝置不理，佳种日趋劣败，产品安望精良。按查泰东西各国，贩卖种子，特设专所，岁时比较，留强汰弱，公私两便，禆益实多。我国此种营业机关尚未成立，良窳杂糅，迄无标准。本部任提倡农事之责，亟应先事筹思，藉收后效。”随即向各省区发出命令，广泛征集良种，要求各省将所属“每县所产稻、小麦、大麦，每种采集一份，寄送本部”，交由各农事试验场择优培育，“为良种之准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