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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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利用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较详尽的研究。本文认为，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亦无有规则的比率。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則二三村，甚至一村。本文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美者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和结构的理论、公式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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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集市; 集市圈; 人口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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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乡村集市具体活动的资料遗留很少，因而一些研究者总是力图从集市的外部着手以做侧面的探索。日本历史学家加藤繁在上世纪30年代所著《清代村镇的定期市》①，注意从一州一县的人数和集市数以求得“每一集市的平均人口”，并以该数字和其他州县的集市平均人口比较，以显示某些历史内容。美国人类学家兼亚洲研究家施坚雅研究集市的等级分类，基层集市及其与人口、村庄的关系等，力图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理论和公式。他们以及其他中外学者对中国乡村集市和乡村社会的研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已无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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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加藤繁著、吴杰译：《史考证》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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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集市的研究将与人口、村镇资料等联系观察，但有些方志资料在这方面较少适用性，加之我目前在外休养，搜集方志不易，故本文主要考察晚清时期(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华北地区直隶、山东两省，而以直隶为主，间有山西州县资料。华北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但时至19世纪，华北的经济人文发展已远落后于长江下游地区。据施坚雅研究，1893年时人口少于2000的低级中心地，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比例不足1／4，而在华北则超过1／2。①但华北的人口和，包括种植业和经济作物是有发展的，乡村集市数量也颇有增长。较之清初，晚清时期直隶省每州县的集市数平均为15—16处，较清前期增加约60％—80％；山东省每州县集市数平均为28—29处，约为前期之19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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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另一研究中探讨清代华北乡村集市数量的发展及其意义。数量方面的研究，实际是总体上的概括性推算。各州县情况各殊，有的州县集市数上百，有的只少量几处。平均数是研究概况的重要手段；但平均数不能显示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如不能推究平均数所包含的多样性，认识就可能流于空泛而不切实际。因此，总体上研究集市的数量发展，以了解概略的趋势，虽不可少，但具体地研究某些地区集市的规模、活动和范围，对集市有较深入的了解，也有很大的必要。以下试考察晚清时期华北若干州县集市的各类不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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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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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州县集市数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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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之直隶省，以京师所在，称为畿辅；其，大体相当于后之河北省。北部和西部有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中东南部为平原地带，向西向北有丘陵。其农业生产有悠久的历史，棉花等重要的经济作物在中部、南部很多州县已有相当的发展。以下我们先选择一个以棉花著称的小县来观察集市的分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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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城县位于华北平原之中部略偏西，面积约320余平方公里，是直隶的一个小县。①据同治《栾城县志》卷2“舆地志”和卷4“赋役志”，同治十一年(1872)，全县13478户，87156人，共151村镇。栾城县富于井灌和盛产棉花。县志卷2引道光《栾城县志》“物产”云：栾城“货则棉布”。卷2“风土物产”记：栾城地平土沃，介于往来之通。农力稼穑，有余羡即凿井制水车，以资灌溉。男女勤纺纴，共操作，冬日妇女同巷夜织。商除盐典外，要皆四方转运，随时懋迁，其人多非土著；只棉花交易，乡民以谋朝夕。又记：全县耕地4000余顷，棉花地占6／10，谷物耕地只占4／10，不足以供民食，须从县境外贩运；而棉花则多售与晋、豫商贾，村民以售棉易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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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番叙述，可见栾城是一个有不小的商品流通需要的地区，但同治《栾城县志》卷2记全县村镇市集只有3处：在城集，集期为旬之一、三、六、八日；冶河铺集，在县城之西北20里，集期为四、九日；西马营房集，在县城西南20里，集期为二、七日。栾城县集市的数量远低于晚清直隶州县集市的平均数，每集市圈的平均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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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晚清县级区划与民国基本相同，本文各州县面积均据内政部编《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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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栾城县志》卷2“市集”中还特别提到：“按康熙志无西营集(即西马营房集)，今有；有窦妪集、高丘集，今无。”则栾城县的集市数在康熙朝有4处，至同治朝反降至3处。窦妪村，在县城之西略偏北25里，是始建于唐朝的古村，同治时有392户，1984人，有民地4000余亩，租种旗地11000余亩，是一大村。高丘，分西、北、南三村，在县东15—18里处，各有70余、90余和107户，也是宋代以前就有的古村。这两处集市消失，而西营则为新兴集市(消失和兴起的具体时间未注明)。西营有民户206，1251人，有民地1100余亩，租种旗地5200余亩，也是一大村；有金水河由邻县元氏县西来，绕村而过，注入一条贯通栾城县西部的汶河。在康熙朝已有的县城和冶河铺两集中，县城关厢共有铺户129，民户462。3323人，是一不小的市镇，而且便利，有驿道和冶河通贯南北；冶河铺在县境北端，293户，1367人，民地4051亩，也有驿道和冶河通过。据卷1“建置志”，冶河原是元朝的运粮河，故道久淤不可识，后存的经冶河铺和县城的河道称为冶河者，实是原冶河的支流，南向而人赵州界。华北的河流大都是季节河，从县志所载对两河的考证介绍看，似无通航之利。有学者早年指出，“商业和交通的关系是始终分不开的，就是最原始的产地市场像集市等的形成，亦逃不出交通便利的原则，不但它的形成须在适当行道的要冲，就其大小而言亦和交通的便利成正比例的。”①西营之成为新兴市集的确切原因尚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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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庄泽宣、邱璧光、潘凤起：《集的研究》，《中山馆季刊》第3卷第3期。1936年7月，第8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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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城县集市的贸易状况和贸易量没有资料留存，但这几处集市经康熙至同治历200年而存在，必有其较优越的条件，可以推想它们能满足栾城县关于流通粮食、棉花等商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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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城县北境与正定县相邻。正定县是正定府首县，亦是清前期设直隶巡抚时的巡抚驻地，面积约580平方公里。据光绪《正定县志》卷首“街市图”，县城内分31“地方”，共2591户(口数未记)，应是有万人上下颇具规模的大镇。除县城外，有村镇约210，连县城共约22246户，109986人。正定全境亦属洪积冲积平原，但只南境土地肥美，北部有沙碛。凿井水利十分发达，农产以小麦、棉花为著。同治五年(1866)，西方传教士威廉姆生旅行至正定，目击城内东西大街有不少优良的商店，大宗商品是棉花，亦有很多于烟叶。①日本学者青山定雄在上世纪30年代从中国获得的《正定县村图》残本，约为光绪早期之作，记有县城和东路27村的情况，其中的县城、朱河村、朱夫屯、南牛屯都各有定期集市。这些村镇中，除东关村等数村外，各村都注明宜种五谷或棉花，县城内就有100顷耕地种植棉花。②正定县自康熙初年巡抚移驻保定后，集市之盛虽不如当年，但商品流通需要不会较栾城县小。而据光绪《正定县志》卷3，全县的集市数共17处，为栾城县集市数的近6倍。较之它面积上比栾城县广81％，人口多26％，比例是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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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县西北相邻的灵寿县，同属正定府，面积达990余平方公里，为栾城县的3倍，但约占县境近一半的西北部地区是山区，中部为丘陵，东南部为冲积平原。同治十三年(1874)《灵寿县志》卷5记，同治十二年(1873)全县有民户16643，人丁17739，人口数未记，估计应有八九万。县志卷1“地理”记，村镇数共145，集市连在城集共有6处。同治县志“旧志序”记康熙朝陆陇琪修订的县志序有句：“灵寿于真定(按：正定原名真定，雍正朝避帝讳改)三十二州县中最为瘠壤，其民遇丰岁，豆饭藿羹，仅免沟壑，一遇水旱螽雹之灾，流离转死不可救，盖在前代已然。”至同治末年，修志者于“地理篇”论曰：“灵寿自兵燹以来，户口亦耗矣，村落之星罗棋布于各社者，不过寥寥数家鸠形鹄面之人栖于其中耳。”比栾城似贫瘠许多，而集市数为栾城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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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London：Smith，Elder  co．，1870)，p．277．以下简称Journey in North China。②; 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第81页；[日]中村哲夫著、胡宣同等译：《清末华北的市场》，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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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栾城、正定、灵寿都相邻的获鹿县也属正定府，在栾城的西北。获鹿县西部属太行山的丘陵地区，东部是洪积冲积平原，面积约630余平方公里，较栾城县约大1倍。19世纪60年代，西方旅行者估计县城有5000人，是一大市镇。①据光绪初年《获鹿县志》“地理志”，全县199村镇，31846户，176021口，人口亦约为栾城之1倍。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等，经济作物主要也是棉花。1866年9月，西教士威廉姆生行经获鹿，对其环境和物产有这样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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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近获鹿的路上，见到树木葱茏，土地肥沃，棉花是大宗物产，很多地方有一群人在采摘棉花，薄暮时，全家老小背着棉花回家，景色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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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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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 in North China，p.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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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鹿显然是个繁荣的地方，以铁市场著名，还是各种砂铸炊具器皿的中心。它的外观使人想起英国的约克镇，但它并不生产铁，铁器来源是山西平定州、潞安府及盂县等地，获鹿只是商业中心，店铺里摆有许多平底锅、水壶等器皿。城墙不很规則，周长约三四里。地面不平坦，街道也高低不一，很多店铺有八九级台阶。城郊颇可观，最热闹的地区在城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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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西方使者从保定经获鹿进入山西的亲历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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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获鹿开始，就进入丘陵地带了。获鹿是华北的一处矿业产业中心。也许人们不知道中国的矿产资源是些什么；但从邻近地区运进获鹿的成千上万个新冶铸的铁锅、铁盆，你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印象了。长长一列人们——男人和孩子们肩上扛着装满这些铁制品的荆条筐，在山路上行进，的确是很艰难的。冶铸的器皿只有少数几种型式，冶模一定已很陈旧了。路上常遇到一长串的驴队，它们的背上装着两大筐无烟煤；这些煤在北京出售，每吨所值相当于12美元。煤在山西北部很多地方作为燃料，我听说那里的农民往往从他田地的山边挖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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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鹿的这些产业与山西有相当关系。山西平定州和盂县都与直隶相邻。1870年德国地家李希霍芬估计平定州年产铸铁十二三万吨③，销往获鹿的铁器必有相当的数量。获鹿县的农产品和煤、铁器具的，使其商业有一定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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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鹿县在光绪初年有集市17处：清中期原有8处，咸丰、同治时期新增集市9处④，均每旬2集，集市数大大超过栾城；即以人口、地域平均，其密度亦超过栾城工倍有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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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lexander WiUiamson，Journey in North China，pp．278—280．
②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New York：C．Seribner’s Sons，1902)，pp．38—39．
③;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史资料》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4—145页。此为对李氏估计数的修正数。
④; 光绪《获鹿县志》中“市集”篇载全县集市17处，而“村社”篇在“龙贵社”16村中，除“市集”篇原列的寺家庄、东尹村两处注有集市外，还有高迁村、东平同两处集市，这样合计就有19处。但高迁、东平同都注为三、八集，与“市集”篇原注明有集而距高迁、东平同不远的东尹村三、八集相同。疑“村社”篇所记有误，此处不取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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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干集市所在之村镇，如五、十有集的赵陵铺，道光年间有162户，878口，其中店铺24家；三、八有集的于底村，咸丰年间260户，806口，店铺46家；二、七有集的南郗马村，道光年间有266户，1166口，店铺17家；一、六有集的永壁村，道光年间194户，808口，店铺5家。这些集市都有了一定的固定商业。光绪《获鹿县志》不记村镇人口，但记县城有城内和东、南、西三关的街道数，以西关有5街为最多，其他均为3或4街。嘉庆年间，西关有192户，1133口，铺户68家①，则县城内和三关的铺户至少当有一二百家甚或更多。光绪《获鹿县志》编者于“市集”篇论曰：“获鹿地当孔道，百货齐集，尤盛于他邑”，与此可互相印证。
获鹿县之西为与山西相邻、位于太行山中的井陉县。井陉在众山盘旋中西有固关，东有土门，是山西入直隶的要隘，其地势有“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之险，乃韩信背水一战破赵之地。井陉虽为山区，而地势四面高，中间凹平，县城之南有来自山西的绵蔓河经过，至微水镇附近有亦源自山西的甘淘河来会合，人滹沱河。此两河有一定的灌溉之利，故虽是山区，亦有相当之农作，但山田薄壤，生计艰窘，仍须依靠多种途径以谋生。所谓“农无旷土，积粪多方；冬月人山而樵，日无宁晷。”“士苦于贫乏者多，故耕读兼营。”井陉地下藏煤颇富，乡民“向靠驮煤营生，家畜驴头，每日出里巷，无论老弱，背负大煤一块，赶驴一头，约可驮煤百斤内外……每站三四十里，每头每站脚钱不过四五十文………雇驴贩煤亦属贫民，……自关门贩至获鹿落行，每百斤煤不过值钱五百内外，驴头已换四次，山路已逾百里。”贫民驮煤人市，多为正定县所需。又山石绵亘之处所生杂木，“民之业兹土者，无以供